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义释著作。九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张子正蒙注》全书九卷，每卷两篇，分别为：卷一，太和篇、参两篇；卷二，天道篇、神化篇；卷三，动物篇、诚明篇；卷四，大心篇、中正篇；卷五，至当篇、作者篇；卷六，三十篇、有德篇；卷七，有司篇、大易篇；卷八，乐器篇、王禘篇；卷九，乾称篇上、乾称篇下，共十八篇。是王夫之对北宋张载《正蒙》的注解著作。卷首有附录《序论》和《宋史·张子本传》。它虽然叫“注”,其实并不注重文字训诂，而是多阐发义理，通过注释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他推崇张载思想，并对其作了精湛的分析。正如他在《序论》中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之学称作绝对真理，认为若能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则佛教异端就可以“不折而自摧”,陆王心学也就再不能替佛教“作率善食人之伥”,从而表明了他作此注的目的。
本书在卷一《太和篇》中，发展了“太虚即气”的自然观。明确指出“气”是构成有形有象可见万物以及无虚无物“太虚”的唯一实体。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有无变化，它用显隐、聚散加以解释，只不过是气的“变化之客形”,因此气的存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所谓“有无”和“生灭”。在本篇中，王夫之举了象薪、水蒸气、汞三种物质为例说明气的形态变化，无论多么复杂，但作为本体的太虚之气，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他说：一车柴火燃烧之后，化为焰、烟、灰烬，属木的归木，属水的归水，属土的归土，不过变成很细小的东西看不见了而已。做饭的水蒸气、汞燃烧便飞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他得出“物质的气只不过是往来、屈张、聚散、隐显的变化而不生不灭”的结论，从而论证了物质不灭的思想。因此也批判了佛教“无尽无余”和“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谬论。
在卷一《太和篇》、卷二《神化篇》、卷七《大易篇》、卷九《乾称篇下》中对运动观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运动是元气的固有属性，指出“气则动者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理气关系，理表现为气的“屈申相因之条理”,是依凭于气的，决不能“去气外求理”。认为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物质运动所固有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他在《大易篇》中进一步明确了“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说明运动是物质自身的矛盾运动。指出“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物质性的太虚包涵着内在的阴阳矛盾运动。所谓“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是物质矛盾运动规律性的表现。
本书在卷三《动物篇》、卷四《大心篇》、卷五《至当篇》中，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些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三者的结合，即“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认为客观存在的物体是知觉的客观条件，耳目感官和大脑的思维活动是知觉的主观条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产生知觉认识，主张“多闻而择，多见而识”,“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
但是，王夫之受张载的影响，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上仍沿袭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之说，并夸大了后者，强调凭见闻所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至于德性之知，是不必依靠见闻而发生的，它是循“理”而得到的最高级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大其心”,“尽性”,这是因为“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天下之物皆用之，吾心之理其体也。”这就与理学家观点一致了。此外，本书在行文中还使用了不少理学家的概念，如“道心”、“人心”、“良能”、“人能”、“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圣人之知和人小之知”等等，甚至还把“天人合一”看成是“圣学”的标志，因此可证明《张子正蒙注》在认识论和道德观上深受着程朱理学的影响。
本书作为王夫之的主要著作之一，其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思想，尤其继承了北宋张载“一物两体”的观点。他把运动看成是物质的属性，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永恒”的观点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的影响。
本书在王夫之逝世后十余年由其子王敔始初刊于世。后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俞焜补刻刊行该书，其中仅收二卷。清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兄弟二人出资补刻《船山遗书》收入九卷《张子正蒙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收在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船山遗书》中。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了章锡琛点校本《张子正蒙注》。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排印单行本，一九七五年北京中华书局重校排印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