法与意

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书论都讲究法与意的统一，虽各有其特殊性，又彼此有沟通处。王羲之在《启心章》中云： “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过： “意存笔先，画(书)尽意在。”陆机论文则云：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综合起来说便是： 先行立意——以意使法——法为意用——法意统一。这是它们较共同的地方。从这一基础出发，研究书论中法与意的辩证法就有了较高的立足点。
学习书法，既要师法古人，又要自抒心意。黄庭坚曾如是说： “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山谷文集》)灵府无程，即无其心志、意趣、胸襟也，纵有钟王之法，仍是一种效颦而未入西施奥室，不可能有自己的面目，而终为奴书。颜真卿可谓是位立意高远者，学右军而能自成一家。清王澍曾赞曰： “世称颜书，多以雄劲题目，不知其变化乃尔。人不自立家，不能与古人惟肖。颜公能打破右军铁围，故能为右军适嗣。有志临池者不可不知此语。”(《虚舟题跋·唐颜真卿送刘太冲叙》)清冯班《钝吟书要》也说得好：“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所谓本领，只是规模古人，然须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虽欲博涉诸家，然须得通会，不可今古杂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米元章书如集字是也。”可见必有法又有心意，才能称为真正的书法。
创作一幅书法，临摹一幅书法都要讲究意在笔先。王羲之说过： “夫欲学书之法，先干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笔势论十二章·启心章》)朱和羹也说：“意在笔先，实非易事。穷微测奥，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缩攒捉，细心体认，笔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谓意在笔先也。”(《临池心解》)意在笔先，才能下笔时以意使法，法为意用，纵横潇洒！
然而又贵在无意，贵在有意无意间。明孙鑛在《跋柳诚悬书兰亭诗文》里说：“可见作字贵在无意，涉意则拘，以求点画外之趣寡矣。”既云 “意”之重要，又谓贵在“无意”,岂不矛盾？其实不然，这正是用“意”的辩证法，即既有“意”又不拘于“意”,而是在作品中自然流露，若有意而又无意，以在有意无意之间能时出新意为贵。王世贞就说过： “子昂大书不如小，楷书不如行，丰碑大碣螭首龟趺，要多非其至者，须于闲窗散笔，有意无意间求之耳。《赤壁赋》刻之江右王邸中，间亦有金错刀法，虽潇洒纵逸，而不乏矩度，与苏轼俱变体之佳者。”(《弇州山人四部稿·赵子昂杂帖》)这就是一种有意无意间将法与意统一了起来。
法与意的最高境界在于通灵，张怀瓘《书断》中激情洋溢地描述过这种境界： “及乎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虽龙伯系鳌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图应箓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鬼出神入，追虚补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
若从书学史上各时代论，又各有特点。如所周知：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然而并非法、意相违，而是各具特点的法与意的艺术处理。冯班《钝吟书要》中说：“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晋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晋、唐、宋在书法中的意法辩证统一，各具时代面貌，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典范。
若从技法细部论，这方面又有极丰富的阐述。论字，逸少说：“作一字须数种意。”只要看一看《兰亭序》中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新理异态，自然佚出，真可以想见王羲之窥见了天地间万物构成的秘密，从而驰思造化，妙手得之。
以书体论之，刘熙载有说： “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与篆隶正书之意法，有对待，有傍通；若行。固草之属也。”(《艺概》)作为最能抒写情志的草书，意法的艺术处理需要高度的艺术修养才能达意法辅成，否则则意法相害也。
以书家风貌而论，姚孟起在《字学忆参》中颇有研究：“欧书貌方而意圆，褚书貌柔而意刚；颜书貌厉而意和。”意——法——貌，模式一个，而欧、褚、颜的意、法、貌不同，从而风格各异，各具丰采。
意与法有一个中介关键即是笔，故有笔意、笔法等说法，意与法的辩证统一要经由笔，要我顺笔性，笔具我法，法随意远，意顺我心，从而通过这支笔，融洽了意与法。书法之妙处，从此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