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鉴赏、赏析和解读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

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

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燋卷无芳津。

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



“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

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

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

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倖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隶饜肥豚。

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

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

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如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

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

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

彩旂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

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

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



“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

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

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

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

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

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柚，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欠衣裳单。

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

行人攉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

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

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饜八珍。

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

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问。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

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

　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额出鲜血，旁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李商隐是富于正义感和政治抱负的诗人，对于古今政事十分关心，急欲施展身手，有所作为。当他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考中进士之后，进取之心更为迫切，对前途充满希望，在还乡报讯时欣喜地写道：“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商於新开路》)但就在这年冬天，曾训导扶持过他的山南节度使令狐楚在兴元 (今陕西汉中)住所病重去世，李商隐前往探视并料理后事，在往返途中清楚地看到了动乱、凋弊的社会现实，犹如在灶膛里添了一把柴，使他匡世济民的愿望更加热切；又好似兜头泼来一瓢凉水，使他对当朝政事历史的认识更为清醒。强烈的忧愤和深宏的抱负，急欲向世人倾吐。于是，在返京途中，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西郊，即长安西郊。

全诗长达二百句，以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括写唐朝建国初年直至行旅近期的政治风云和民间疾苦。自开篇至“及门还具陈”，是旅程所见，真切地刻划了乡村的残破和乡民的寒苦；自 “右辅田畴薄”至“此地忌黄昏”，是旅程所闻，记写乡民的口述；自 “我听此言罢”至“此言未忍闻”，是旅程所感，抒写自己的治国主张。对这种结构安排，前人早有所评。屈复注云：“一段叙长安乱后景况；二段遗民述乱之始末；三段感慨结。”姚培谦注云：“起手十六句(按： 应为十八句)，直叙行次西郊时目击萧索气象。自 ‘及门还具陈’以下，直至 ‘此地忌黄昏’，皆从居民口中具述开元至开成年间事，总是致此萧索之由。自 ‘我听此言罢’ 至末，乃自叙作诗之意。”这种构思比较平实，但便于驾驭长篇，纵笔洋洋洒洒，读来却层次分明。

第一大段述所见，是全诗的缘起。诗人继承了我国古代以诗为史的传统，自觉地以史家的笔法落墨。首四句记行止，便写得准确而实在。”蛇年建丑月”，写行旅的时间，即开成二年十二月。该年干支为丁巳，乃肖蛇；夏历以正月为建寅，上推十二月为建丑。“我自梁还秦”，写行旅的路线。梁，州名，治所在兴元；秦，指长安。“南下大散岭，北济渭水滨”，即自南坡走下大散岭，由北面渡过渭河。中八句写自然景物，大意谓当年是暖冬，且天气干旱，郊野不见冰雪，草木枯槁卷缩，田园荒芜，灌木丛生，农具弃置道旁，耕牛饿死空墩，入目一派荒凉。“槲枥(huli)”、“荆榛”，泛指野生杂树。后六句，写乡民的贫苦。“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乡村人烟稀少，一片残破；“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乡民以泪洗面，衣食不周；“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生动地摹写出乡民有话不敢说，但又压抑不住满腔感慨，始则畏人相问，继而滔滔陈述。这两句既结束前文，又引发后文，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一大段。

第二大段述所闻，是全诗的主体。全诗一百韵，首尾计17韵，中间为83韵，可见本段系全诗的重心。仔细推究起来，乡民未必会作如此的长篇大论，实际是作者将自己的满腔心思，借乡民之口来作表述。然而，不作直接述写，并非有意做作，而含有采录民间言论上致朝廷的用意，正是古代史官的记言之体。

本段内容，是在记述满目萧索的破败景象之后，回顾本朝历史，探究动乱由来，从唐初贞观年间，一直写到作者行次西郊之时，可大致分为六个层次：

至“征入司陶钧”前为第一个层次，回顾初唐时期人民安乐丰裕的生活情景，并总结其原因。“右辅”，即京都西郊；“斯民”，即当地居民。前二句是说，西郊土地贫瘠，乡民生活并不富裕。“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是对唐朝前期社会生活图景的括写，意谓这里虽非鱼米之乡，但过去可以称得上是一片乐土，这全仰赖地方官能施仁德。“官清”、“吏善”两句，承“所赖牧伯仁”，谓其清正亲善；“生儿”以下六句，承“伊昔称乐土”，具体描述乡民之安居乐业。“况自”后四句，总结唐初社会安定的历史经验，指出这完全在于用人得当：第一点，重用文人；第二点，考察治绩，选任贤明的地方官到中央执政。“司”，操作；“陶钧”，制造陶器的转轮；“司陶钧”，即用制作陶器比喻治理天下。典出 《汉书·邹阳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

至“渐见征求频”前为第二层，追述开元年间政纲开始紊乱的风云变化。“隆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是对上一层次内容的承转，也是对本层次内容的括写，意谓安乐的局面延续到开元年间，朝廷出现奸臣，开始改变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经纶”，整理蚕丝，喻指治理国事；“挠经纶”，即干扰朝政。以下着重写李林甫和安禄山二人如何乱政。“晋公忌此事” 至“椒房抱羌浑”，写李林甫的奸狡。“晋公”，指李林甫，他在开元二十五年被封为晋国公。“忌此事”，指不愿遵循“命官多儒臣”和“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的用人政策。史载，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权位，生怕文人擢升后有入相之资，建议“专用蕃将”，此即“多录边将勋”之所指。“因令”而下，历数李林甫改变用人政策的后果：凶猛专断的武将，直接掌管了统治百姓的大权；他们专恣自用，使得许多官吏的任免不再由皇帝决定；那些弄权的倖臣和帝戚，在人事任用上纵意妄为；老百姓饱受苦难，权臣家中的奴仆也作威作福；甚至皇上的亲骨肉也不得保全，尊贵的后妃竟认异族武将当干儿子。“中原困屠解”，是说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被视作牲口一样任人宰割。“屠解”，朱鹤龄注云：“言视民如牛狗，屠之解之。”“奴隶饜肥豚”，是说权贵的家奴也奢侈腐化。“饜”，饱足；“肥豚”，肥猪。“皇子弃不乳”，指李林甫谗杀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等；“椒房抱羌浑”，指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椒房”，后妃的居处，代指后妃。“重赐竭中国”至“渐见征求频”，写安禄山的跋扈。“重赐竭中国”以下八句，极写安禄山权威之重，兵力之强，牒报之速，气焰之盛。“指顾动白日”以下十六句，铺写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极度崇信。“动白日”、“回苍旻”，喻指安禄山对唐玄宗的巨大影响。“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写安禄山对朝中大臣的轻蔑专横，这与他对皇帝的莫大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大朝会万方”至“坐在御榻前”，写唐玄宗待安禄山的破格礼遇。史载，“帝登勤政殿，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崇。”(《新唐书》)“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意谓凡触犯安禄山的，都难逃一死；凡阿谀安禄山的，都能获得高官。据《新唐书》，“人告发者，帝必缚与之”，此即“忤者”必遭杀戮之由；又言“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中郎将二千人”，此即“附之”必升高官之证。“华侈”以下四句，写安禄山的骄矜难驯。“华侈矜递炫”，写他贪得无厌地追求豪华奢侈；“豪俊相并吞”，写他肆无忌惮地扩充个人势力。“因失”二句，则述写唐玄宗笼络手法的失效，对安禄山越是宠幸退让，他的野心越是膨胀，需索勒求更加频繁。本层次所写，既翔实繁琐，又重点突出，抓住李林甫、安禄山一文一武两个典型，即括写出开元年间政事的紊乱和奸邪的嚣张。

至“人去豺狼喧”前为第三个层次，写安禄山叛乱后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奚寇”，指叛军，史载，“禄山养同罗、奚、契丹八千余。”“挥霍”，动作迅疾貌。“如天翻”，指叛乱对天下的巨大影响，史载“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列城”以下四句，写叛军进击迅猛；“大妇”以下八句，写一般百姓在战乱中的生离死别；“廷臣”以下四句，是讥诮官员的无能和胆怯；“玉辇”以下四句，写皇帝的南逃。“玉辇(nian)”，皇帝的车；本句指唐玄宗车驾奔蜀之事。“遘”，遭逢；“云雷屯”，指灾难。《易·屯》：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卦雷下云上，即刚下柔上相交接而生灾难。“逆者”以下八句，又折回来写叛军。紧承“云雷屯”这表示灾难的卦象，具体地刻划了官军覆没、百姓逃亡的动乱惨状。“逆者问鼎大”，已叛变的藩镇图谋篡夺全国政权；“存者问高官”，尚未叛变的藩镇趁机向朝廷要挟求官。“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意谓各地拥兵自重的将领之间，互相刺探情报，以决定是归附叛军还是依从朝廷，究竟谁可靠谁不可靠令人难以分辨。枭，枭鸟，喻叛军；鸾，鸾凤，喻官军。“千马”、“万车”，写平叛官军惨遭败绩；“城空”、“人去”，写广大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层，自下而上地将百姓、官员、皇帝在战乱中的遭际作了生动的述写，具体地反映了朝政紊乱造成的恶果。

至“人稀役弥繁”是第四层，述写安禄山叛乱后国势的恶化。由 “南资竭越吴”至“高估铜与铅”，写中央政府财政窘困。“竭吴越”与“失河源”对比，意谓朝廷收取资费的地区越来越小，当地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吴越”，指东南地区；“河源”，黄河上游的河西陇右一带。“竭吴越”，加重对吴越地区的榨取；“失河源”，丧失来自河源地区的财赋。当时，河源地区已陷于吐蕃。“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意谓朝廷失去河源，好比左、右两个藏库失去一个，自然要感到困难。“如人”等四句，是以人失去右半身为喻。“列圣”以下四句，意指河源地区的失陷，乃是因向吐蕃等少数民族借兵平叛带来的后果，虽然大吃苦头，也不好发作。“列圣”，指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几朝皇帝。“万国困杼柚”以下六句，具体写财政危机的窘况。“杼柚 (zhuzhou)”，织布的器械，代指经济活动；“万国”，泛指各地。“万国困杼柚”与“内库无余钱”对举，意谓从地方到中央都感到财源匮乏。“健儿”，指军士，意谓因财政紧张，官军也不得不忍饥受冻。“高估铜与铅”，即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据《新唐书·食货志》云：“(德宗时)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盪(镀) 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由“山东望河北”至“所望大体全”，写中央政府政令受阻。“山东”以下四句，说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受中央节制，致使朝廷眼巴巴地瞅着，却无暇顾及。“山东”，指华山以东；“河北”，指黄河以北。“行人”以下四句，说朝廷的政令无法实施。“攉行资”与“税屋椽”，是朝廷的两项财政改革措施，即收行商税和房产税。据《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九月“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贾”，四年六月“初税屋间架除陌钱”。“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意谓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但不接受朝廷政令，从中“作梗”，而且大动干戈，公然叛乱。“临门”以下八句，说朝廷对藩镇不得不采取对付外族的手法，又打又拉，对势力较大者奉送中央的官职，对势力较小者能铲除就铲除，根本不敢指望他们忠心，只求不致叛乱便行。羌零(lian)，羌族与先零族；“直求”，岂求。“巍巍政事堂”至“人稀役弥繁”，写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巍巍”二句，是说当政者贪得无厌；“敢问”二句，是说当政者奸滑敷衍；“疮疽”二句，是说当政者怯懦无能；“国蹙”二句，是说当政者毫无治绩。“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以村民的口吻，向诗人提出个设问，实际是说，当政者只想贪财，不想办事。“下执事”是谦词，即客气地称呼对方。“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意谓管理的地盘越来越小，赋税自然越来越重；治理的人口越来越少，劳役自然越来越多。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据《新唐书·食货志》：“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可见在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之后，社会仍一直未能安定下来，百姓自然未能富庶安康。本层由外而内，将边地、藩镇、中央的情况都作了述写，真切地反映了战乱后的社会现实。

至“但欲死山间”为第五层，写甘露之变的祸害。自 “近年牛医儿”至“列若猪牛悬”，述写郑注等人躁进少谋，取祸自戮。“牛医儿”，出身低贱的小辈，《后汉书·黄宪传》：“(宪)父为牛医。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惘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这里借指郑训，因他依靠医药之术取得文宗的信任。“城社更攀援”，“城社，即城狐社鼠，喻指郑注依靠文宗宠信，攀附援引，结党营私，实际暗指其勾结李训。“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写郑注就任凤翔节度使，凤翔位于长安西面。“盲目”，对郑注的诋毁，因其“貌寝陋，不能远视”，即患有近视症。“乐祸”以下六句，写郑注得意忘形，得罪了宦官，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党杀害，头颅悬于兴安门示众。“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当时李训为相，与郑注合谋除去宦官势力，但李训又害怕郑注分功，独自谎称左金吾厅事后，天降甘露，打算趁文宗出宫时诛杀随行宦官，被宦官仇土良等发觉，捕杀李训及大臣王涯、王璠、舒元舆等，并密令凤翔监军宦官张仲清诱杀郑注。当时，宦官率监军大肆杀戮，史载：“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万，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李商隐虽然不满宦官专政，但对李训、郑注的轻举妄动也深为不满。前述诗句虽仅叙及郑注，但也包含对李训的批评。“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即批评他们生前狂躁偏狭，多所斥逐，被人们畏惮；因而，他们身死之后，也没有多少人可怜他们。但对株连被杀的官员、百姓，诗人是极为同情的，“凤翔三百里”以下十句，便述写西郊人民在事变中遭受的苦难。事变后，宦官“诏削夺注官爵……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资治通鉴》)陈君奕率领禁军出镇凤翔时，沿途扰民，给西郊居民造成严重的灾祸。“黄巾”，黄巾军，旧时被诬为盗贼，“兵马如黄巾”，是说出京的官军犹如盗贼一般。“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是说乡民因官军的贪婪勒索而惊骇，只得扶老携幼外出逃亡。“供亿”，供给安顿，唐代公文习用语，承上句“军牒来”而言。“扳牵”，相互牵挽。“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这几句描摹乡民出逃时的惨状： 还不会笑的幼儿被丢弃，已不能引起怜悯；逃到哪儿去也来不及选择，只要能躲开官军就行。官军之惨暴，由此不难想见。“孩”，小儿笑；“未孩”，还不会笑。“所适”，所去的地方。本层写甘露事变，只集中写郑注以及取代郑注的陈君奕，主要是着眼于“西郊”地区乡民的遭遇，故仅仅写与京西凤翔有关的人和事。诗人心思的细密，笔墨的严谨，实不应轻轻放过。

至“此地忌黄昏”前为第六层，写近年京西治安的混乱。“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意谓离甘露事变已过去三年，京西又遭受了旱灾。“甘泽”，甘霖“不及春”，指春天无雨。后文也写到“旱久多黄尘”，而诗一开篇即已写到“草木半舒坼……燋卷无芳津”，早已渲染出西郊的旱象，可见开成二年京都的确大旱。史载“开成二年四月乙卯，以旱避正殿”；“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闭坊门。”兵乱之后又降天灾，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于是有人铤而走险，成为“盗贼”。“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即为实录。“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是说“盗贼”多是缺衣少食的灾民，不解决他们的温饱，光督促地方上的治安官员，甚至把他们抓来杀掉，也不会有多大作用。“节使”，节度使，指高官；“亭吏”，即亭长，地方上主管捕贼的小官。“咫尺” 以下六句，是说往来巡查的官兵，也常任意射杀行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是全部谈话的收束语，意谓： 有辱客人听我细述本末，请您不要再耽搁时间了；但在上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在黄昏时赶路。“郿坞”在今陕西郿县北；“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县东。“忌黄昏”，指不宜在黄昏后出行，因路上不太平，不论碰上“盗贼”还是“官巡”，都有遭劫的危险。以乡民的叮嘱结束谈话，既亲切有味，又含有深意，如此善良的乡民，讲述的内容自然真实可信。

第三大段述所感，是全诗的意旨所在。“我听此言罢”至“君前剖心肝”，抒写自己剖心沥胆的忠诚意念，表示愿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献给君王。“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这四句，便是诗人的政治见解——国事的安危，在于用人问题。“举一会”句，引士会的典故。《左传·宣公十六年》：“(晋景公) 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意思是说，一个贤臣执掌国事，天下定会产生巨大的反响。“系人不系天”，意指治理国家不靠别的，靠的是人才的选任。“叩额出鲜血”至“此言未忍闻”，则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命运，作了悲观的预想。大意是说，尽管我叩额出血，泪洒金殿，但皇帝深居宫禁，难以听到我的呼声，当政掌权的，依然是不学无术的宵小，我所记述的言辞，连我自己都不忍再听了。“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是说当朝的文臣武将，全都不称其职，“使典”，指胥吏之才，“尚书”泛指高级行政官员。“厮养”指宦官，他们不过是皇室家奴，但却掌管了军权。有人广征博引，想坐实“使典”、“厮养”的影射对象，如程梦星注云：“使典、厮养所指，盖仇士良以内侍监知省事，故曰 ‘作尚书’；又为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故曰 ‘为将军’ 也。”其实，诗意乃泛指朝廷用人不当，不必拘泥具体所指。“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中的“此言”，即诗中转述的乡民所言，“未忍闻”是说“此言”不能上达君王，说了也是没用，所以自己不忍再听，以免勾起满腔忧愤，并不是说其他人不愿意听。冯浩注云：“将相皆非其人，慎勿再为此言，我真不忍闻也，正见诉之不尽。或谓尚书、将军不忍闻之，误矣。”以上是就全篇而说。如果单就本段来说，“此言”则是关于政治主张的一种意见，即诗中的“昔闻”与“又闻”，意谓自己信奉的主张也不过是空言而已。然而，“未忍闻” 者，正是内心极端崇信的“此言”，越是说不忍心听，越显得内心忧愤的深重。全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尤以本大段最为强烈。

诗人的政治主张，即贤人治国论，实在算不上高明，即使在唐代，也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见解。但这种主张比较具体切近，虽未必能行得通，但的确有道义的力量。诗人自己是坚信不疑的，因而论及国运变迁时，处处紧扣用人问题。“伊昔称乐土”的盛世，是由于“所赖牧伯仁。”开元年间政局开始发生变化，则是因为“奸邪挠经纶”，并以李林甫的奸狡与安禄山的跋扈，具体述写了 “奸邪”的作为及影响。安禄山的叛乱与藩镇的拥兵自重，也是由于人为造成的恶果，即“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政令受阻，正反映出当政者的腐败无能。及至李训、郑注等与禁中的宦官们争斗，更因“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而引发惨不忍睹的“甘露事变”。郑注的无能和陈君奕的凶暴，给西郊乡民带来奇惨的祸殃。在总结这些历史教训后，诗人点明“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主张，实在是情动于中的肺腑之言。诗人的这番苦心，前人早有所领略，程梦星注即云：“逐段之中，皆以用人为主。如贞观之盛时，则言‘命官多儒臣’也，‘征入司陶钧’也；叙开元之事，则言‘奸邪挠经纶’也，‘晋公忌此事’也；叙建中之乱，则言 ‘谋臣拱手立’ 也，‘今谁掌其权’也；叙太和之变，则言 ‘盲目把大旆’也，‘树党多狂狷’也。此作诗之旨也。”通过追述唐朝开国以来二百余年的历史变化，探究兴衰原因，鼓吹贤人政治，正是全诗的主旨。

全诗眼界开阔，内容丰富，而且言必有据，秉笔直书，前人赞其 “可称诗史，当与少陵 《北征》 并传。” (何焯评)诗作的确摹拟杜甫的笔法，不但这种长篇排韵诗体承杜甫而来，连用词也多所仿效，如开篇“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句，正与 《北征》 开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相类。尽管在生动、精细方面尚不及杜诗，但其精神、气格已得杜诗精髓，其艺术工力，颇令人赞叹。田兰芳注云：“不事雕饰，是乐府旧法。唐人可比唯老杜《石壕》 诸篇，《南山》恐不及也。”冯浩注云：“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纪昀注云：“亦是长庆体裁(按： 谓其纪实兼有所讥刺)，而准拟工部气格以出之，遂衍而不平，质而不俚，骨坚气足，精神郁勃，晚唐岂有此第二手。”诗作最令人佩服的是诗人的胆气，在宦官当政、藩镇专权的政治现实中，竟然敢于直陈近事，无所避忌。前人对此也极为推崇。胡震亨曰：“天宝事何可复道，末及开成事，是近事，乃生色耳。”(《唐音戊签》)这种罕有的政治勇气，使诗作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量。纪昀即指出：“(我听)以下，淋漓郁勃，如此方收得一大篇诗住。”正是在这末一段中，诗人甘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上书进言的代价：“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诗人才写下了这篇长诗，追述历史，评论时事。诗人的本意，是探究理乱之源、 兴衰之本，并不是简单地录写见闻、回顾史事。因而，说它是一首纪史诗，不如说是政论诗，它以史证论，以论带史，是气魄雄伟、感情强烈的咏史论政之作。就这一点说，它实在比杜甫的《北征》 更为深刻一些，前人之作能与之抗衡的，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 了，只是《天问》探索的范围更广，直至追寻宇宙的生成、人类的起源。有人说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本体怀疑精神，过于实际，过于琐细。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胸怀广、见解深的哲理性大作家，屈原是这样的大诗人，杜甫、李商隐也堪称这样的大诗人。屈原与李商隐相比，究竟谁更高些，恐怕是一个不必要作答的问题。这正如《史记》与 《汉书》 比，一个是通史，一个是断代史，《天问》 是宇宙、人类和社会历史的总探索，《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是唐代政治历史的总探索，不好强作对比。屈原虽略高一筹，李商隐的成就也不可低估。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能够和屈原比并的诗人实在不多见。

诗作线索分明，层次井然，详略得当，语气洽切，处处紧扣“西郊”下笔，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落墨，以及在客观述写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感情等等，都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达到极高的造诣。只是受代言体的局限，以及史家笔法的拘束，平实有余而生动不足，视野开阔而精细不足，前人已论及它稍嫌冗乱，也略缺“开合变化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