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兴亡第三十四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①?”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②。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③?’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④，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⑤，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⑥。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⑦，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⑧：“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⑨，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⑩问李克^⑪，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⑫，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⑬、齐主，若为优劣？”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⑭，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注释〕　①　祚运：　祚，指皇位；运，指国运。 ②　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指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会合于孟津。 ③　语出《论语·颜渊》，为有若回答鲁哀公的话。意为百姓富足，乃是国家富裕、政权稳定的前提。 ④　启民亡国来奔：　原称突利可汗。东突厥内乱，突利可汗受大可汗都蓝可汗攻击，南逃投隋。被隋立为启民可汗，成为统治东突厥的大可汗。 ⑤　始毕：　始毕可汗，启民可汗之子。 ⑥　雁门：　今山西代县北。 ⑦　“颉利兄弟”句：　颉利为启民可汗三子，与始毕、处罗是为兄弟，都称可汗。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归唐。 ⑧　北蕃归朝人奏：　归附唐朝的北突厥人。 ⑨　中国人：　此指汉族人。 ⑩　魏文侯：　名斯，战国初期晋国之卿大夫。后三家分晋，遂为诸侯。 ⑪　李克：　战国初期政治家，子夏弟子。 ⑫　齐主：　北齐后主高纬，北齐世祖高祥之子。 ⑬　天元：　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 ⑭　愞(nuò)：　怯懦。

【鉴赏】　本篇记述了贞观君臣探讨国家兴亡的一些言论。

第一段是说，唐太宗针对周、秦的“取”与“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周武王克殷与秦吞并六国，不但打天下的策略不同，而且守天下的办法也有异。不过归根到底是“弘仁义”与“行诈力”的区别，这就是国运长短的意蕴所在。这里透出两个信息：　一是唐太宗统治天下的理念，是儒家而非法家；二是开国帝王大多喜欢研究“祚运”长短的问题。鉴于隋王朝的短命，如何令王朝长治久安一直是唐太宗关心的大事。如希望万世一系的秦始皇，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刘邦，皆期望开创的王朝能够长久。秦王朝的祚运短暂，让唐太宗否定了“行诈力”，而肯定了“弘仁义”。这是以儒家的理念来治国的明证。

第二段是唐太宗与王珪商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切入的角度，是国家的粮食储备如何使用的问题。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大旱，民众饥乏，但隋文帝不开仓赈济，却让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去逃荒。据史书记载，隋文帝为长久之计，建立了太仓、含嘉仓、洛口仓、永丰仓与太原仓。储藏粮食多的可放千万石，少的也能贮藏数百万石。到隋朝末年统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20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现了含嘉仓遗址，探出粮窖259个，其中一个还留下已炭化的50万斤谷子。隋炀帝凭借先辈的财富，奢华无比，遂致灭亡。

对前朝的教训，唐太宗提出两个令人深思的见解。一是国家要得到很好的治理，一定要藏富于民，而不在国库的充溢。“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做法，不是治国的良策。藏富于民的主张，源于孔子学生子有(有若)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富才能国强，但国富不一定民泰。二是上一代过分储存财富又碰上不肖子孙，“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隋文帝留下的财富，恰遇荒淫无度、奢华无比的隋炀帝，是隋亡的直接因子。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评论这段史实时有与唐太宗相类的观点：“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读通鉴论》卷十九《炀帝》)

第五段是唐太宗与魏徵研讨末代亡国之君的行为。唐太宗认为，这类“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以北齐主高纬来说，他在公元573年，杀朝中上书谏诤的诸汉官。被杀汉官家属发往北边，妇女罚做官奴婢，幼男被阉割，财产被没收。又喜好奢侈，国家府库为他所用尽。唐太宗的认识很深刻，指出“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唐太宗与魏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在于励精图治，避免覆亡。

第三、四段，涉及唐与突厥的关系。大意是说，不能利用突厥内部混乱之际去征伐。以往突厥的颉利可汗趁隋末大乱，以兵强马壮的优势，长驱直入中原，攻打以往帮助过他们的隋朝。现今颉利可汗被我击败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在用兵之道上，唐太宗身上的儒家烙印颇深，他相信的是仁义之师。

通过讨论，唐太宗认为，“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只有推“行仁义”，信任贤良，国家才会得到治理，反之国家就要衰败灭亡。唐太宗反复强调，国家对民众的“赋敛不已”是北齐、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凡理国者，务积于人”，财富要藏于民。这是唐太宗“国以人为本”思想在处理国富与民富关系上的反映。贞观君臣讨论的这些议题，目的都是为了避免王朝的灭亡，这也是全书的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