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等教育的勃兴

近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同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样，几乎具有相同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宗教对中国进行的宗教渗透和文化渗透，二是中国国内为反抗列强和救亡图存所兴起的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
宗教似乎历来都是西方扩张主义者的先驱。早自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新式(西式)学堂，其中不少后来都发展成为大学。这些学堂都由美国传教士主持，比较著名的有：
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国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来这二校合并，改名广文书院，设在潍县；1917年发展成为齐鲁大学。
1871年，美圣公会主教设学堂于武昌，1891年更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
1879年，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在南京设立南京汇文书院，以后发展为南京金陵大学。
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培雅各学堂(1865年设立)和广恩学堂(1866年设立),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
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该会又于1897年，在苏州设立中西书院；1901年这两所书院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
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以后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
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这两所书院合并成立北京燕京大学①。
晚清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体现在教育方面就是办西学，其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设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国家办的新学校，最著名的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
但上述中外两方所办的学校，还只能算作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阶段。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了几十道改革命令，其中，高等教育是重点内容之一，主要有：废八股，考策论；筹办高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筹办京师大学堂等。我国最早的一些新型高等学校，就是这个时期创办的。其中主要有：1895年，由盛宣怀奏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又称北洋西学堂),1903年改称北洋大学；中国近代由政府正式开办的最早的大学，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同文馆也归并到京师大学堂),到1910年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分外院(小学堂)、中院(中学堂)、上院(大学堂),均为四年，三级相衔接，逐年递升。
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是一场现代化的革命，在人的因素方面，就意味着要培养一个学贯中西的新兴的学术阶层，这是一个与古老传统决裂的真正的革命。新兴教育精英的成长主要来自于在国外学习。出国留学的浪潮席卷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清末及民国前期的新式教育家大都是在国外接受教育，以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一批人，在日本寻求外来文化，而胡适(1891—1962)接受的是西欧和美式教育。据估计，曾在日本的大学和学院中注册登记的中国留学生比毕业的要多得多。1900—1937年注册生的数目，估计是136000人；而1901—1939年，从日本教育机构中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最多只有12000人②。又据李喜所提供的资料，从1896年至1912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达39 056人③。中日关系的恶化使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倾向欧洲和美国。一项统计表明，在1854—1935的百年内，在美国教育机构中学习的中国人达21 000之多④。很可能，在30年代之前归国的留学生至少在两万人以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促使这些归国先驱们，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而且勇于承担社会改造的责任，在民国早期创建了20世纪国家所需的学术机构，诸如学院、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及研究机构。
辛亥革命后，中国新式高等教育进入勃兴阶段。
首先是，从政府政策方面，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初期，都对旧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较全面的改革方案，支持了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初期的教育总长都是蔡元培，1912年7月，他主持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讨论了对旧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同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专门学校。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并以文、理二科为主。大学除设大学本科外，还设预科和大学院。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他重要事件。并且允许私人设立大学和专门学校，但高等师范学校除外，在辛亥革命前，私人是不准办高等学校的⑤。
在20年代，中国教育又经历一次较大改革，首先是从学制改革开始。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翌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的济南“学制会议”基本上接受了这一新系统。11月，以大总统命令公布了这一《学校系统改革案》。改革案对高等教育方面的规定有：大学修业年限四至六年，医科及法科至少五年，师范大学四年。大学校均采用选科制，课程伸缩性很大，必修课和选修课完全由各校自定。这次改革主要是受美国影响，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美国化改革。它反映了中国朝野人士试图借鉴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来培养和提高科技人员，以适应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在这次改革前后，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推士、柏克赫斯特、麦柯尔等相继来华讲学，都直接对这次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改革所确定的学制一直沿用了二十多年，中间很少有变动。
不过，北洋政府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提供一些政策而已。这一期间，民国中央政府的力量十分孱弱，但这一孱弱却给民间以十分活跃的空间，适足以造成高等教育的进步。这一期间，列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十分突出。外国人的兴趣在于在中国设置教会院校和设置自主的教育基金会和促进中国的现代教育。而中国人则认准了科学救国这一法宝，这一认识在上一世纪末的改良主义思想中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均有体现。中国的现代教育家不仅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寻求救国的“科学方法”,这种信念几乎像宗教一样虔诚。从而，“科学救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演化成为教育救国。这一热情也就成为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催化剂。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创立者明显地在模仿外国模式。假如，进口替代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在新式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对外国的模仿可能也是必要的。
以下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例)、私立大学、基督教院校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与外国基金会的作用，以概括说明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
中华民国元年，原清朝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当时它是一个很小的机构。1898年建立时，主要是采取了日本的模式，以培训清朝的士官为目的，以使他们能够适度了解当代世界风云，即“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校长)。开始建校的方案是要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科等十科，但在顽固派反对下，实际上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性质仍同于旧式书院。1900年，帝国主义侵占北京，学校被迫停办，1902年复校，到1910年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1902年重组时，增加了教师培训项目，合并了原同文馆，新增了五门外语教学和基础科学。
民国初期，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之中。处于政治风浪的风雨飘摇之中，这都是国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写照。
本世纪初，北大招收的主要是官员，给予现代课程的基本训练。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有些人思想仍根深蒂固于做官猎位，他们被称为“老爷”学生，封建复古思想严重。而另一些人在观念上则激进和新潮，他们对周围的声色犬马充耳不闻、熟视无睹，醉心于时尚时事，热衷于校园里激烈的讨论。因此，学生的抗议，校长的频繁更迭，以及校园生活的动荡，成为司空见惯。1912—1916年底，北京大学直辖于教育部，是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严复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是在1917年初蔡元培任校长之后。蔡元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兼献身自由的革命家，他早年曾是清末进士和翰林院官员，但他并没有沉迷于个人地位，很早就投身于反清革命，是一位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元老，他以学识、自由思想和革命经历，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蔡元培决心重建北京大学，他得到了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的支持。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根本原则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强调：“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他只以学术能力来聘用教师而不考虑政治观点或学术派别，以此提高师资水平。他把各种各样学有专长的学者招聘到北大来。如曾聘任陈独秀为文学院院长。当时在北大的著名学者有哲学家胡适和沈尹默，语言学家钱玄同，英国语言文学家辜鸿铭，经济学家马寅初，法学家王宠惠，化学家俞同奎；此外还有章太炎、李四光、鲁迅(开始只任讲师)等。1920年，北京大学开创接受女教师先例，留美学生陈衡哲任教于历史系⑥。一些年轻人得到了发挥学术才智的机会，几年间成为学术界和专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北大的学术水平也随之提高。
其次，蔡元培坚定不移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端正学生的学习目的。蔡元培对“老爷”式学生的腐败现象给予猛烈抨击。他说：学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活动于社会。”⑦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构；学校的责任不在于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的资格，而在于引导学生去研究学术。他要求学生献身科学，关心世界与生活。他呼吁，学生进入大学后应该“把献身求知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是将其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⑧。蔡元培主张生动活泼的学习，反对“注入式”。他说：“案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⑨这些主张确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至今也不失其启迪意义。在改造教学方法的同时，他也主张开展娱乐，成立学生社团、教师社团和办校园报刊等，以达到改造和丰富师生的精神世界。例如他在北大教师中组织“进德会”,主张不赌、不嫖、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等，来反对封建道德⑩。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使北京大学的学科结构合理化。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大拓宽，而不是局限于原来的文理法三科。现在它的三个主要分支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新设十四个系，以利于各学科之间联系。1918年，北京大学开始设立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方面的研究生项目。蔡元培对于研究生项目的关注，是他借鉴了西方的经验，深受他游学欧洲的影响。蔡元培推崇普鲁士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柏林大学及其奠基者威廉·冯·洪堡给予他很大启示。他也接受了法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北大教授的优秀素质以及学术自由的氛围，使蔡得以实践自己的主张。但最初在某些方面也遇到很大困难。如在设置法律系时，因缺乏合格教师，而使法律研究的开辟举步维艰。直到后来几年，一些留学生如周鲠生等人的被聘用，才打开局面。
在课程改革方面，1919年，北大首倡“选科制”,使学生各就“性之所近”, 自由选择科系和课程。选修课制度1922年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试行于全国。蔡元培还倡导设立各种学术研究会，把学生的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各种专题学术讲演，推介新学说和新知识，开拓了学生视野。
北京大学其他引人注目的改革还包括于1920年率先开放女禁，在以往清一色男生的校园里招收女学生，使女子和男子有平等的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据有人估计，到1922年，中国国立大学约一万名学生中有女生四百人左右。
北京大学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民主改革。北大公开提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这是各项改革措施能够较顺利施行的根本原因。蔡元培通过改造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科学的新风气，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使北京大学由死气沉沉的旧学院成为全国惟一的“百家争鸣”的学校，“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因而，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想的摇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20世纪早期，改革后的北京大学，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方向，课程设置体现了现代西方实践中普遍的学科方向，教师具备学贯中外研究的背景，本科毕业后有继续深造和研究的机会。北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先地位和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证明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当时的公立大学，还有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商学院和六所省立大学。根据H.G.伍海德所编《中华年鉴(1926)》的资料，这六所省立大学是：浙江大学、福建大学、湖南大学、江西大学、江苏大学、山东大学(11)。这些大学，后来都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屡经变迁更迭，其中也有的锻炼出众，卓然不群、成绩非凡，因本条只写至20年代末，故在此不赘。
其次是概述基督教院校的情况和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如前文所说，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多是由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发展而来，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以及北京燕京大学等。基督教院校最初大多以中等教育为起点，旨在传播基督教。美国芝加哥大学巴敦神学博士说：“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12)美国教会和慈善机关在中国投资巨大，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达4 190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占14.7%,教育费占38.2%,宗教活动费占47.1%。可见教育是教会的主要投资方向。传教士最初旨在传播福音，但他们很快发现，不传播世俗知识，福音是很难传播的，因此宗教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教会学校在促进近代中国教育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应该抹煞的。
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学校可追溯至1845年。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期间，教会学校明显增加，至19世纪末，教会学校更获得了在自然科学和外语教学领域大面积开发的机会。1900年后，在清末新政的形势下和科学救国的思潮中，教会学校以能满足人们对新型知识和现代教育的需求的有利地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一些学校扩大规模，或合并成为学院。1906年，基督教(新教)士已拥有二千多所小学和近四百所中学，其中十几所后来发展为学院或大学(12)。1919年各教会大学组织了“中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参加者有燕京大学(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齐鲁大学(济南)、东吴大学(苏州)、福建协和大学(福州)、沪江大学(上海)、岭南大学(广州)、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杭州)、雅礼大学(长沙)、华西协和大学(成都)、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武昌)等十四所院校，这些还未包括未参加该协会的大学和天主教所设的大学，如辅仁大学(北京)、震旦大学(上海)、华南女子大学(福州)、夏噶医科大学(广州)等院校(13)。
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会院校的发展达到顶峰。卢茨《教会大学》(第531—532页)的《中国教会学校名录》登录了截至1922年的十七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1919年参加“中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的十四所大学和当时未参加协会的震旦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夏噶医科大学。但未录辅仁大学。
教会大学中也有出类拔萃者，其教师学术水平、课程创新等方面成就饮誉海内外。如北京燕京大学的教师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社会学家吴文藻、文学家许地山、谢婉莹、熊佛西、政治学家徐得㟓以及宗教学家赵紫辰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并曾有幸成为毛泽东文战的对手，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意味深长、值得反思的历史一页。其他基督教大学，如金陵大学(南京)和岭南大学(前身是广东基督学院),也成就卓然。值得一提的是金陵大学。长期在该校担任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在30年代领导了对中国土地利用和农村经济所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蜚声中外，其成果至今仍有非凡的意义。
尽管教会学校在20年代初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但它们却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首先教会学校以传教为主旨，且相当多的学校素质低下，很早就受到人们责难。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教会学校只是现代教育的场所，学生似乎不可能真正皈依基督教。据杭州大学1930年的一次调查，学生对宗教仪式或集会很少人真正感兴趣，大约只有25%的学生承认是基督徒。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1922年席卷全国的青年学生反教、反基督运动。中国人普遍认为，帝国主义是通过宗教和开办学校进行文化侵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则把爱国反教运动当做是普遍性的反帝斗争的一部分。五卅运动后，退学、辞学运动更冲击了上百所大、中教会院校。教会院校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似乎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但是，无论如何，在本世纪前期，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强大的，它的影响并不仅仅来自基督教，甚至政府的影响可能超过教会。
《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须付出巨大赔款，总值约合三十三亿美元，这一巨大负担实际上必然转嫁于中国人民身上。美国有正义感的人士反对这一贪婪掠夺。1908年美国国会将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全部退还给中国。这笔钱用于赞助赴美留学生，也即“退款办学”。退款的目的很明确：“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事件难以再生。”类似事件当然是指义和团事件。同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4)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akhill)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实应赔偿”的美金外，将剩下的10 785 286.12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两国政府还商定，从1909年起，头四年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名赴美留学生，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商定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Training School),这就是后来创办清华学堂的起因。1909年，中国政府派遣47名首批庚款学生赴美，1910年达70名，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共计派送留美学生1 279人；此外，还有以庚款津贴的留美自费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生60人和“袁氏后裔生”2人，总计，在庚款项目的资助下的留美学生共达1 827人(15)。这些学生中不乏青年才俊，例如后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就是第一批庚款赴美留学的47名学生中的一个。在1910年的第二批70名庚款学生中就有后来堪称学界泰斗的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物；1911年的第三批学生中则有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数学学科奠基人的姜立夫等人；1912年赴美学生中有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等人。按1959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中，有清华留美生(包括清华津贴生)34人⑯。若计算到现在，当然会更多。其中包括前文未提到的周培源、杨石先、梁思成、茅以升、汤用彤、金岳霖、黄子卿、江泽涵、李继侗、孟宪民、陈翰笙、马寅初、王力、叶企荪等一大批著名人物。
1911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它的重点仍在于为到美国留学作特别准备。通过入学考试的十一岁到十三岁幼童必须接受五年初中和三年高中教育，然后被送往美国大学学习。第一批学生1912年入学，经过八年现代中学的规范化课程学习，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艺术和体育等课程，于1920年毕业(17)。1926年，清华学堂结束，改建为四年学制，可授予本科学位的清华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将它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英美的罗家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罗强调研究生培养和高层次学术研究，主张聘请国外知名学者为长期兼职教师，而不是仅仅像杜威或罗素来华讲学数月或一年。在后来的十年中，在罗家伦和梅贻琦任内，清华大学获得稳步发展，成为与北京大学相比美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
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仅通过资助留美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合决议，将剩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两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基金会掌管这笔约一千二百多万美元的资金，并将之用于中国文教事业。这个基金会就是“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中国基金会”)。中国基金会1925年6月正式成立。该基金会的董事会由中国政府任命的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人包括三名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其他则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前教育总长范源濂、江苏教育界名人黄炎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周贻春以及丁文江等。五名美国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和孟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洛克菲勒以及顾临和贝克。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第一任基金会会长。基金会不仅掌管1924年退还的庚款，还掌管1908年退还的那部分庚款。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资助高等院校开展活动。1926—1927年，基金会拨款给十三所院校，三所研究机构、五个文教组织和一个额外单位，资金总额达四十一万多元。美国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巨大的，但这些影响在其他领域的回应则是艰难的。
私立院校是近代高等院校群体中的另一佼佼者，南开大学是其中的代表。南开是在张伯苓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张伯苓(1876—1951)十八岁时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伯苓最初由于做天津名绅严修和王益孙的家庭教师而获得声望并得到严、王的资助，于1904年建起了第一所学校。1908年得到郑菊如的慷慨土地捐赠(“南开洼”,学校由此得名)。张伯苓充分利用与天津上层社会、教育名流(如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和国际教育团体(张为基督教徒)的关系，筹集开办南开大学的资金。1919年秋，首届新生班(四十多人)开学。南开大学设置了三个专业方向：文学、自然科学和商业。张伯苓多次考察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并筹募资金。私人资助始终是南开大学的重要资金来源。1930年，他将南开大学改组成三个学院：文学院(包括政治科学系、历史系和经济系)、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系)、商学院(包括金融管理、银行金融、统计和商业系)。
南开大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依靠私人力量迅速崛起，因而备受时人瞩目。它的学术水平和师生道德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赞许。南开的特色是它的经济学科(包括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和化学学科的发展。南开经济学科的发展依赖于一批留美归来的年轻博士，如何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方显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哈佛大学博士)等。以“南开指数”为代表的一批富于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蜚声海内外。
其他的一些私立院校也成就斐然。较著名者有上海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是由新加坡著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创立。从创立的1921年始到1937年，厦门大学获得了显著发展，半个世纪后，它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复旦大学由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发展而来，它的重要创办人之一是马相伯(信天主教)。由盛宣怀发起募资赞助的两所著名大学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后来发展成为享有盛誉的上海交通大学)和天津西学学堂(先后发展为北洋工学院、北洋大学和天津大学)。前者最初强调政治科学，但最终，两者都成为工程教育方面的著名公立高等学府。张謇也于1906年在江苏举办南通公学，课程主要有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工厂和医院联系，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它还拥有大片农业实验地。也有企业办大学的例子，1909年，河南英国福重公司在焦作煤矿区开办了潞工学院，1928年后改建为焦作工学院。中国历史上向来有私人资助办教育的传统，在近代，其作用尤为显著。
截至1922年，据蔡元培(《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1—1931)》)等统计，中国计有私立大学十三所：北京民国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北京朝阳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南通农学院、从盛民智、厦门大学、中华大学、汉口明德大学。
上述各类院校在3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幸，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使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