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以士兵为主体的武汉新军在武昌举行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为“九省通衢”,交通便利，系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新式教育都比较发达。它既是列强侵华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重心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清政府派驻此地的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是南方各省新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新军采用西法操练， “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精通者更好”。科举停后，“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人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已经成为一种风气”①。曾在二十一混成协当兵的同盟会员陈孝芬回忆说：“我是一九○五年在黄破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②这些新军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比较贫穷，军营生活又很艰难，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首义前夕，由于长江中游连年水灾和铁路收归国有的刺激，湖北社会已处在极度的动荡之中。此外，革命党人多年来一直在新军中活动，1904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创建了科学补习所，尔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二十多个革命组织。至武昌起义之前，逐渐会合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他们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据统计，1911年时，湖北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革命目标一致，但彼此间也有一些区别。文学社是承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而来，其领导成员绝大多数为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时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活动，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骨干分子主要有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胡玉珍、宋裕昆、彭楚潘等。共进会本部成立于日本东京，其在湖北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初时，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受挫后才把重点转向新军，尤以在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实力最强。骨干分子主要有孙武、刘公、邓玉麟、张振武、杨玉如、杨时杰、熊秉坤、蔡汉卿等。
广州“三二九”起义给湖北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随着同盟会工作重心向长江流域的转移，革命党人加紧了行动的步伐。谭人凤说过：“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武汉闻风兴起，督抚纷纷逃遁，非即因此振其气，而夺其魄耶？”③随即爆发的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湖北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三镇一夕数惊。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预示着革命暴风雨的即将来临。
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成为迫切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和酝酿，两社实行统一行动。在两个团体商议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已于7月31日在上海成立，推谭人凤、陈其美、宋教仁等为负责人，确定了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策略。无疑，这对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文学社和共进会实现联合后，立即派居正、杨玉如为代表赴上海，邀黄兴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因胡瑛也托人带信给宋教仁，力言湖北准备尚不完善，不能冒昧从事，使宋教仁、谭人凤等对居、杨二人的陈述疑信参半，未能立即前往。但形势的发展已难以等待，新军的陆续外调加强了武汉革命党人的紧迫感。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起义。会议推选出了军政府的组成人员：总理：刘公；军务部：孙武，(副)蒋翊武；参议部：蔡计民， (副)高尚志、徐达明；内务部：杨时杰，(副)杨玉如；外交部：宋教仁，(副)居正；理财部：李作栋，(副)张振武；调查部：邓玉麟，(副)彭楚藩、刘复基；交通部：丁立中，(副)王炳楚④。会议还决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专管行政，刘武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议处理”。但“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⑤。会议确定了总动员计划，明确了各标、营、学堂的任务，具体是：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于武胜门外塘角放火为号，同营炮队占领凤凰山炮台及青山；第八镇之兵营攻占楚望台军械库、中和门，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及时响应，会合工程营进攻督署；南湖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入城后亦会攻督署，马队第八标一部分警戒城郊，一部分入城任传骑队；八镇步队第三十一标及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进驻蛇山，掩护炮队；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攻占武胜关，另一部攻占龟山；宪兵队彭楚藩担任侦察官方及各军队情况，邓玉麟、杨宏胜则负责担任各部队联络。另又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照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这是关系到武昌起义全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尔后，起义军总指挥部突然遭到破坏，各部队间消息隔绝，但仍能协调地配合行动，大体上实现了预定的目标，显然同这次会议的周密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正当起义在积极准备之时，发生了南湖事件。起因是南湖炮队八标三营左队士兵汪锡九、梅清福请长假离营。9月23日晚，同营士兵赵楚屏、霍殿宦等为他们设宴饯行。席间行令劝酒，慷慨悲歌。值日排长刘步云前来干涉，遭众人抢白。翌日，管带杨起风将汪锡九等人传到营部，跪受军棍，激起公愤。士兵们砸毁营房玻璃、家具，从炮房中拉出大炮，并前往库房夺取弹药。但因没有炮门撞针，又未能砸开库房取得炮弹，只得弃炮而走，向孙武、邓玉麟等人报告事变经过。有人主张先发制人，于当晚发动起义，被刘复基制止。此事在各方面引起很大震动，湖广总督瑞澂急忙召集文官首县、武官管带以上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调右路巡防营三营来省驻防，派李襄麟为防卫督署指挥官，令楚豫、楚谦、楚材、楚有等兵舰夜间升火待命。同时还收缴各营士兵子弹，下令各标营提前一日过中秋节，八月十五宣布戒严，不准士兵外出。在此情况下，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改期于10月9日起事，同时催促蒋翊武、杨玉如、居正等尽快返鄂。
10月9日中午，孙武和潘善伯等在汉口俄租界定善里14号内装配炮弹，适值刘公之弟刘同吸烟而人，烟灰余烬引起炸药爆炸，孙武烧成重伤，被人送往医院。在场诸人本拟将重要文件和名册拿走，但管钥匙者不在，打不开锁，故又在院内泼洒煤油，打算纵火灭迹。俄国巡捕闻火警而来，搜得制好的旗帜、印信、文告以及党人名册，刘同和刘公之妾以及亲友等数人被捕，并立即引渡给清政府。审讯中刘同叔嫂不禁酷刑，供出了革命党人的机关所在和活动情况。瑞澂立即下令紧闭城门，调集军警分布街巷。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事搜捕，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蒋翊武于当日上午从岳州赶回武昌，与刘复基等人商议后，乃于下午5时发布起义命令：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一齐举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记，按规定目标发动进攻。但负责通知南湖炮队的邓玉麟没有将命令及时送到，南湖炮声未响，其他各队不敢贸然行事。小朝街机关部也由于刘同的招供而遭到军警的搜捕，蒋翊武虽然逃脱，但刘复基、彭楚藩等数人被捕，武昌起义顿时失去了总的指挥枢纽。
10月10日晨，刘复基、彭楚藩和稍后被捕的杨宏胜相继被害。瑞澂自以为破坏了起义机关，熄灭了革命烈火，他在向北京朝廷的电报中称：“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⑥但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际，积聚已久的地火终于喷出了。
10月10日晚8时后，武昌起义爆发。城内首举义旗的是工程第八营。该营在湖北新军中成立最早，战斗力较强，当时又全营留在武昌。革命党人在该营早有活动，科学补习所的活动即发源于此。当时，党人占该营士兵的四成，秘密组织较为健全。熊秉坤是工程营革命党人的总代表，共进会员，在士兵中素有威望。10月9日，邓玉麟曾到此传达起义命令，并一起拟定了起义的办法，因南湖炮声未响，未敢轻率发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传来后，熊秉坤即召集各队代表布置起义，并与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等洽商了发难计划，同时和二十九标的蔡济民约定，晚间点二道名时，由工程营鸣枪为号，立即起义。
是日晚，准备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营内。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哨时，发现三棚士兵金兆龙、程正瀛等臂缠白巾，持枪而待，便厉声斥问：“汝辈造反耶？”并上前扭住金兆龙，喝令护兵“逮捕”。金大呼：“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当即用枪托猛击陶的头部，陶负伤外逃，程举枪射击，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全营士兵听到枪声后立即持枪而起，呼啸出棚。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等起来弹压，当即被士兵击毙。熊秉坤即刻鸣笛集合，率队直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军火。途中，左队的马荣、罗炳顺等送来消息，楚望台党人听到枪声后立即响应，已逐走监守官李克果等人，控制了军械库。
继工程八营后，二十九标、三十标和测绘学堂的学兵也陆续赶到楚望台集结。熊秉坤遂以总代表名义进行指挥，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布置守卫楚望台和进攻总督府的战斗任务。但来自各队的士兵秩序混乱，使熊秉坤的指挥颇感困难。熊在军中系一正目(相当于班长),“中国久处专制压迫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阶级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这时，巡哨士兵发现了躲藏在库房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要推其为总指挥。吴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有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在士兵中很有威望，当晚也负责守卫楚望台，士兵起义时避匿于库房。熊秉坤和各队代表商量，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督的地位。
起义军进攻的首要目标是总督衙门，“因为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若不攻克总督署都要杀头的，所以革命党人那时只想要胜利。”吴兆麟命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命程国贞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则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午夜时，进攻督署的战斗打响，前进不久即为敌人火力所阻。稍停顿后，起义军发动第二次进攻，各标营人马全部出动，炮八标也在中和门、蛇山等处布好阵地，炮击督署，因当夜阴雨，不能准确地测定目标。蔡济民等来往督署附近的商店，说服商民，将所存衣被用煤油浇灌后点燃，“霎时间，火光烛天，目标极其明显”……⑦。炮队威力大增，督署几乎被轰成一片废墟。瑞澂一面责令张彪固守，一面命人在署后围墙上凿穿一洞，仓皇钻出，逃往停泊江面的楚豫号军舰。午夜2时余，起义军发动第三次进攻，守敌退至督署大堂顽抗，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反扑。关键时刻，熊秉坤、徐少斌等率敢死队进抵辕门，纪鸿钧、王世龙携带煤油等引火物，冒死跃登门前钟鼓楼纵火，饮弹牺牲。但火光照亮了署前的旗杆顶，蛇山和凤凰山炮兵辨明目标，连连发炮，蛰伏大厅的残敌四散逃窜，第八镇统制张彪率辎重营残部渡江退守，起义军占领督署并完全控制了局势。清晨起来，十八星大旗高扬于黄鹤楼上，“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士兵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翌日，与武昌隔江相对的汉阳和汉口相继光复，武汉三镇已完全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使革命党人在建立政权问题上准备得非常不足。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与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远在国外，至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能赶回国内。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或受伤，或牺牲，或被迫逃出武汉，吴兆麟也显然不足以号召了。而且大多数普通革命党人在政权问题上的认识还非常幼稚，认为所要打倒者只是满清政府，只要将其推翻，凡是赞成民国的人皆可为兄弟。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谘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⑧。又由于要建立的是军政府，人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⑨正是在此情况下，当11日上午革命党人在阅马场谘议局商议建立军政机构时，一些谘议局议员和旧军官推举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出任都督，并且得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
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几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1906年升任协统，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对士兵比较宽厚，对湖北保路运动曾表示同情，因此博得不少新军士兵的好感，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但他是反对革命的，武昌起义时，他坐镇第四十一标第三营，阻止士兵响应。革命党人周荣棠前来送信，约四十一标会攻督署，立即被黎元洪杀害；共进会员邹玉溪听到枪声后夺门而出，也遭其手刃。直到炮八协入城向该协发炮，他才慌忙逃避到黄土坡的该协参谋刘文吉家中，不久被起义军士兵搜出送到谘议局。但其仍不愿就任都督，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是时，黎面色惨白，张皇失措，众即言举黎任都督，用都督黎名衔出示安民，要黎承认。黎畏缩舌颤曰： ‘莫害我，莫害我。’翊东见黎坚不肯认，手柄长枪示之曰：‘你做满清这大的官，应该杀的。我们今天不杀你，反举你做都督，你还不干。你这生成的奴性，还想戴满清的红顶子，我把你杀了，再来举人。’黎益瑟缩不语，在场者均色变，群起阻止，哄声言曰：‘不要放枪。’翊东乃又曰：‘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把告示用都督黎的名衔张贴出去就是了。’于是将告示贴出。置黎于楼上一室内，以执戈者守之。”(10)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等人旋即组成谋略处，决定：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告全国；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负起实际领导责任。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愿意让湖北立宪派首领、谘议局长汤化龙担任总参议，湖北军政府遂宣告成立。黎元洪、汤化龙等取得了军政要职，一批投机的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也相继跟随进了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武汉三镇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武汉民众“莫不表同情于革命。……国民之盼望胜败消息者，无不急如饥渴，闻民军胜利额首相告，互相庆幸”。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黎元洪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在其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之后(11),他对充当湖北军政府都督越来越感兴趣了。10月14日，立宪派人物汤化龙与黄中恺起草了《军政府暂行条例》,力图使黎元洪能包揽大权。尔后，又利用初到武昌的居正希望加强军政府职能的心理，动员其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16日，革命党人在谘议局召开会议，居正冒称《条例》为同盟会东京本部所拟，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共计6章24条，其最大的特点是都督统辖军政大权。都督府下设军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务部，直接受都督之指挥命令。凡发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 “均属都督之大权”。军政要务，则“由都督召集临时军事参议会或顾问会议决施行”(12)。而所谓临时军事参议会或顾问会，只是都督临时的谘询会议，且只有在都督认为需要时才能召开。此外，都督兼任总司令，握有绝对指挥权。这样，就使黎元洪“合法”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条例》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民政并立。民政部扩大了权限，更名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等七局，汤化龙任部长。随后确定的各部职员中，革命党人只得一个部长职位，而政事部所设七局首脑则全系立宪派人物。《条例》撤销谋略处，首义功臣蔡济民等未予安排，原被预定为军政府总理的刘公，只被任命为并无实权的“总监察”。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也都没有固定的实权职务。这样，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军政府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为发动起义和组织军政府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党人却反变成了配角。
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所作所为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的提议下，革命党人再次集会，改订了《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清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政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军政府设立稽查员，负责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13)。《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处是取消了立宪派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除文书局外均改称为部，各部之中都新增了革命党人，只给汤化龙留下了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这就暂时挫败了旧官僚和立宪派的窃权阴谋，并在一定时期内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将黎元洪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对于推进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使列强和清政府极为震惊。列强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于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政府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重兵南下，10月14日又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为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以“足疾未痊”为由推却，直至清政府委其为钦差大臣，授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才肯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大量集结于汉口地区的刘家庙，湖北军政府决定反击，武汉保卫战随之拉开序幕。保卫战由汉阳战役与汉口(又称夏口)战役组成，一般称之为“阳夏战争”。
战争爆发时，湖北民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四万人，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手持刀矛助战。19日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市区张灯结彩庆祝。27日，袁世凯命清军猛烈反扑，刘家庙复陷敌手。翌日，革命军退至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烧了三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一片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黄兴临危受命，就任战时总司令。但由于处处受到黎元洪的牵制，号令难以下行，指挥不能如意，终于导致了战事的失利。1 1月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汉阳又告陷落。历时月余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革命党虽在阳夏战争中失利，但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评曰：“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能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尤可虑者，清之故吏与夙将，都无人格可言，无思想可言，遭时扰攘，翻云覆雨，今日独立，明日取消，山东孙宝琦其明证也。故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虽曰民众心理，早已趋向独立自由，故清廷无所寄，而不得不土崩瓦解。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14)
事实正是如此，武昌起义为全国人民树起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辉旗帜，暴露了清军残暴而又虚弱的本质，使清政府进一步陷于孤立和瓦解的境地。阳夏战争则吸引了清军的大部兵力，使清政府顾此失彼，对各省起义的发动是极大的支援，对促进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昌起义后的一个多月内，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并最终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