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

笑一阵，哭一阵，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算我自在。但看看眼前，想想过去，忽然心血来潮，又深觉得啼笑都不是，便马上停笑止哭，掀动起万丈无名的怒火来。
怒，多么难看！满脸通红，眉纵眼横，摩拳擦掌，凶凶然，好比活魔王出世，自然没有谦逊那么文雅而温柔，那么和平而好看。
但谦逊也得有个分寸。假如你家里，今天有人来打劫，明天又有人来强奸，弄得食不宁，寝不安，你也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厢有礼”,天下果有是理乎？我则不能！
就是我们祖宗，虽说从来是住在礼义之邦，但也并不是不“怒”。你看： “怒发冲冠”,是何等的威风！ “叫断灞流！ ”,又是何等的吓人？至于“一怒而诸侯惧”,“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那更是深关乎天下安危，可以奉做怒的典型。所以，就是我们偶然动点火，虽说不免有些难看，但究无伤大雅，而且也决不会就成为不肖之子孙。
不过怒也要怒得恰当，不应该无理取闹，更不应该口硬心虚。张老二兄弟一句话不对头，便马上红起眼睛来打架，这便叫做无理取闹； 王大娘被盗劫，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等到强盗走了，却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的骂杀千刀，这便叫做口硬心虚。
然而眼前我们贵国的张老二，王大娘之流实在太多了，呜呼噫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1932年12月4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30年代的中国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夹在内忧外患之间的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 “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的中国，是“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鲁迅： 《 “友邦惊诧”论》 )的中国。在这样的民族危急关头，再不振起民族义愤的雄风，中国人民就只有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了。所以，黎烈文在这篇短文中发出了 “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的深沉呐喊。
黎烈文对当时复杂而危紧的情势围绕着“怒”字作出了他的剖析。“九一八” 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抵抗，而国民党政府却以等待国联解决为借口，命令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拱手让出东三省，还不断耍弄欺骗手腕。所谓“忍辱含愤，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就是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幌子。这种在强盗面前卑躬屈膝的丑态，黎烈文用“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厢有礼’”的寥寥数语，就勾画得惟妙惟肖。引狼入室还待如上宾，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怒神经”。黎烈文愤慨地指出： “天下果有此理乎？我则不能！ ”
黎烈文在当时是有进步倾向的。他所主持的申报·《自由谈》勇敢地发表了许多左翼作家的战斗文章，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文人，对当时情势的分析有些是很错误的。第五段“怒也要怒得恰当”中所指责的“无理取闹”的“张老二兄弟”,显然是指当时正经受着蒋介石的围剿的中国工农红军。这就极其荒谬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坚持抗日主张，中国的大好河山早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了。至于强盗来时“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强盗一走，“却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的骂杀千刀”的人倒是有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敌当前时的心态，通过寥寥数语的勾勒，也刻画得神情毕肖。
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黎文中观点的错误我们不必过分苛求。但用几个白描式的“短镜头”刻划一类人的典型形象，借以表达某种抽象的道理，这是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本文所用的一种手法，当然这也是杂文写作中常用的一种技巧。学写杂文的人，可以从此文中揣摩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