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改革地方税收制度

财政部在进行中央税收制度整顿和改革的同时，对地方税收制度也开始进行整顿和改革，但进展速度缓慢。中央税制改革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去财长时，大部分已完成，而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才刚刚展开，孔祥熙在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地方税系统以土地税为主，此外还包括契税、屠宰税、营业牌照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以及各种附加、摊派和杂捐等。
(一)土地税的整顿和改革
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税是指一切以土地为征税对象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1.田赋
田赋自古以来都是中央主要税收，而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7月颁布国地税收系统时，却将田赋首次划为地方税，作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时的田赋包括正项和附加两部分。正项包括地丁、漕粮、租课等税目，也有的省份通称为田赋，税目归并为一；至于附加，名目繁多。各省的田赋基本上按土地肥瘠程度，划等定税，按亩征收。税率各省不一，征收期限为上忙和下忙两次。
田赋收入在各省岁入中一般均列第一位，占省税的半数乃至六七成以上。仅以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山东、山西、河南、宁夏、福建、河北、绥远十二省，田赋总额计达9060余万元，占地方税收预算总额的60%,居首位，成为上述各省税收的主要部分。这说明田赋正税在各省地方收入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
田赋划归地方后，财政部曾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再增设田赋附加。但是，当地方政府把持田赋征收权力后，附加便难以控制，各地通过各种名目加征田赋附加，甚至于附加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泰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教育费、公安亩捐、自活亩捐、积谷亩捐、党部民众捐、农业改良捐、普教亩捐、抵补金亩捐、芦课自治捐、芦课党务捐、清丈费、保卫团捐、水巡队经费、警察队经费、户籍经费、防务费、区经费、区圩塘工捐、乡镇经费、村制费、公益费、开河经费、保安费、建闸费、国省选举费、修志费等26种之多，五花八门，名目翻新。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如皋县的附加税就超过正税十六倍，海门超过二十五倍。据浙江瑞安县统计，1934年经财政部命令废除的各项苛捐就有83种，同年广西被废除的苛捐也有45种^[1]。田赋征收还广泛流行着预征制，这是对农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1918年开始，只出现于地方军阀割据的地区四川省，而后遍及全国。这种预征，一年可以数次，或十数次，如四川梓桐，在1926年已征到1957年，温、郫等九县在1931年已征到1961年。苛重赋税的压迫，更增加了农民的贫困和削弱了农业经济再生产的能力，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我国以农立国，可在1934年以前，沿海和各大都市吃粮全靠进口，外国洋米、洋面进口只收0.5%以下的关税。结果造成中国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惨剧。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头来一年收入，除去成本，往往不敷税款。人民不堪重负，有将田契贴于门上而逃荒的，更有“以命完粮”者，田赋附加和预征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之大可想而见。
孔祥熙出任财长后，多次明令废除田赋附加税。在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财政部提出的《办理土地陈报案》、《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捐杂税计划案》、《减轻各省县田赋附加地方费用不足由中央另筹抵补案》等，总共关于整理田赋减轻附加者，计二十五案。经议定明确办法，呈奉国府以明令颁布，嗣后永远不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税则^[2]。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作出的关于改革田赋征收制度的主要原则是：一、经征机关与收款机关应行分立；二、串册应注明正、附税额及其合计数，并预发通知单；三、不得携串册游征、预征；四、确定征收费，由正税项下开支，不得另征。这个新办法在当时虽不能彻底贯彻，但内容是有针对性，切中时弊的，尤其是经征机关与收款单位分开，确对旧制是一项革新，对防止征税官员中饱私囊可以起制度上的防范作用。废除田赋附加，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国民政府国定税制委员会还提高了外国粮食进口税率，使之由0.5%以下上升到27%^[3]。这又保护了民族市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所以从1934年以后，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好势头，如1934年中国农业产品总值仅为17.11亿多元，而到1936年就增加到18.89亿多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1.78亿元^[4],平均年增长率为3.5%。
2.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地价税，又称土地原价税，是按土地的本身价格(不包括土地改良物价格)课征的；土地增值税是根据土地价格增加的数额向土地所有人课征的。国民政府时期，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同田赋一起划入土地税范围。
中国的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最早出现的。1927年上海市成立土地局，议办地价税。1928年广州开征了临时地价税。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其中对地价税作了规定，税率为：市改良地为10‰—20‰,市未改良地为15‰—30‰,市荒地为30‰—100‰,乡改良地为10‰,乡未改良地为12‰—15‰,乡荒地为10‰—100‰^[5]。征收地价税曾经是孙中山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而提出的一项措施，南京政府名义上遵循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是借以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开办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前提是整理土地和核定地价，而很多省市土地未整理，地价也无法核定，结果只有上海、青岛、广州、杭州和广东省等少数省市开办了，其他地区未办。而这几个省市的办法也不一致：上海市1933年规定，凡区内土地，清丈已定，一律开征地价税，未清丈土地暂征田赋，清丈后再补交地价税，税率为6‰,一年分两期缴纳。青岛市1932年规定，地价税为两类，甲类为原官厅收买而出售的土地，税率为2%,如建筑延期则递增至10%,一年税款分四期缴纳；乙类为私有土地，按原田赋额分等征收，一等征洋3角5分，二等征洋2角5分，三等征洋1角5分，每年12月一次缴纳。广州市于1928年开征临时地税，按估定地价征收，其税率为：宅地征1%,农地征5‰,矿地征2‰,在土地转移(除抵押)时，须纳土地增值税，采用累进税率，其增值未及原价一半者征收增值部分五分之一；超过一半不及一倍者，其一半部分为五分之一，超过部分征四分之一；超过一倍以上者，超过一倍部分征收三分之一，一倍以内部分征四分之一。杭州市1933年6月开征地价税，税率为8‰,一年分两次缴纳。
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制度各地不尽一致，开征也不普遍，从1937—1942年全国只有49个县市开办了此税，而且数额甚微。
(二)契税
国民政府初期开征的契税包括正税、附加和验契费三部分。正税税率，各省不一。有的省卖契为9%,典契为6%,有的省卖契为6%;典契为3%,还有的省较低，卖契为4%,典契为2%。除正税外，还有附加，附加额度不一，有的与正税齐等，也有超过正税的。验契费包括契约的呈验费和注册费。1928年对不动产旧契，不分典卖，也不问已税未税，一律呈验注册，换给新契纸，每张收契费1.5元，注册费1角，附加教育费2角。其不动产价格在30元以下的契约，只收注册费。1934年5月调整契税时，将卖契以6%,典契以3%为正税最高税率，卖典契纸每张5角。
地方军阀经常以验契、新契换旧契等方式搜刮人民，致使契税总额不断增加，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在这一时期，契税是地方税收的三大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10%左右。
(三)营业税
国民政府于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决议裁撤厘金，同时为弥补各省裁厘的损失，决定由各省开征营业税。营业税是原有的牙税、屠宰税、当税的扩大，是以地方商业、手工业营业总收入额或营业资本额为课征对象的新税种。1931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营业税法并公布施行。规定营业税为地方税，由各省自行办理。营业税在这一时期为地方岁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27.5%。
(四)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
以上几种税是本期地方收入又一来源，但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较小。
营业牌照税是由特种营业执照税和普通营业牌照税合并而来的，其课征范围与等级各有不同。1935年将营业牌照税列为县税，但未举办。
使用牌照税是由各地的船捐和车捐演进而来的，1935年定为县税。
屠宰税是对屠宰牲畜行为的课税。1931年将屠宰税并入营业税范围，其税率各省高低不一，如宰牛一头，有征6角至1元的，宰猪一头征4角，羊一头征3角。
房捐于1928年列为地方税，征收制度各地不一。
筵席及娱乐税，国民政府初期各市县间有征收，但征收范围各地不同，1935年划为行为取缔税。
各地方军阀同样利用这些小税搜刮人民，这也足以说明地方财政的封建性。
(五)无名税捐
在一些省的预算中，除了上述一些税项外，还列有“其他收入”项目，实质上是没有名目的捐税。许多省份的这项数字相当庞大，其中广东、陕西、江西、湖南均占30%以上，贵州竟达72%。这些“其他收入”或“各项税捐”,其实是一些难以公开的鸦片税、赌博税和妓院税，这些收入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反映出地方财政的丑恶和黑暗^[6]。
(六)杂捐
国民政府初期的杂捐可谓为繁杂苛细，称得上无货不税，无物不征，活人抽捐，死人也要收白骨捐。杂捐的名称五花八门。捐税之多，苛征之重，扰民之甚，连国民政府的税务负责人也无法否认。据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透露，1934年7月1日到1935年8月底，全国各省已裁苛杂五千余种，计税额达5000万元。这不过是第一、二批废除的项目，以后还有第三、第四批的续裁项目，由此推算，全国的苛捐杂税当在万余种。所谓裁撤税捐往往也只是一纸虚文，明裁暗增、边裁边增的情况屡见不鲜。
(七)摊派
在一般情况下，捐税再重，终有个名目和限度，到了人民无法负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统治者往往不得不适当调整，以缓和矛盾。而摊派则师出无名，既无预算，也无限度，随便找个借口即可，所以这种办法更为各级地方政府官所采用，其剥削程度和对百姓的苛扰更甚于捐税。这一时期，摊派十分普遍，有省的摊派，有县的摊派，也有区的摊派，有的是明令的，有的是擅自征收的，甚至各地的保安队长和民团团长都有权摊派。而每一摊派都层层加码，层层剥削，省方若需款五千元，人民就得摊付万元以上^[7]。除地方政府搞摊派以外，当地驻军也搞摊派，而且谁也不敢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