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者

·范 资·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俱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横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谬。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焉事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许其谳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等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

〔选自《玉堂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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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写一件冤案昭雪的故事。
一个人因事外出，待回到家乡，发现其妻已惨遭杀害。他把噩耗告诉其妻娘家人，娘家人反将他扭送官府，诬告他是凶手。狱吏对他严刑拷打，终于屈打成招。口供报到刺史的从事，即法曹参军那里。从事对全部案情进行调查审理，终于使真相大白，凶手伏法，冤屈者获得平反。小说的主旨是主张慎于典刑，明于察狱。办案一定要慎重勘察，周密思考。人命关天，不可轻信轻断。司法部门历来是掌生杀大权的地方，任何时代办案都讲究明察秋毫，谨慎从事。作品的主题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它积极的认识意义。
这篇作品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它不把重点放在讲故事上，不是匆匆忙忙去交待情节，叙述过程，而是有意识的在建立人物形象上做文章，尽可能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在刻画形象方面，作者大致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是重于铺垫。
在主人公正式出场之前，作者先写一段冤案。这桩冤案是如何造成的呢？“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严刑拷问，被告有口难辩，等到忍受不了痛苦时，只好承认杀人，以求痛痛快快地死去。冤案是由拷打逼供制造出来的。然而，“款案既成，皆以为不谬”,“款案”即罪状。等到被告在“罪状”上签字画押以后，衙门里从上到下，连郡主吏使都相信是真的。敢不敢把案子推倒重审，如何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清官”和“昏官”的试金石。在前面有了充分铺垫的基础，再写“郡主委托从事，从事疑而不断”,那么从事(法曹参军)的形象就变得高大起来，这就如同将一尊铜像雕塑，放在大理石的基座上似的，取得了一种仰视的效果。
其次，突出法曹参军对案情的分析。
清官以理性取胜。表现理性的最好办法是使用思维缜密、敏捷，对答如流的论辩，本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法曹参军对刺史的一段表白，就很能表现他的个性。“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话讲得真诚、剀切详明。“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更闪现出仁爱、人道的精神，立足点坦率、明朗。
下面，参军又从作案动机、手段、现场三方面对该案提出一系列疑点，“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焉事存尸而弃首？”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不得不令刺史认同。通过人物的语言，一个敏锐机警，忠于职守，老于断案，而又关心百姓的“清官”形象就矗立起来了。
再次，真实而富于刺激性的情节或细节描写，也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
作品开始，就给读者看一个血淋淋的现场。“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俱在”。惨不忍睹的现场，立刻激起读者的愤激之情，注意力自然能转到谁去破获这一案件。作者在写到法曹参军广泛深入调查时，又提出一个细节。据一个验尸的夫役说，有一次，他给一个富豪家的奶母验尸，都说她是被他人杀害的。但当尸体从墙上抬过时，棺材却很轻，好像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这个细节，是破案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线索。它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让主人公的活动变得真实可信。当法曹抓住线索，顺藤摸瓜时，情节又变得更加复杂而带刺激性。“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这就是说把奶母的棺材挖出来，果然得到一女性首级。把首级与被告妻子的尸体合在一起，让原告来辨认，又说不是这个人。等到后来，审问豪家，他才招认，把奶母杀掉，埋葬她的头，将她的尸身放在良家之妇的家里，又把良家妇抢到豪家，私藏起来，占为己有。这个案情曲折，复杂，案中有案，既包括杀人，又包括绑架、霸占妇女，还加之嫁祸于人，转移目标。这里充满了恐怖性和刺激性，同时又真实可信。以如此真实、曲折、刺激的情节，去塑造人物，就容易产生一种类似报告文学的效果，让人觉得法曹参军既可钦可佩，又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效仿的范式。由此可以说明，有生活基础的创作和缺乏生活的胡编乱造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