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赵壹赋《刺世嫉邪赋》

辞赋·赵壹赋《刺世嫉邪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崄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燃？

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 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据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本)

风靡两汉四百年的大赋，以其愈演愈烈的铺采摛文、典丽华

藻的风气使文坛笼罩上一层沉闷的空气。直到汉朝末年才出现了抒情述志的小赋，才给人们送来了一缕清风。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正是此时最突出的现实主义佳作。

这是一篇不足六百字的小赋。篇幅虽小，内涵却很丰富。正如题目所标示的，作品通篇旨在谴责统治阶级代代相因的种种邪恶，尖锐地讽刺和抨击了当时丑恶的社会风气，明确地带着否定现实社会秩序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批判意义。

全文大致可分五层。先以古圣先贤所一致肯定的五帝三王为治世的典范，指出他们各自按照其时代特点制定出不同的礼乐典章制度，都是顺应社会历史潮流、因时制宜的。正如《礼记》所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作法，绝非勉强，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作者采用了一种先扬后抑的方法，将历史和现实拉开距离，以说明时代不同，今非昔比。继而再指出，古代圣贤及清平盛世早已不复存在，今日之在位者即使试图效法古人去施行什么“德政”，搞什么“赏罚”，也已为时过晚，社会现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任何措施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接着，作者再从春秋、战国以至当朝，数说历代统治者莫不残害生民、荼毒百姓，而且愈演愈烈，更加残酷！ 作者并非泛泛地批判封建统治者，他不仅将矛头指着历代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毫不留情地指向了当代，甚至将两汉的所谓“太平盛世”也包括在内。“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在作者心目中，“德政”只不过是用来剥夺的软刀子，任何当政者都是自私自利的，绝无纯粹为人民着想的君主。正所谓“宁计生民之命？ 唯利己而自足”! 这种认识多么清醒，对现实的否定又是何等彻底！

作者再对“于兹迄今，情伪万方”这个广大时空范围内形形色色虚伪丑恶现象逐一罗列。前已经讲过“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这里又说“情伪万方”，加上“佞谄日炽，刚克消亡”二句，绝非言辞上的简单重复，乃是作者忧虑集结之所在，故而不厌其烦地多次重申，目的在于强调一点：岁月虽在推移，却无人去吸取前代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为恶益甚。于是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日积月累，终于造成今天这种黑暗颓败的总趋势。而“舐痔结驷”、“妪禹名势”等诸多怪现象，也都因此而发生。赵壹天性刚直，从不巴结权贵，《后汉书》中曾记载了他不肯伏拜上司袁逢而被视为奇人的故事。这样一个人，对于谄媚谗佞之辈的厌恶痛恨程度可想而知。“舐痔结驷”正是作者借《庄子》中所记述的为秦王舐痔者得以赏车五乘的典故，将那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一班下流无耻之徒溜须拍马、令人作呕的丑态描摹得淋漓尽致，锋利老辣，如棘如芒，带有强烈的主观批判色彩。同时，他又举出与这些丑恶行径恰相对立的正面人物的遭遇，只能是“正色徒行”“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既写了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普遍存在的事实。作者一生崇敬的乃是屈原那样的爱国忠贞之士。屈原在其自传体长诗《离骚》中曾以“琼佩之偃蹇”自喻其情操像无瑕美玉般的高尚。“偃蹇”，本是楚地方言，现被作者借来自比和代指忠良。“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既表示对屈原德操的崇拜和继承，又暗示了自古贤良没有善终的严酷社会悲剧。在汉末的浑浊世道上，像赵壹那样的愤世反俗者，其出路都不可能顺利。他在另一篇作品《穷鸟赋》中曾将自己比作一只穷途末路、无辜受害的鸟儿，外界对它有那么大的威胁和压力，以至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这正是他对自己当时处境和心情的写照，也是那时大部分刚正不阿之士的共同遭遇。他们动辄得咎，只好远避官场仕途，正是“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否则就会被这个社会所吞噬。

在第三层，作者并不局限于借某些不平之事发泄牢骚，他进一步探究到罪恶之源，抓住了社会症结之所在——“执政之匪贤”这个中心议题。他毫不隐晦地指出：昏君当政导致了国家政治腐败，因此造成了“女谒掩其视听”，“近习秉其威权”的条件。东汉自和帝至灵帝百余年间，幼主在位、太后临朝、外戚总揽朝政大权者前后不下六七代。君主幼稚无力、君权旁落，造成天下大乱，奸臣当道。外戚、宦官或狼狈为奸涂炭生灵，或争夺势力互相残杀。其目的都只为饱私肥己，其手段毒辣得如狼似虎。因此，在作者眼里前途是一片黑暗：外戚、宦官横行霸道，滥施淫威，把握朝政，控制地方。像赵壹这些下层知识分子，如不依附权贵，再有才干，也绝无进身之机。这就是赋中所说：“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最令人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个人前途命运这类问题，作者要强调的，乃是因统治者“肆嗜欲于目前”而置国家的危亡于不顾，作者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一片忧国忧民之情。往古乱世中，不得志的文士或放浪形骸，或佯狂避世，或寄情山水，对社会问题多采取消极回避态度。赵壹则不同，他不但极有见地，而且生性梗直，敢于尽言。因此，他在赋中极言尽意，直抒情志。他清醒地看出国家危机迫在眉睫，已到了“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燃”的危难关头。与此相比，个人得失倒是微不足道的。作品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作者思想中的一些闪光点。他能够突破小“我”的利害得失和升沉荣辱，进而关心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思潮。

作者一生中曾利用不可多得的机会多次向某些梗直派官员进言，其远见卓识不同凡响，即使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也享有盛誉，以至于受到为官清正的羊陟、皇甫规、袁逢等人的一致赞誉并向朝廷举荐。然而，“荣纳由于闪榆”而“恩泽不逮于单门”，他一生终未得到重用。作品第四层中所表达的，正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正义感和激愤心情。至此，他一生所能做到的便只有“穷则独善其身”。“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这是作者在对政治社会现实彻底绝望后所抱持的坚定立场和精神支柱，是他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严正表白，也是他思想精华和高风亮节的集中体现。这种发自肺腑的呼号，表现出这个嫉恶如仇的有识之士对黑暗现实的声讨和唾弃，真是理直气壮，大义凛然！

这狂潮怒涛般的感情冲动之后，作者隐入了不能自拔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他为生不逢时、年华苦短而惋惜，更为自己无回天之术而抱憾。面对强大黑暗现实的不可逆转，剩下的便只有深切的悲哀。古人处于这种情况，往往寄希望于有朝一日会遇到圣帝明主降临人世，拯民于水火之中。赵壹却未作此幻想，他彻底绝望了。作品的最后一部分，他在痛苦之余发出了“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的深深哀叹，也对和他自己这样处于可悲现状的士人做出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冷峻解嘲，终于只得在苦苦的抗争之后接受幻灭的残酷现实，去听任命运的安排。作品结尾处透露出的这种复杂的矛盾的消极情绪，正是那时正直文士难以避免的必然结局。

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这样论道：“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嫉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唯径直露骨，未能如屈原之余味文外耳。”此言赵壹赋之短长，有一定道理。但他将这两篇作品笼统评为“径直露骨”，未见恰当。《刺世嫉邪赋》诚如其论，尖锐、直露、透彻，全然不隐藏其真情，这是文气一泻无余地宣泄其胸中积愫所致，而《穷鸟赋》一文却通篇用比，隐约含蓄，风格与此迥异。可见作者文笔多变，固亦深谙婉而多讽之道，非不能为曲而只得行此“径直露骨”之文者也。

《刺世嫉邪赋》在体制上既不遵循任何常规，也没有一点拘束，十分自由活泼。通篇以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为主，间杂以阐述古今事理，并对时政加以大胆揭露和尖锐批判，可谓即事发端，情由事出，直抒胸臆，慷慨激昂，褒贬分明，极富感情色彩。文中时时穿插设喻，如“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钻皮出其毛羽”，“洗垢求其瘢痕”，“咳唾自成珠”、“兰蕙化为刍”等，既涵哲理，又富风趣而且形象，有着很强的讽刺意味，可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结尾处似随手拈用“秦客”“鲁生”对歌形式，实在是大赋虚设主客问答这种传统形式的活用。既摒弃了旧有全篇一问一答的呆滞模式，又得以借用其两首五言歌诗为全文作结，显得既自然又新颖，恰到好处。这篇赋的文字质朴通俗，明白晓畅，而又不失锋利刚劲。其四六相间、长短随宜的句式显示出两汉文章骈俪化的风格倾向，具有辞赋的特点，却远不似以前的骚体赋及大赋那么典重板滞。这在追求辞采、堆砌典事、炫夸才华的汉代，可以说是对传统文风的刻意革新，在汉末诸多抒情小赋之中也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