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否，是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停战令颁布的形势下，召开政协的条件也告成熟。国民党同意召开政协，一定程度上如重庆谈判一样，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应付国内外舆论。蒋的幕僚唐纵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开。停止冲突，开放政权，由此可获国内的安定，国际的同情。如果中共不就范，则可获得国内国际对用兵的赞同^[1]。但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应不一。强硬派持反对态度，陈诚电蒋称，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2]。温和派则主张对中共采取缓和态度，孙科主张“亲苏和共”,王世杰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3]。处于两者之间的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接受了温和派的意见，但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4]。即以中央政府的一些席位，羁縻中共，本质仍是以军事国家化换取有限的政治民主化。
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5]。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6]。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7]。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8]。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9]。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10]。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