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阵营的分裂和军务院撤销

袁世凯死后，护国阵营各方虽尚能在新旧约法之争中保持一致，但其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显而易见的。6月7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首先宣布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8日，四川都督陈宧通告全国：“遵照独立时宣布，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1]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率属开会庆祝段祺瑞“总秉国钧”时，也宣布“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不过，他与陕川二陈不同，由于广东内部存在着朱执信、陈炯明、徐勤各派讨龙武装，众怒难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粤省党派分歧，诸多困难”,因而尚暂时不敢公开通告各地^[2]。
陈树藩等人脱离护国阵营，取消独立，并非偶然。首先，如前所述，他们的独立本来就很勉强。陈树藩是纯粹为了个人私利；陈宧、龙济光则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的；特别是陈宧，宣布独立时就公开声明，他仅“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现在袁世凯死了，岂有不取消独立之理？其次，这也是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多方运动的结果。为了统一南北，段祺瑞一面要求南方裁撤军务院，一面鼓励独立各省自行取消独立^[3]。陈树藩宣布陕西取消独立后的第三天，北京政府即特任他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对于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的龙济光，北京政府称扬他“具世界之眼光，急谋统一，热忱爱国，良深嘉慰”,并命令“该省善后事宜，即由该上将军悉心筹画，妥为办理，以维地方”^[4]。由此可见，陈宧、龙济光这类本属北洋军阀和极力依附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相继取消独立是不足为奇的。
滇、黔、桂、浙、湘五省，虽然暂未取消独立，直接参预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的进步党、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也仍然打着护国旗号，但在对待北京政府方面，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6月7日，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5]9日，蔡锷也通电全国说：“廓清积困，恢复故状，为事大难。欲进而恢张国运，百废俱兴，更属不易。非赖中央提挈于前，各省翊赞于后，群策群力，共趋一的不为功。”“伏望内而中枢诸贤，外而已独立未独立各省长官，蠲除成见，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以拥护中央为要义。”^[6]14日，他又致电张敬尧说：“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自是正办，日前曾以此意电致滇黔等省矣。”^[7]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思想上已经率先“蠲除成见”,回到一年前的老立场，转而与北洋军阀握手言和了。
事实也是这样。在新旧约法之争中，梁启超从防止所谓“野心家之利用，贻多数人以口实，更起纷扰，为外所乘”的立场出发^[8],虽然赞成和坚持恢复旧约法和国会，但却力戒独立各省勿露所谓“意气”,以避“捣乱”之嫌。如前所述，6月12日，陆荣廷曾致独立各省一电，指斥段祺瑞拒绝恢复旧约法是“包藏祸心”,但梁却认为这样用词“太激烈”了，有必要“再电劝之”^[9]。25日海军为维护旧约法和国会宣布独立后，袁世凯未死以前曾一度盼望“海军归附”^[10]并“稍有间接交涉”^[11]的梁启超，却一反常态，生怕因此而激怒了段祺瑞。他赶紧声明：“事前既未有闻，骤听不禁失色”^[12];同时致电刘显世等人，嘱“以军院行将解散”,“严拒”李鼎新加入抚军^[13]。为了维持和提高北京政府的威信，他极力规劝段祺瑞以“精心巨眼，细察全国心理所趋，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能不办者，即自动以办之，无俟国人之要求；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宜坚执者，务再思而后行，勿惹国人之反对”。如“约法复旧”、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等“舆论所请求之数事，本非强政府以甚难，何苦作无谓之迁延，徒以致无穷之口实”,“广东取消独立所发之明令，于解决时局有何裨益，徒挑众庶之恶感，增意气之激昂”^[14]。他一面推动冯国璋“力助”段祺瑞，以加强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的团结；一面百计为段开脱，说先前国务院通电所称黎元洪依新约法代行总统，“实非有意”,而是秘书起草电稿时“案头只有新约法，随手征引，顷已知误”^[15]。他且不止一次地向独立各省保证“段绝无野心”^[16],说段“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现有数派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17]。
梁启超这里说的专以排段为事的数派人，实际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以孙洪伊为首的倾向孙、黄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的确，他们在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形势与北京政府的估计和认识方面，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不一致的，因而所采取的态度与方针也不同。6月7日，中华革命党国内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贼未尽，国未安”,“不以迅雷疾风之手段解决之，旁枝侧叶，杂出不已，他日之患，有不忍言者”^[18]。14日，孙中山在答上海《民意报》记者徐朗西问时也说：“目下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他并说明在此之前，他虽曾连电山东居正、广东朱执信、福建中华革命军按兵勿动，“不过请其暂时停止进行，息肩一层尚未易语及”^[19]。黄兴意见与孙中山相同，6月7日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说：“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20]他7月由日本回国后，针对梁启超一派的妥协调和言论，明确地指出“斯乃大谬”,“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21]。与此同时，胡汉民、张继、章炳麟、李烈钧等人，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宣言，指出“今日尚在革命状态中”,“万不可主张软弱”,更“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主张驻护国军于北京，以保护国会^[22]。谭人凤甚至不满于军务院“斤斤以复约法、开国会为词”。他大声疾呼：“约法乃一纸空文，必有武力盾其后，方能维持。况今之秉政者，仍是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国会可用武力胁迫，前事具在，讵得一之已甚，遂不至再乎？”^[23]原进步党党务副部长孙洪伊也主张“军事仍积极进行，必俟实行约法、国会、内阁完全成立始行停止”^[24]。正因如此，所以当海军为反对段祺瑞顽固拒绝恢复旧约法和国会而宣布独立时，既有黄兴致电李鼎新表示祝贺于前，又有岑春煊宣布接受其为抚军于后，与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相联系，护国阵营内部各派之间，因讨袁战争而一度有所克制和缓和的矛盾和斗争，也重又发展起来。梁启超对此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还在1月27日，他就致函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搏控。”“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25]因此，袁世凯一死，他便提出了一个全面控制西南六省的计划。当时的西南六省，贵州已完全是进步党人的天下，广西唯梁启超马首是瞻，云南唐继尧虽别有野心，但进步党人任可澄仍有相当潜势力，需倾力相谋的实际上只是川、湘、粤三省。对于这三省，梁启超的设想是以蔡锷督蜀，戴戡督湘，两广陆荣廷、龙济光对调。在他看来，“龙部悍将，惟陆能驭。龙虽颟顸，在桂则必就范”;而“蔡、戴稳健，顾大局”,“中央既不能弃置不用，莫如以(之)安抚蜀湘，则四省问题皆解决矣”^[26]。为此，他一面建议段祺瑞举行一次不包括国民党人岑春煊、李烈钧和地方实力派唐继尧，而由他和冯国璋、王士珍、蔡锷、戴戡、陆荣廷诸要人择地直接会晤的善后会议，解决时局；一面指示他派往北京的私人代表黄群、范源濂力劝当局“垂采”其计，“告以罗致人才，真人才不能求诸好出风头之辈”,“若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大烈)、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27]。由此可见，梁启超在千方百计排挤国民党人。
当然，国民党人也不示弱。他们联合以孙洪伊为首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在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立的同时，也与以梁启超为首的拥段进步党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西南，他们积极活动岑春煊督粤，谭延闿督湘。在中央，他们以曾任“袁家参政”为由，极力否定原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议员资格。甚至刘显世、梁启超先后于7月11、15两日发表通电证明陈国祥确曾参预云南首义，“其贤劳坚卓，视从军者未遑多让”,王家襄也“与蹇(念益)、陈(国祥)及梁君善济共事，同历艰苦”后^[28],仍坚持认为“彼等以国会议长之尊而甘为违法机关供效奔走，是今日不受国会议员之信任乃一当然之事，将来即令不作附逆惩办，而议员之不再信任亦陈、王当然应受之结果，不必代为辩护者也”^[29]。这使梁启超十分恼火，他愤愤不平地说：“沪上党人有专以排吾辈为事者，孙洪伊—派尤可恶。”^[30]派别斗争使双方都陷入了是非敌友不分的地步。
至于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四川。在袁世凯未死以前，唐对在四川前线与北军浴血奋战的蔡锷是支持不够的。增援之师，表面虽不能不答应，实际却拖延不发，弹药补给，蔡虽“迭电衷恳，究未照办”^[31]。然而，当陈宧宣告独立，护国战争胜利在望时，他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首先，他迅速在原先护国三军的基础上增编了四个军：改挺进军为第四军，以黄毓成为总司令；将叶荃所率警卫团、步骑团及新由云、顺、缅招集的五千志愿兵编为第五军，以叶为总司令；扩充张子贞、刘祖武第一、二师为第六、七军，以张、刘为总司令。接着，他又命川边滇军二千人由披沙开抵普格，直逼四川宁远。及“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并“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32]。这表明唐继尧已成“独立自割”的地方新军阀，梁启超的谋川计划遭到他的抵制是必然的。
此外，护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裁撤军务院的态度上。关于军务院裁撤时限，如前所述，早在其成立时就曾明确宣布过：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即行撤消。袁世凯暴毙后，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又再次公电声明，“现仍照此办理”,并于同日致电梁启超说，即使让步，也需待旧约法恢复，段祺瑞重新组织经军务院同意的临时内阁后，方可先行撤消^[33]。但是，段却借口“统一”,切盼早撤。据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川等三省取捎独立后，他就“要求撤消军务院”^[34]。梁启超起初是赞成唐继尧意见的。14日，他曾致电天津蹇念益，对唐电所言表示同意^[35]。后因段祺瑞催撤日紧，特别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和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以国会为唯一武器，以军院为唯一后援”,日益激烈地鼓吹排段，甚至继续运动海军宣布独立，大有“不尽灭北洋势力不止”之势^[36],梁的态度才迅速发生了变化。28日，他通电独立各省说：“军务院宜亟图撤废”,“若此机关久存，非惟我辈倡义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号，生事怙乱，将来反动之结果，转助复辟派张目”,“鄙意宜各省联名将舟公(刘显世)巧电所主张径电中央，请以明令改组国务院，任员署理，军院即行宣告撤废”^[37]。7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第二天，他又致电独立各省，表示“我辈要求已达，军院宜立即宣言撤废”,并拟撤废电文一通，要求“即日由滇拍发，用抚军全体署名”^[38]。
在梁启超的鼓动下，7月2日，浙江都督吕公望首先通电响应，“请即由唐抚军长用军务院全体抚军署名，宣告撤消军务院”^[39]。6日，蔡锷复电梁启超，同意在撤消军务院通电上“附署贱名”。8日，陆荣廷也回电说：“任公先生所拟宣言电稿，最为妥协，廷极赞同。即请由唐督拍发，附列贱名为盼。”^[40]并于11日与陈炳焜联电唐继尧，请“领衔联名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消，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庶外系友邦之观听，内息异己之衅隙，俾吾辈光明正大之行动，昭示天下”^[41]。至于刘显世，他本来就是主张速撤军务院的。于是，在军务院内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颇为强大的“速撤”派。
但是，唐继尧、岑春煊等却不接受梁启超的旨意。7日，唐复电梁，表示“拟正式阁成始撤军院”^[42]。12日又致电岑春煊、陆荣廷说：“顷得梁新会电促即取消军务院，现在约法、国会但已恢复，〈既〉内阁亦经改组，本拟照办。惟阁员尚未就职，因未经国会同意，尚非正式成立，若即取消，恐不免发生困难问题，转有异词。”岑当即复电赞成仍“自守条例，不必取消”^[43]。其间，唐继尧还以“军务院尚未取消，则名义所存，自未可一日而没”为由，公然致电岑、梁各抚军，推荐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为抚军^[44]。唐、岑反对速撤军务院，并非如梁启超所说，是“受人运动”。除段祺瑞独断独行，重组临时新阁阁员未如唐继尧所要求的那样，预求军务院同意，损伤了他们的体面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和他们“个人之权利加减”有关。唐继尧自恃有“首义勋劳”,理应在新政府中占有相应位置。岑春煊身居抚军副长，代摄抚军长职务，年高望重，正作着“副总统”的美梦。军务院乃是他们加减个人权利的砝码，当然不能撤消。
同时反对速撤军务院的还有黄兴、谭人凤、章炳麟等人，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所谓海上政客。7月3日，被袁世凯软禁多年刚刚由北京回到上海的章炳麟致电岑春煊说：“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画，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藉。公瞻言百里，当为全国生民请命。”^[45]后他又急匆匆地赶往肇庆，面责李根源：“余孽犹存，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46]黄兴也再三呼吁：“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47]不指名地批评了梁启超一派的分裂行为。谭人凤更痛心地指出：“此次又成一不痛不痒之收场，敢决其长治久安无事杞忧乎？窃以为未必也。”^[48]他们从辛亥革命的惨痛失败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不握有任何实际力量，终究还是未能阻止梁启超等人谋求裁撤军务院的活动。
梁启超为达到速撤军务院目的，首先是否认他先前倡导的由“独立省份会派专员与北协商”的善后会议，以使军务院失去存在必要。6月27日，他致电独立各省说：“鄙意前议似可作罢，别由各省、前敌各军各自与中央交涉，反为有益实际。”^[49]并单独电请刘显世倡议否认此举。关于否认此举的目的，他在同日给陆荣廷、陈炳焜的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此议既罢，则军院宜谋速撤。”^[50]刘显世接电后，当即通电独立各省，倡言“总代表之议，似可作罢”^[51]。其次，梁启超还一面敦请段祺瑞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新阁，对南方速作适当让步，以造成他向南方促撤军务院的口实；一面极力散布段深以未统一为忧，对外颇有难处，如日、俄新约及银团劝美加入等事、任命督长等令，“不先求军院及本人同意，诚可议，然实缘手忙脚乱，非有恶意，即前次任阁员亦然。且各事非尽出自段，若有咎，黎亦当分任”,“其举措间有失当处，乃识力不足……安可以待袁者待之”^[52]?等等，企图借此骗取唐继尧等人同意速撤军务院。最后，梁启超亲电岑春煊、唐继尧，说什么“窘毙中央需一月者，未半月而我先已自窘毙”,今若不毅然撤消军务院，即将“生反动、续战祸、召外寇”,等等^[53]。除这些危言耸听之词外，他还发动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等人同时向岑、唐施加压力。6月27日他首次提出速撤军务院后，随即致电陆、陈，请“联各抚军一致主张”,并“劝西林(岑春煊)认真急流勇退”^[54]。7月13日，他又电陆、陈：“中央举措虽多不满人意处，然各方面利用军院名义行种种罪恶者，实大有人在。望两公更以己意警告蓂公(唐继尧)勿代人受过。”^[55]并于同日电示刘显世“联桂蜀警告蓂”^[56],以造成岑、唐独力难抗的局面。
与梁启超等人软硬兼施，压迫唐、岑裁撤军务院的同时，北京政府也部分地接受梁启超的要求，对南方采取了有限的调和、折中和分化瓦解政策。7月6日，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废除将军、巡按使名称，但也不规复“都督”名义，并同时公布了各省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唐继尧、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分别任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督军。数日后，消息传到云南，唐继尧见个人地位有了保证，而梁启超、陆荣廷等又纷纷催促他领衔撤消军务院，于是便顺水推舟，不经岑春煊等人同意，径领衔暨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李鼎新、罗佩金、刘存厚十三人名义，于14日发表军务院第六号布告，宣布“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员之任命尚未经国会同意，然当此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57]。但是，他后来解释提前撤消军务院的原因时，却只说“政府切盼统一，梁任公再四敦请，而浙桂黔均先表同意，西林亦有请将李总司令鼎新加入取消之电。此间素顾大局，毫无成见，遂毅然从权于寒日通电撤消”^[58]。这里显然只说了事实的一半，而隐瞒了更为重要的另一半。同日，段祺瑞下令惩治帝制祸首，以敷衍南方各省。
岑春煊本不自由，在此形势下就更加独木难支了^[59]。25日，他复电段祺瑞说：“军务院建置之初，本一时权宜之计。方兹约法恢复，国会重开，我公巩固共和，天下宗仰，况于组织新阁，延揽名贤，物望咸归，国命有托，倾诚拥护，固天下之公心，国赖老成，尤鄙衷所私幸。”^[60]表明他已默认唐继尧领衔宣布的既成事实。同日，中华革命党也奉孙中山谕通告各支分部：“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61]到此为止，无论从哪方面说，护国战争都以护国军的妥协而最终结束了。而在促成这种妥协中，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