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据《宋史》本传记载，曾巩“中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即调“任太平军司法参军”，转而“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后又改“为实录捡讨官”，直至“出通判越州”。由应礼部试而入仕宦，到被罢黜京官简放外任，其时当为嘉祐二年至熙宁元年(1068)。在这十数年里，曾子固大都是在国家馆阁的档案与典籍中度过的。特定的生活环境，优越的工作条件与特殊的任务性质，使得一生嗜书嗜学的曾巩如书海行舟，不舍昼夜，收益匪浅。这一段经历正是他从不惑之年转入知命之年的关键时期，亦使曾巩的思想与文章得以充实与提高。对曾氏以古淡平正、穷尽事理，纡徐委曲、典雅醇厚见长之风格的形成，无疑有着一定的影响。其标志便是曾子固为后世所留下的一批以“目录序”为题名的修史专著。后人对此颇多赞誉，唯其晚清古文大家林纾所称“曾子固为目录之序，至有条理”切中肯綮。传世的十数篇“目录序”中又以《〈战国策〉目录序》的“英爽轶宕”为榜首，多有可谈之处。

《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代纵横家思想的史料汇编。相传为上古史官或策士辑录，经西汉未刘向校编，手订为三十三篇。行世至北宋已佚十一篇，曾巩重为考订补辑，“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而“正其误谬”，“疑其不可考者”，直至是书“复完”。可见曾氏所付出的心力。作为一般的“书序”，多以考订次第为要。所谓“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王应麟《辞学指南》)，无非对著作典籍的编撰始末、缘由、内容、体例，编排、目次等项加以叙述和阐明，实际上有目录、提要的功用。但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徐师曾《文体明辩》)，前者如《五代史伶官传序》，后者以《太史公自序》各擅其名于世。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是以驳论为主旨的名篇，其论辩清晰，从容和缓；“淳古明洁”，又“藏锋不露”。尤其是驳论中有根有据、欲擒故纵的条理与节奏，使全文在艺术上别树一帜。而行文间畅达舒卷的文势，“峻而不庸，洁而不秽”的语辞，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南丰体”的风格，亦可证曾巩原是个颇有史识与史才的人物。

曾氏此文的题旨，在于驳斥刘向作《战国策书录》时称“战国谋士”乃“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观点。作为一篇意在驳论的“书序文”，既不失文体的程式所限，又能指斥利弊，直抒胸臆，阐发世人所未闻，确实需要作者费一番心思。曾子固抓住了或“惑于流俗”，或“笃于自信”这一线索，从介绍《战国策》入手，以欲擒故纵之法，先叙孔、孟行法论道的史实，并用“法可适变，道不可不一”的道理作一反一正的对比，点明刘向观点的荒谬正在于对“流俗”与“自信”应惑应笃的颠倒。同时，笔锋指向战国策士的尚诈、言战，批判了种种异端邪说所以亡国亡身，亦应归结于对“道应立本”，“法须适变”的惑而不辩，并以此照应立论宗旨。全文观点鲜明，立论有据，论述精湛，显示了“南丰之文，长于古道，故序古书尤佳”(《唐宋文举要》) 的本色。而这正是曾巩撰“目录序”一类的与众不同之处。

作者行文落墨于《战国策》，却由其篇目转折为“叙录”，指出刘向对上古时期天下“所以大治”、“所以大乱”的见解是“其学既美”，起势便作褒扬。继之以“卒以谓”，提炼出刘向“叙录”的要旨在于“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识见。随之立即痛抑以“则可谓”，点明这是因“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的荒谬所致。作者辩析刘向的得失，或贬或褒，文字都极其爽洁； 而扬抑得体，一语中的，又可显出曾巩的敏锐。“卒以谓”，“则可谓”作二层折转，使文势有起伏。“流俗”、“自信”两词浅显平易，而又无不击点要害。文势至此虽笔凝褒贬扬抑，作者反引而不发，置谬论于一旁，另起头绪，缓缓款款，果然是“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 (刘熙载《艺概》)

曾巩为文，一向讲求结构的纡徐婉曲。他惯以事理为线索来布局全篇。既揭示出刘向见识的荒谬，其行文却先略扬而后痛抑，且作二层转折，使“流俗”与“自信”互成衬托； 又有心藏起对方，虽痛抑而不剑拔弩张。围绕着应惑应笃，层层展开，反复论辩。作者借孔孟而叙史实，指出二帝三王以降，“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而孔孟“二子仍独明先王之道”的原因是基于“为当世之法，不失先王之意”而已。曾巩由此论述“法以适变，不必尽同； 道以立本，不可不一”的原则，赞扬孔孟并非“好为异论”，原是“不惑于流俗，笃于自信”的表现。文字虽处处是论先王说孔孟，何尝不是暗指刘向的得失。作者极善于运用这种宕开一笔，盘旋转换，反复叹咏的手法。乍看似乎游离初衷，另立炉灶，其实仍绕着对“道法”的认识，在“流俗”与“自信”上大做文章。而且史实有根有据，真可谓字字有法度，句句有来历。至于“战国之游士”，各逞口辩巧说之才，或“论诈之便”、或“言战之善”以投合人君。虽蜂起于一时，无不落得“不胜其害”、“不胜其失”，“亡其身”、“灭其国”的可悲下场。探究其原因，亦在背弃了“道，不可不一”的原则，酿成亡人亡国之“大祸”的正是纵横家们玩弄的权宜之计。曾巩有感于此，遂发出了“而俗犹莫之寤也”的警策之语，真是鞭辟入里，语重心长。此处明指“战国之游士”，暗处却又是敲打在刘向的身上。两次明打暗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巧运文思，笔触一经点到即戛然而止，既不起波澜亦不动声色，却使余味无穷。《古文关键》卷二评赞此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正是指曾文敛气蓄势，能在笔墨间保持着醇厚委婉与毫不宽贷的统一。这种统一融汇在又淡又古、平平叙述之中，反倒给人以别开生面，别有洞天的趣旨。

自然流畅虽是北宋散文的特点，但文坛大家们的纷呈异彩常使“自然流畅”千变万化，各有其妙。曾巩亦自出机轴，总能将空泛的论说写得既人情入理，又意趣盎然。而行文的自然流畅正使枯燥的说理易变得生动形象。本文中“邪说之害”原由上文游士奸侠的“诈言为祸”而来，此时，作者顺笔提出，竟毫无唐突生硬之感。所以作者能在结构上专立一节阐述对“邪说之害”的态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同时，曾巩采用了“或曰”、“对曰”的问答方式，使行文顿然活泼鲜亮起来。这不仅仅为了文句多变化，更使作者阐明见解，驳难论敌的努力成为一种巧妙的自然流露。可见曾巩对“自然流畅”的理解和运用，实际上更从全篇的结构和题旨的阐发去考虑和编排，已远远地不限于文章的字、词与文句了。如此文中，曾巩不赞同“放而绝之”、“书之不泯”的态度和做法，强调只能用疏导的方式。所谓“使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皆知其“邪说”的“不可从”和“不可为”，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同时作者又用孟子之书亦收“神农”、“墨子”之言作对比，有力地证明了“放而绝之”、“泯之灭籍”的不能成事。作者对错误观点所持的态度是很可取的，解决的方法也相当明智，也最有成效。这一节看似孤独一枝，其实仍是对“战国游士”“为世大祸”的进一步阐述和批判。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从揭露和禁戒两方而论证修订《战国策》一书的重要，其“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间”，三十三篇的字里行间，“载行其事”，无一不是“法”、“道”的“适变”与“守成”之争。如此看来，《战国策》作为珍贵的史料汇编，多有可借鉴处。所谓“邪说宜放绝”，“其籍必灭废”纯属谬论，已不攻自破。

清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引》中称赞“南丰之文深入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此论颇为中肯。以曾巩为文本于六经之学，身为馆阁校录，行文中果然是理学气较多。仅《 战国策>目录序》一文，作者自始至终潜气于内，虽是题材重大的驳难说理文，批驳却总是含蓄，在巧妙地利用对比的方式委婉地论述时，从容和缓，断不肯着一句激切言辞。指责刘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亦不以二节文字的结语一句，以下仅仅用暗收法，不再指名批驳，唯笔触暗中点到而已。曾巩为文常能翻求新意，使全文“于无出色处求出色”确实难能可贵。

本文首尾单写有关《战国策》一书的考订，辩证，这是书序文所必须交代的内容。至于文中对于“先王之道”的褒奖，对战国游士的见解，不作分析区别，一概贬斥为“邪说”，都体现了曾巩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但肯定了《战国策》的历史作用，肯定了“法”“道”之间，“流俗”与“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使曾巩的认识有一定的思想价值。至于全篇结构整饬变化；畅达其辞又有伦有脊； 委婉曲折又平易流畅； 丰不余一字，约不失一辞的艺术特点，正是曾巩散文风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