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厅举行开幕式，陆徵祥和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方面多称为会长或议长),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他们是：美国的威尔逊和蓝辛，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的克列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的奥兰多和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的牧野伸显男爵和新田子爵。
会议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为五名代表，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由于中国内定的五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因此陆徵祥仍旧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其他弱小国家大多也采取这一办法。中国代表排列顺序是：陆、王、施、顾、魏。
在中国代表中，较早注视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名气不大、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争期间，顾就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1]。1919年1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次会议，陆徵祥简要报告了中日山东换文的情况。他说：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案，“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在这里，陆徵祥讲得很清楚，政府是以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的路权作为日本部分撤军的“交换条件”。铁路合同既然是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那么也就不是一项孤立的经济合同，而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默认了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否则日本决不会自行撤兵的。显然，铁路合同和日本撤军这两项于1918年9月24日同一天签订和商订的文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曹汝霖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均回避了这两项文件之间的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孤立地谈论两项协定。
在陆徵祥发言后，顾维钧当即发言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以及中日间许多条约，“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2]。顾维钧的发言，实际上是否认了中日政府关于山东的各项换文，统统称之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因此必须在巴黎和会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和会开幕之初，五强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在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改议日本代表提出的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求，美国代表表示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十人会议。
这天中午，中国代表们同往常一样，在顾维钧房间内共进工作午餐，只是陆徵祥称病卧床没有参加。1时许，顾维钧忽然接到美国远东司长密告，下午3时中国代表将出席十人会议说明山东问题。据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已不能赴会，根据代表席次顺序，顾维钧提议王、施二人出席，施则推顾，王又推顾发言，最后决定，王、顾出席，而由顾代表中国发言。
当王、顾二人赶到会场时，十人会议成员均已就座。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首先发言，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要求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4]。而对于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5]。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中国方面尚不及准备。顾维钧接着发言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联邦各国俟中国方面之意见表示后，再行审查定议。”^[6]于是十人会议决定，翌日再度听取中国代表发言。
势态骤变，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陆徵祥途经日本时，内田外相提出的是山东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就在数日之前，内田于1月21日在日本众议院演讲外交问题时还说：“即如胶州湾租借地，帝国政府从德国获得自由处分权时，自当遵行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山东中日条约关系交换公文条项，将该租借地还付中国。”^[7]而现在，日本代表发言却是“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
27日晚，陆徵祥与顾维钧约请美国远东司长密商对策，美方极为注意胶济铁路问题，一再询问中日间有无秘密协定，陆徵祥只得承认。美方表示惋惜，说：“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8]表示美方无力协助。
28日，王、顾二人再度出席十人会议。山东问题的突然提出与辩论，是中日两国间一场遭遇战，顾维钧在没有充分时间作准备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一项对策，即撇开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束缚，而从山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从而冲破密约的束缚，争取列强的同情。他沉着镇定，不亢不卑，侃侃陈词：“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感谢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最后，顾维钧坚定地表示：“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接着，牧野发言，以“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为理由，企图让各国承认青岛已为日本“领属”的既成事实。牧野又说：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他是在向其他四强示意，中日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已有协定，不必插手这一问题。然而威尔逊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他紧接着说：“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意思是要求公布中日密约，因为他的十四条宣言，第一条就是反对签订密约。为此，牧野答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顾维钧深知，要借助欧美力量破除密约，首先必须公布密约，他当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出。”于是，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决定：“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这时，牧野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针锋相对，立即表示对牧野这一姿态“尤为喜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他着重指出：“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顾维钧最后强调：德国没有将山东“转交他国之权”^[9]。辩论至此结束。
顾维钧的发言，立即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方面威尔逊与蓝辛，英国方面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相继走上前去，与顾维钧握手道贺，克列孟梭也声言道贺，意大利的奥兰多后来向陆徵祥表示，对顾维钧的发言“极赞美”。据顾维钧回忆，事后他还收到过徐世昌、钱能训及外交部的贺电。辩论获得成功。
顾维钧的发言，起到了以下四个作用：第一，迫使日本代表在交还山东问题上，由“一字不提”到表示愿意交还，只是在交还手续上继续纠缠。第二，迫使中日政府不得不考虑公布各项密约。第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以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山东问题说帖，以及国内的广大舆论，大都以这一发言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第四，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使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引起举国关注。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出席和会之初所准备的其他议案，现在统统让位于本不占重要地位的山东问题。
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代表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一度赢得西方列强的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他的发言叙述清晰，论证有力，措词得体，内容涉及山东的历史、现状、国防、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宗教、俗尚等方面，表现出他的才干和胆略。顾氏本人也因之一举成名，成为民国一代著名外交家。这一发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维护了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一次机智勇敢的表现。
顾维钧的发言，使日本政府大出所料，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1月31日，小幡要求拜访外交部次长陈箓，因当日为中国旧历除夕，外交部放假，陈箓未见。后因小幡多次催问，陈箓只得于2月2日会见了小幡。
小幡首先说：“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陈箓答称：“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但小幡仍不罢休，继续对顾维钧进行指责说：“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陈箓以“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指顾、王)等言及此事”作了解释，小幡转而说：顾维钧指责二十一条为强迫签订，“抑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日约定关于合办胶济铁路及该铁路之延长，何尝非出中国之自由意思？……乃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显然，日方已看出顾维钧此举是企图以欧美势力破除中日密约，因此，小幡对陈箓表示：“总之，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10]所谓英国方面不可靠，是暗示英日双方已有密约，英国不会支持中国。
小幡与陈箓会谈一事，并未就此了结，而是立即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特别是英美在华舆论机关纷纷报道此事，并且大肆渲染，抨击日本。社会上且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在国内外舆论抨击下，日方为避免事态扩大，请求中国外交部将会谈情况公之于众。为此，外交部于2月9日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撤换顾、王二人，并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11]
这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成为中外舆论和各界人士关注的中心。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唐绍仪，提议：“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指陆徵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12]同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13]2月8日，上海的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南北两位总代表即联名致电巴黎王、顾二人说：“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14]
在各方面催促下，政府同意公布密约。2月23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欧会主张国际公开，我政府亦决将各项密约提出大会，此项军事协定条件业经电达陆使，属其相机提出。”^[15]随后，政府陆续向南北和会提交了山东换文以及各项军事协定等密约。后来又经徐世昌和外交部批准，自3月14日起，向全国公布中日密约。是日，外交部将各项密约的印刷品交付各报馆陆续公布。
公布中日密约，无疑是对皖系势力的一次政治打击。这样，皖系势力和徐世昌、钱能训政府的冲突势必日益加剧。
自1月28日十人会议上辩论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起草了山东问题说帖，并将中日密约附于说帖之后，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说帖由顾维钧执笔起草，2月11日，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初稿，在13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上，代表团通过了说帖，同时决定先将说帖及密约分送美国、日本等国。
中国代表团之所以急于提出说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将于2月中旬暂时离法返国，因此必须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提出说帖，以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中国代表团在说帖正式提交大会之前，“将说帖等件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16]。
但是，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将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送往日方时，却遇到麻烦。2月15日上午，中方参事严鹤龄奉命前往日本代表团送交密约，日方由驻意大利大使伊集院、驻英大使珍田先后接见。日方问：这些文件“贵处系定今日送会，抑明日送会？”严答“不知”。因密约已译成英文，日方提出，要将英文密约和日文原件校对后，再答复中方，并说：“中日两国前有约定，凡交会文件，必由两国全权委员先行接洽。”严答“不知”。日方说：“阁下不知，陆总长必知。”^[17]意思也就是说，必须由日方答复并同意后，中方才能提交和会。
严鹤龄回来报告后，在当天中午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八次会议上，针对日方一再提出中日双方遇事先予接洽一事，顾维钧向陆徵祥问道：“究竟政府有无与日本约定之事？”“前月英、法报上，载有总长过日本时，曾与日本政府接洽，对于和会之事，中日两国一致进行。”对此，陆徵祥否认道：“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顾维钧接着说：密约“当初送日本之意，本不过为手续上之圆到，并不待其答复。……所谓接洽二字，亦有界限，将文件送彼阅看，即可谓之接洽，不得谓接洽二字须得其同意也”^[18]。最后，陆徵祥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及中日密约，当日下午5点由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送交和会。
然而就在当日下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派其秘书官吉田茂^[19]来到中国代表团，先由严鹤龄会见。吉田茂重申：“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企图阻拦中方提交密约。随后，顾维钧出面会见吉田茂，吉田茂说：“当日贵全权向五国会议陈述山东问题，若能于未陈述之前，向牧野男爵预为接洽，岂不甚佳？”责问顾维钧为何不“预为接洽”。而顾维钧则接过预先接洽这一话题，机智地反问道：“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极不知悉，待临时会议电话通知赴会，始知牧野男爵已将此问题提出矣……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20]言外之意是，日方口口声声说两国遇事先予接洽，而牧野在提出对山东的要求之前，为何不与中国方面接洽？吉田茂无言以对。这样，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及有关中日密约终于冲破日方的阻拦，于当日提交和会。
该说帖全称是《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十九件。这是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文件。说帖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同时，为了赢得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说帖特意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各国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提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21]的基本方针，企图以此打破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旧中国这个有着多种外国势力并存的半殖民地的外交特征，这一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如清末的“三国干涉还辽”即是如此。但是，这一政策的产生与实施，毕竟是无权掌握国家命运的表现，因此，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列强间的斗争与妥协。现在，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又一次采用了这一政策，山东的命运将如何呢？
中国代表团于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之后，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了三个主要说帖。3月8日，提出对德、奥要求条件，其中对德提出九项要求，第一项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22]可见该文件仍旧采取将各国势力引入山东的办法来排除日本势力。此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要求，等等。
4月15日，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因此，“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之条约。”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战争期间的问题，为使和会有充分根据研究这一问题，说帖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为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也。”说帖还指出：1917年2、3月间日本和英、法相继签订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意、俄两国也承认这一点。但这些均发生在中国宣战之前，而中国宣战之后的情况，“自与协约国允诺日本之时绝对改变，所处地位亦完全不同。有此理由，则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破毁矣”^[23]。这就是说，中国认为英日等密约，应随着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
在此之后，中国代表团还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一项重要文件：《中国希望条件》。该文件的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文件在绪言中指出：“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其自由，幸甚。”不难看出，该文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发展。文件提出七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然而提出这七项希望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是对战后建立“新世界”的幻想。正如文件在结论中所说：中国方面知道所提希望条件，并非发生于战争期间，“然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24]。这就是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条件的全部依据。但是，不是自己去挣脱锁链，而是指望系链者帮助取下锁链，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5月14日，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函陆徵祥，对于中国废除“二十一条”和希望条件两项说帖答复如下：“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声明：再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25],拒绝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