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曾巩文《战国策目录序》

散文·曾巩文《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笃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 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於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 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 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据四部丛刊本《元丰类稿》，下同)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巩为北宋著名散文家，生前享有崇高的文学声誉和学术声誉。元末明初人朱右始选他与韩柳欧苏王等八家文为《八先生文集》，后衍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称。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地方官职和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书籍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古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列，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在这些文章里，都以议论为主，以儒家卫道者的热忱，或排斥战国时的游士之言和诸子百家的“异端邪说”，或发挥君子“身修故家国天下治”的道理，劝戒国君重视内廷的教化。他的《战国策目录序》便是一篇批判游士之说、维护先王之道的“叙录”。《战国策目录序》是曾巩的名篇。本文历来为世所重，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见《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在开头介绍了《战国策》的考订缺失之后，即针对该书的内容，拎出刘向所认为的战国游士的纵横之风是“不得不然”的看法，逐一加以驳斥，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驳斥时并非剑拔弩张，而是“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古文关键》卷二)，“平平说去，亹亹不断，最淡而古”(见《文章精义》)而力避平衍板滞，颇具纡徐圆转之妙，若春蚕抽丝，如春云出岫，耐人精读。

其一，先扬后抑，跌宕生姿。“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这是概括了刘向所作《战国策书录》前半篇文意，以“其说既美”一句给予了肯定与褒扬，但不去深剖细析，仅一带而过。接下去，笔路陡异，好比曲流坡弯，另见蹊径，将刘向的《战国策书录》的篇末文意综合为“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指出这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给予了否定与痛抑，两两对照，更显出欲擒故纵的文势，尤其见出立足驳难的语态。由于抑而先扬，明扬实抑，就露出了全文所议所论的脊梁；也由于扬起抑落，抑重扬轻，就突出了通篇着力凝意的基调，波回浪转，夺人眼目。

其二，脉理绾连，气充势畅。曾巩在文中从反对刘向所持的“不得不然”的大谬入手立意，阐说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时适变，无疵无弊，远胜于游士之说，不独言之凿凿，而且一气贯通，紧密无罅。游说之士这些从事外交活动的人物，大都是巧弄机锋，饰言狡辩，顺着各国君主的心理出奇策异智，造成了政治上的合纵连横，明争暗斗。曾巩有感于他们的叛经离道，首先谈了“先王之道”的不可改易：“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于此，强调了“道”的根本。它不因旧时习俗的消亡而变更，也不因岁月流驶的久远而丧失，但游说之士却弃“道”而唆使后世之君不去循“道”厉治。作者于末句用反诘语气，喝斥之情溢在其表。继之，谈了“法”的因时制宜，因事而易：“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承接前面的论“道”，作出“法”的随时、事而变是符合“先王之意”的解释，进而将“道”的恪守推上了更高层次。与此同时，又将“法”的殊异是为了宜于当世之治的必然性揭示了出来，证明孔、孟二人“明先王之道”思想原则的正确。再继之，谈了“法”变但是“道”不改的应势顺理“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并特地下一论断：“此理之不易者也。”这里旨在昭明“法”与“道”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由于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法令礼仪制度不会永远适用，因此在“道”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随之而改变。然而，离开了“道”的根本，则“法”无所依，那就有违“先王之意”。至此，将“道”的“立本”这一儒家信条推上了峰巅，延伸与发展了前面所谈的“独明先王之道”及“不失乎先王之意”的要义。最后，“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谈了孔、孟明“道”的主观意识，并暗责了刘向的“惑于流俗”的言论。用一“故”字收拢，下此结语，水到渠成。孔、孟对“道”的笃信不苟是其鲜明论述的思想基础，与“流俗”相异，从而进入了“不惑”的境地。这固然含有针贬刘向所论的蓄意，更有着不满于战国游士那些狡黠辩术的寄寓。从“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这个问题的提出，到“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的阐明，再到“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的收笔，以“法”与“道”来作为议论中心，层层掘进，畅达其辞，于严谨有序中可看出结构的合缝密榫。

其三，据实说事，明理豁“道”。曾巩论“道”，是通过事实来晓之以理的。文章由“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意旨转而论到战国游士背弃“道”后所带来的祸患。战国之游士对“道”的“不笃于自信”，但逞口辩投合人君，并没有一定的政见，惟个人的功名富贵是图，“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这种苟且为权时之计，不作长久打算的做法，埋藏着危机。于是，作者据此抨击并揭露了他们“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的行骗作伪的伎俩。这些人具有相当的才能和辩智，各国君主都相信他们的游说。因此，他们“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从利害、得失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他们活动的结局并不见佳。紧接着，文章以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著名的策士均“亡其身”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的事例，论证游士之说的不可实行，推导出“为世之大祸明矣”的结论。可悲的是战国游士不能醒悟到这一点。那么，国家存亡盛衰的关键在哪里呢？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道”的远胜于游士之说，一在于“法”随时变，二在于无懈可击。这样，不得“以此而易彼”的立论就能成立，“道”的治国作用便显豁毕露了。

曾巩的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卫道的气息是很浓的，打上了深深的儒学烙印。他对“今世布衣多不谈治道”(见《上田正言书》)，很为不满。两汉儒“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筠州学记》)，对之，他也竭力反对。他用儒家之道来研究治乱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却不是一个前人所说的“醇乎其醇”(宋·陈宗礼《曾南丰先生祠堂记》)的迂儒，在批判战国游士的尚诈、言战及论述法以适变、道以立本等处，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他无泥古不化之弊病，有知权达变之远识，堪称难能可贵。不过，他为盛称“先王之道”，就对《战国策》一书作出全盘诋毁的评价，则是源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偏见。他认为《战国策》是“邪说”之书，说什么“宜放而绝之”，这种予以彻底弃绝的粗暴态度，是不公允的。他宣称整理和保存《战国策》的目的，就是为“禁邪说也”。至于“此书之不泯”，“只要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禁绝就很容易，“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都能引以为戒，便能使之达到“不泯”之泯的目的。他还以《孟子》一书对“为神农之言者”、“为墨子之言者”的驳斥为证，推及《战国策》，要“放而绝之”并深恶痛绝地说这样做“莫善于是”，这未免言过其实。宋人李文叔说： 《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题战国策》)。这虽然不同于曾巩的欲“明其说於天下”而使之禁绝，但在把它说得不值一提方面却是完全一样的。《战国策》哪里仅仅是形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就是内容也大有可取之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斗争经验，足供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