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从帝制运动开始发动，袁世凯及其党徒就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在他们的眼里，取得列强的支持，比制造民意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全国之公意，而且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改行帝制，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袁党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讲得十分清楚：“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目前虽稍有困难，而于国本将来之利益实巨。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依法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1]
由于欧战的影响，列强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前后变化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在二年前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表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当时袁克定正在德国养病，威廉赐宴便殿，也有类似的“劝告”,并“亲书长翰，密贻项城”。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崇拜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对德皇的“劝告”,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按新约法改革政府机构时，他就常常对文武要员说，要以德国为榜样。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激烈，德军强横，大有席卷全欧之势，帝制派深受鼓舞。帝制发动后，德、奥两国已暗中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
袁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袁世凯认为，“有力挟制中国者，厥惟日本”。但日本已从《民四条约》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民四条约》是一份厚礼。所以其政府一些要人，如首相大隈重信、外相石井菊次郎、伊集院等，对袁世凯称帝忽而表示不干涉，忽而改口说不赞成，忽而又怂恿，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其目的是以承认帝制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驻日公使陆宗舆于9月6日密电外交部说：“顷见大隈总理，谈及帝制。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9月10日陆又密电说：“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人无家天下之心为佳。”^[2]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也极力反对帝制。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要人的表示是表面文章，只要给予一定的权益，不难取得承认。他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1915年9月下旬返回北京，转达大隈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电告曹汝霖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3]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他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陆宗舆回电说，如派特使，只有徐世昌和曹汝霖一起来“于事方济”。陆还建议授予他权力，“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方以大员前来正式商办为宜”,并表示似不可就之太骤，以免日本要价过高^[4]。从以上两电报可见，袁政府为了帝制事，曾与大隈政府秘密交涉，而且在9月下旬已有进展。
英国对帝制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当时欧战激烈，英军处于被动地位，英国无暇顾及远东。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他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5]。所以，筹安会成立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8月29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帝制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10月2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幹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朱尔典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袁世凯答道：“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他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立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他又进一步鼓励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6]
美国对帝制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态度，认为承认新王朝的诸条件中包括帝制“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7]。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返美述职后于1915年10月1日回到北京，周自齐和许多政府要人都对他说：各省纷纷发生强烈呼吁，要求袁赞同帝制。如不顺应这种要求，将会遇到很大麻烦，甚至发生军事暴动。芮恩施虽不完全相信周自齐等人所说的一切，但看出“共和变帝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8]。10月4日，袁世凯又接见他，谈到不久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芮恩施表示：“政府要真正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和鼓励地方自治，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尊敬。”^[9]
会见朱尔典、芮恩施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以取得英、美、德等强国的承认，日本也不至于阻挠，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同时，袁政府御用报纸连篇刊载英美公使晋见袁的事，“谓恢复君政之议，为外国政府所赞成，英美尤无异词”,以此来压制人民的反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