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6月7日、14日、18日，徐世昌连发三电，邀张作霖、曹锟、李纯等来京磋商挽救时局办法。6月19日，张作霖以“调人”的姿态应召抵京。北京全体军、警、政长官均往车站迎接。安福系希望张作霖保持一个真正调解者的立场，不要完全倒向直系一边，对他的来京，欢迎极其热烈，但张作霖对安福系的热烈表示却反应冷淡。他舍安福系特意为他设置的奉天会馆不住，而住在化石桥奉军司令部。这时，李纯称病不能长途跋涉，派参谋长何恩溥为代表前来。曹锟也未前来参加，派代表王某赴京，向张作霖说：“此次某方面(指安福系)把持政权，未可以理喻，即锟来京，亦无办法。况三军忿激，急需绥抚，故暂留保定，以促某方面之省悟。”^[1]
20日、21日，张作霖两次晋谒徐世昌，陈述本人并代陈直系各督军对内阁的意见，认为责任内阁必须各阁员和衷共济，如果同床异梦，则政务难免纠纷，历观以前阁潮，均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以留靳为唯一解决办法”,同时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并撤换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总长^[2]。徐世昌表示赞同，并请他去劝挽靳云鹏。张随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劝靳销假，不可再持成见，“致使渔人得利”;并说：“总统对执事之诚恳，亦当稍答知遇。”^[3]“余奉命劝君销假，君若不销，吾不能复命。”^[4]靳云鹏仍以病辞，没有答应。
21日，张作霖去团河会见段祺瑞，提出挽靳复职，劝段不要庇护徐树铮等人，以免发生“意外之事变”,损害自身“半世之名望”^[5]。段表示他无意反对徐世昌，不想组阁，也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可以副总统给张^[6]。关于靳阁问题，段说：已敦劝靳数次，无奈他执意不干，“今当再派人切实请其销假”^[7]。
和张作霖与各方面进行斡旋留靳活动的同时，安福系则在太平湖开会议决，无论如何决不承认靳复职，仍拟提周树模组阁，以抵制各方面留靳^[8]。
6月22日下午，张作霖偕同其部属王乃斌、张景惠以及苏、鄂、赣、豫、绥、察、新疆等省代表，乘车前往保定与曹锟磋商。当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及各省代表开会讨论解决时局方案。吴佩孚发言语词强硬，他说：“国事如斯，佩孚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部下士兵，虽不敢谓久经训练节制之师，但亦颇知大义”,如果安福系“不顾国家，徒以破坏大局为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忿，亦难压抑。”^[9]他主张：第一、解散安福系；第二、免除徐树铮之筹边使，卸去其兵权；第三、将上海和议之总代表王揖唐及北京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均予免职^[10]。各省代表亦相继发言，讨论结果，决定办法五条：一、靳云鹏复职；二、内阁局部改组，撤换安福系三总长，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三、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取消上海和议，由中央与西南直接谈判；四、解散安福系；五、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张作霖对前三条表示赞同，后两条未置可否。他以此次来京系负调停之责，不愿趋于极端，为了避免纠纷扩大，不使徐世昌为难，决定回京后相机行事；如果前三条能顺利解决，则其余或者暂可不提，等靳云鹏销假复职后再从长计议^[11]。
6月23日晚，张作霖返京，次日将保定会议情况向徐世昌报告。徐表示可以酌量采纳，但需逐渐办理，万不能操之过急。徐电复曹锟说：“中央自有办法，少安毋躁。”^[12]接着张作霖一连几天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他认为靳的能否复任，主要关键在于内阁局部改组、安福系三总长出阁是否能成为事实，当即托参谋总长张怀芝把这个意见转达段祺瑞，并亲自去团河劝段动员三总长下野以为转圜。段没有同意，他表示希望各方面不要坚持成见，提出以恢复原状为调解办法，即阁揆仍由靳云鹏复任，而安福三总长也不下野^[13],至少也须保留财政、交通两席。安福系死抱住财政、交通不放，是因为两部关系安福系的党费命脉，尤其是交通部包含铁路、航船、邮电、航空四路收入，是安福系的金库和最大财源。曾毓隽曾说：“有交通部，够安福吃十年饭。”^[14]不仅如此，安福系和政府的账目混在一起，通过两部侵吞了大量公款，仅交通部一部就有二千余万元不能报销的账目。
张作霖去劝靳即日销假，说：“公一日不销假，我即一日不回奉。”^[15]靳仍不肯答应，以为因自己的缘故，使三总长同时去职，于友谊和面子上均过不去，但若三部不改组，则以后办事仍很棘手，徒拥总理虚名；同时，他感到处在直皖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左右为难，不好应付，还不如荐贤自代为好。因此，他极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答应继续担任陆军总长，全力协助周内阁。他说：“余非置大总统、诸帅之意于不顾，余销假后，余之政策仍不能行使。余为合肥门下，几无人不知，苟销假后，对于应付时局之处，其有不便于合肥方面者，人将谓我忘恩；其有不便于各督方面者，人将谓我究竟是合肥的人。此种难题，实属无法解决。余之欲贡献于总统者，拟请政府另提周少朴(周树模)组织内阁，既可将前内阁之罪恶作一结束，又可将前内阁引起之政治葛藤一刀斩断，俾新内阁努力于建设之一途，而政潮于以平静，所谓不了了之，此则国与民皆蒙其利。”^[16]
张作霖回京后，各省代表仍留在保定磋商时局，等待北京消息，各督军始终坚持强硬态度。25日至27日，保定方面连续致电张作霖及徐世昌，要求对内阁及时局问题从速解决，至少亦必须先办妥一两件，以安军心，除靳阁复职，撤免安福系三总长外，还必须裁撤徐树铮的筹边使，边防军归陆军部管辖^[17]。与此同时，保定还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指出：“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还说，“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18]直军所采取的仍然是历史上“清君侧”的做法，只提反对安福系和徐树铮，而表示不对“先进泰斗”段祺瑞采取敌对行为。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内部有分歧，张作霖不主张反段，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了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6月25日，张作霖赴团河见段，正式提出免除徐树铮职务的问题(事先征得徐世昌的同意)。段含糊其词，表面答应让步，实际上是不同意。他说：“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19]后又对人说：“徐有功蒙古，为取消(蒙古)独立之经手者，不应遽夺其职。”^[20]
由于靳云鹏坚决不干，并力荐周树模组阁，28日张作霖同段祺瑞达成一妥协方案，并得到徐世昌的认可，即：解散旧阁，改组新阁，靳云鹏不再复任，安福系三总长下野，双方各得其半；由周树模组织新阁，除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脱离阁席外，其余如内务、海军两部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部补提，靳辞职后仍任陆军总长^[21]。关于徐树铮免职，边防军、西北军归部直辖问题，段祺瑞和安福系同意做一种“掩耳盗铃式之让步”,即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树铮的筹边使保留，名义上虽有变更，实际上仍然照旧。当日，张作霖将靳云鹏坚不肯复职和上述调停情况电告保定方面。保定电复张作霖并转徐世昌，对于阁揆问题，其措词为“悉凭元首主张”,未表示可否，但仍坚持取消筹边使官制，解除徐树铮兵权，罢免李、曾、朱三总长及其他条件^[22]。电文还举例说：“民国六年，段合肥联合各军，向黎黄陂兵谏，今日各军向合肥兵谏，均是为国，毫无私意。”^[23]与此同时，安福系成员百余人则于6月29日在太平湖俱乐部开临时大会，讨论对付办法，提出周树模如组阁，他们在新内阁中无论如何须保留财、交两部，以维持现有势力，最后通过不保留两部，即不通过周阁的决议^[24]。
6月30日，张作霖赴团河将保定回电报告段祺瑞，段拒绝保定所提条件，态度异常坚决，说：“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25]张作霖立即当面向段表示谢绝再做调人，即日出京，并于当晚即去徐世昌处辞行。时徐已就寝，未接见，但传谕请张务必不可出京。后由于徐坚决挽留，同时段祺瑞和安福系担心张走后，局势发展对自己不利，亦托人劝挽，表示“诸事尚有磋商之余地”^[26],张始答应留下。但声明东三省防务紧张，不可久居京城，只能以五日为期，如届时再不能解决，就将卸责不管。
7月1日，安福系又开会，决定请段祺瑞组阁及惩办吴佩孚两事，作为抵制直系进攻之计。他们认为：直系各督既只反对段祺瑞左右之人，对段本人并无意见，自应由段组阁；吴佩孚以一师长干犯国政，亦应惩办。这两条如能做到，则徐树铮可以解职，安福系愿意解散，三总长亦愿意辞职^[27]。会后一二日间，安福系对段组阁事便大力进行。
就在此时，徐世昌抢先了一步。7月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批准靳云鹏辞职的命令，同时将徐世昌总统关于由周树模组阁的咨文送至众议院，咨文内容仅提出国务总理一人，并无阁员名单。徐世昌这一着，是同张作霖商量后做出的，一方面是破坏安福系拥段组阁的阴谋，另一方面是为下一步免徐树铮职做准备：先免靳，后免徐，可以减轻安福系的反对。安福系的计谋落了空，自然大不满意。7月3日，徐树铮去见徐世昌，质问为何不疏通各方即提周树模组阁，是谁的主张？徐世昌回答说：“主提周，合肥也，汝若有疑，可询合肥。”^[28]徐树铮无言可对而退。
徐世昌决定由周树模组阁时，周声明并非出于自愿。曾毓隽去见他，请他宣布施政方针，并提出：“新阁成立，须本党阁员有(财交)两部蝉联，国会方面方能担任通过。”周当即回答说：“本人现尚无意出山，说不到宣布施政方针，即使宣布，亦当公诸国人，不能私向个人宣布，亦不能私向一党宣布。至国会通过不通过，与予本身毫无关系，请不必代为费心。”^[29]他还对人说，“现在内阁之地位，实一牺牲人之地位，我固知之，惟以总统交情所关，果非牺牲我不可者，我亦何能坚拒。”^[30]他提出组阁三项要求：一、阁员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二、各项行政不受各方面之束缚；三、关于军事、外交与财政各方面，亦不得把持^[31]。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些都是针对安福系干政乱纪而说的。安福系碰到了一个比靳云鹏还强硬得多的对手，感到十分沮丧。他们知道周树模其人不好对付，因此国会方面主张通过他组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由于议员出京的也很多，不够法定人数，众议院并没有就政府咨文提付表决。
显然，内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也丝毫没有满足直系的要求。对周树模组阁，保定方面也不甚赞同，认为他无力解决当前时局问题。吴佩孚曾说：“周树模官场经验，纸片文章，吾人固甚佩服，若当太平无事之时，以为伴食宰相，固甚称职。但当此风雨飘摇之局，而欲责周戡乱致治，吾知其难矣。”^[32]
其实，保定方面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内阁问题，而是解散安福系、罢免徐树铮的问题。在吴佩孚看来，只有解散安福系，除掉徐树铮这个罪魁祸首，时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实行兵谏的主要目的也在此。北京免靳令下后，曹锟、吴佩孚当即有电到京，指出：西北军不移归陆军部节制，祸根尚在，“归段统率，与归徐统率一也”^[33],坚持要求褫夺徐树铮的兵权。
7月3日，保定方面又发表曹锟致张作霖并转徐世昌的电报，要求罢免徐树铮一切职务。电文说：“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愤，迭经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蜮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34]张作霖是反对徐树铮的，夺去徐的兵权，对他扩张势力，向内蒙与热河发展有利。他在调停开始时没有急于提出这问题，主要是由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此，他同一天(7月3日)和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声称：“为国除奸，义无反顾。谨厉戎行，引领待发，扫清君侧，奠我神京。”^[35]
在保定咄咄逼人的形势和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里应外合的配合下，7月4日，徐世昌在公府召集特别会议，参陆处主要成员均与会。讨论结果决定：西北军用陆军部令改归部辖，西北边防司令部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令李垣护理。散会后，随即由公府拟就三道命令，发交阁员副署，同时颁发：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代理；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36]。
徐树铮免职令发表后，安福系愤愤不平，要求徐世昌对“干政兵谏，紊乱国宪”的吴佩孚依法进行惩办，以维纲纪^[37]。徐树铮认为徐世昌此举，并非是针对他一人的，而是助直排皖，一则巩固其元首地位，一则削夺段祺瑞兵权，于是往诉于段说：“树铮之滥借巨款，编练重兵，甘为天下之不韪，无非为督办计耳。今总统惑于佥壬，免去树铮之职，是欲排去皖系也。排皖系，即所以排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其如督办一身之威名扫地何？”^[38]言毕痛哭不已。事实上，段祺瑞同徐树铮是穿连裆裤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当时人们把徐看成是段的灵魂，段是徐的影子。经徐树铮这样一激，段祺瑞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吾与东海有数十年之交好，故于改选之时，愿与河间同时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让之。何意彼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之举动。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顾不得面子，今日誓不与之甘休。”^[39]
由于段祺瑞和安福系坚持要求惩办吴佩孚，7月5日，段并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积极准备对直战争，张作霖以劝阻无效，调停失败，便于7日深夜离京返奉。苏、鄂、赣、绥等省代表亦随即出京。
直皖之间的矛盾已发展成为尖锐的对抗，不可能用调停的办法来解决了。政治斗争无法解决时，必须让位于军事斗争，也就是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