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原称《唐书》,后人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相区别而改称为《旧唐书》。纪传体断代史。二百卷。后晋刘昫等撰。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开始修撰《旧唐书》。由当时任宰相的赵莹监修，主要参与者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人。赵莹在任监修时，对于组织人力，搜求史料和制定体例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成书之时，他已然罢相。按照过去唐朝宰相监修国史的惯例，由当时任宰相的刘昫署名上表呈进。刘昫于开运元年接任宰相，第二年六月《旧唐书》修成，实际上他对此书没有什么贡献。
《旧唐书》体例完整，有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计二百卷。记事上自唐武德元年(618年),下至唐天祐四年(907年),共计二百九十年的史事。
《旧唐书》成书于唐朝灭亡后三十九年，有大量的官方史料作为修撰此书的重要依据。而且，唐代官方很重视历史书的编撰。唐初不仅修成前代各朝史书，而且还设有史馆，置有专职史官，并制定了由宰相领导编撰本朝历史书的制度。其所编修的史书，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编年性质的实录。实录这种体裁，在唐朝大为兴盛。按照唐朝的制度，每一帝死后，都要根据起居注等史料编修一朝的实录。唐代二十朝，武宗以上十五朝都有实录。二是国史。按照唐制，实录修成后，又要总集各朝实录和名臣传，编成有本纪、有列传的国史。唐代曾几次编修过国史：唐初史官吴兢私修国史六十余篇；玄宗时，韦述在此基础上又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及《史例》一卷；肃宗时，柳芳又在韦述著作的基础上继续撰写国史，自唐高祖至肃宗乾元，共成一百三十篇。此外，柳芳又撰写《唐历》四十篇，止于代宗大历年间；宣宗时，崔龟从等人又撰成《唐续历》三十卷，止于宪宗元和年间。正因为有许多经过编撰、整理而成的史书作为后晋修《旧唐书》时的重要依据，所以《旧唐书》前半段写得较好。这前半部内容多是抄录韦达的《唐书》而成，史料充分。而宣宗以后，因无现成史书可依，故记载太过缺略。
《旧唐书》本纪二十卷，记载了二十一个皇帝的事迹。其中包括记载我国第一个女皇帝的《则天皇后纪》。由于在位时间和事迹多寡不同，有的本纪则分为两卷书，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的本纪即是如此。也有一帝一卷或一卷半者。还有的则仅有半卷，如顺宗在位仅七个月，所以《顺宗纪》和《宪宗纪》同为一卷。另外，有些本纪中还保存着抄录旧史而成的明显痕迹。如《顺宗纪》是抄录韩愈所撰《顺宗实录》而成，其中仍保存有“史臣韩愈日”的字样。又如《宪宗纪》论中，有史臣蒋系，也是抄录旧史的明证。大凡抄录旧史者，记事详备。而宣、懿、僖、昭、哀五朝皆无实录，事迹不仅冗繁杂乱，且多遗失。《旧唐书》史志三十卷，有《礼仪志》七卷，《音乐志》四卷，《历志》三卷，《天文志》二卷，《五行志》一卷，《地理志》四卷，《职官志》三卷，《舆服志》一卷，《经籍志》二卷，《食货志》二卷，《刑法志》一卷。前史所有的门类，大致齐备，较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典章制度。《礼仪志》有七卷，篇幅庞大，它是根据一百五十卷的《大唐开元礼》改编而成。《音乐志》分为四卷，首叙郊庙与军乐，次述宴乐，三叙郊祭乐章，四述宗庙乐章。其文字多本于《通典》。其中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及其歌辞，叙述较详。《地理志》记录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年(752年)的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主要记载了永泰二年(766年)的官品，以及有关职官制度的沿革。其中有不少是抄录《唐六典》而成。《经籍志》是以毋𤋗的《古今书录》为依据，故止于开元年间。《食货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唐代田制、赋税、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以及杂税、榷酤等许多经济史料。其中对“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记载较为详细准确。这是研究唐代田制和赋税的第一手的资料。
列传记载了唐代三百年间的各类人物一千八百余人的事迹。其中，对于李密等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和有关重要人物的记载，弥补了《隋书》中对这部分内容记载不详的缺憾。传中对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如魏征、郭子仪、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姚思谦、孔颖达、李延寿、刘知几等人，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是研究这些人的生平、成就，以及唐代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另外，本书有类传十三种。《宦官传》、《儒学传》和《文苑传》等传，被公认为是较好的传记。尤其是《文苑传》,分为上、中、下三卷，记载了唐代著名文学家一百余人的事迹，反映了唐代文学的发达和诗歌的兴盛。在《方伎传》中，记载了天文学家僧一行、医学家孙思邈、著名僧人玄奘等人的事迹。此外，列传中还大量记载了中外民族，以及他们与唐朝关系等史事。这部分内容，不仅比其它各史记述详备，而且史料比较可靠。例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的记载，唐王朝与朝鲜、日本、尼泊尔、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关系的记载，对于研究民族关系及国际间交往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旧唐书》列传对于所载人物的历官次序、官名职衔及年代数字等都详载无遗、具体可靠。在《新唐书》中，这部分内容被删削了，反而不如此书清楚。由于前半部多是依据唐人国史，而国史又多是出于娴于文学的名家或史官的手笔，所以质量较高。但成书时间仓猝，加工整理粗略，以及众人合编而失于统筹检校，因此错乱、重复之处也很多。例如：杨复光的《收复京师露布》一文，既载于《僖宗纪》,又录于《黄巢传》;蒋乂《谏张茂宗尚公主疏》,既载于《张茂宗传》,又记于《蒋乂传》。又有一人两传者，如杨朝晟、王求礼、肖颖士等人。还有目中有传，而文中却无的。另外，在纪传中常有因抄录旧史而有时代不同的称谓，如其中多次出现“今上”、“上即位”、“至今赖之”一类的文字。这些都是编修时删改、整理未尽之处，容易造成误解。此外，旧史有回护之处，也未能订证。例如：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纪中未有记载；《田神功传》中不载其曾为安禄山兵马使之事；《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在纪传中，大量而完整地收录了诏敕和奏章、对策，以及论文、诗赋等文献。这样一方面可使大量史料得以保存其中，而另一方面也使这部庞大史书显得冗杂繁乱。
总之，《旧唐书》虽然有抄录旧史而编撰不精等问题，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因此，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便多以此书为唐史的依据。清人沈炳震撰《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取新、旧《唐书》之所长者为正文，以次要者为注。其中大多数纪、传都以《旧唐书》为正文，将《新唐书》与此书记载有出入者为注文。事同文略者不录。由此也可见《旧唐书》史料价值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原因，自《新唐书》行世之后，《旧唐书》便受到冷遇，读者日渐其少，得书也不易。现在所知最早的刻本是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此本六十九卷。明嘉靖时，绍兴人闻人铨，在苏州作御史时，看到了绍兴年间刻本、七拼八凑，勉强凑全，在苏州刻板。这是《旧唐书》的第二次刻板，此本通称为“闻刻本”。清人沈德潜依据此本，又参照它书详加校订，即成武英殿刊印的二百卷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廿四史》中的《旧唐书》,是以宋刻仅存的六十九卷为底本，所缺部分以闻人铨本补齐。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旧唐书》点校本。此本是以清人岑建功于道光年间校刻的闻刻本为工作本，参校其它各种版本，择善而从，整理而成，是现今最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