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型帝王

萧衍年轻时，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著名文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世称“竟陵八友”。萧衍不但诗写得好，清新活泼，通晓如话，就是一些公文如诏令书敕等，写得亦如散文而有文采，面目可喜。他还通音乐，知佛学，曾三度舍身同泰寺，致使南梁寺院林立，佛教文化盛极一时。他对书法的爱好和精研，在历代帝王中只有李世民和赵佶可与其相称。
可惜，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在位四十八年，倡导文化，多有建树，对世风的文化倾向很有影响力，却最后做了囚徒而死。他的命运和赵佶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宋徽宗赵佶也多才多艺，琴棋诗书画，无所不通，尤以书画见长，特创一格。萧衍、赵佶也许太关怀文化艺术了，不像李世民虽然看重书法却仍视之为“小道”。萧衍对书法的热情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征集前贤书迹，尤重钟繇和二王，致使秘阁所藏二王书迹增七百六十卷；二是浸淫翰墨，挥毫不辍，以魏晋行草为法，所传书作被刻入 《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笔姿不凡；三是与陶弘景、袁昂等探讨书风演变，总结书艺规律，览赏二王、钟繇等前贤书迹，辨伪存真，品评优劣，揭示渊源，批评时人竞习献之书的“沦迷”之风，推崇钟繇，提倡“反古归真”。统观他跟陶弘景往还的书信，言及书法时的语辞，钟情恳切，绝无浮泛之词，表露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态。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通才型文人，诗文琴棋、天文地理、医术本草，无不精通，仕齐王朝时就与萧衍有交游，后隐居于句容茅山，炼丹习道，号华阳隐居，成了名声赫赫的道教中人。萧衍做了皇帝后，他虽隐而不仕，却与梁武帝来往更为密切，时常出谋划策，参与政事，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死后谥“贞白先生”,皇子萧纲、萧纶替他写墓志墓碑，殊荣不隐。可见他是一位精通政治的道家，并非只是淡泊的隐士。他的书法，世传《瘗鹤铭》为其笔迹，气格非凡，高韬宏逸，但他的书论，就写给萧衍的信中所言，似是唱和之调，见识是有的，论点和审美倾向却趋同于萧衍。所以，萧衍和陶弘景的书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阐发。
袁昂(461—540),字千里，由齐入梁，官至尚书令、司空，是萧衍的重臣。他奉诏品评古今书法家，凡二十五人，为《古今书评》一卷，用比况的方法把人的神情风度、举止行为等来描述书法家各自的书风特征和个性，构成了人格书品的审美倾向，与以神、逸、能和上、中、下等品第的书品论是不同的。人格书品论的批评语言，富有生动的形象性，是一种带有自身美感的批评语言，从语言表达方法上讲可能是受诗赋的比兴影响。传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文本与袁昂的大同小异，其中透露的审美倾向，与他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等书论，有相违之处，也有相同之处。所以，考察萧衍，不能忘记袁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