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剧增，赤字情况即总岁出与实际收入的亏短数，渐趋严重。
抗战爆发初始，国民政府曾明确了为支持抗战实行节减开支的方针。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大纲》,其中关于财政管理实施方案，就有核减党政各费及停止不急需之一切事业费支出；整理地方财政，增收节支，使有余力补助中央战费^[1]。但实际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愈益严重。1936年度(自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底),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国币600.7百万元，占当年度财政实支总额的31.7%^[2]。1937年度，财政赤字便增加到1532百万元，占财政实支总额的73.3%。1938年度(只包括1938年7月至12月的数字，1939年起，财政年度改成与历年制相同)财政赤字为87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6%;1939年度赤字达208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4%;1940年度赤字激增至3971百万元，由于整个开支额的增加，占实支总额的比率增加到75.1%。而1941年度的赤字高达8819百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22%,赤字占实际支出总额的88.2%,增加了13个百分点^[3]。
赤字额的迅速增加，既是实际支出特别是军政开支居高不下所致，也与战时财政收入、尤其是正常税项增收无着有关。至于举借公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虽然可以应付一时，但还本付息又将成为日后的开支负担。这样，增发钞票就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了。
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联系。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持续，既造成了金融的紧张，又导致对通货需求的增加；加上国民政府自战争一开始就实施了收兑金银和吸收侨汇的政策，这些都使得法币的发行量逐渐增长。
通货膨胀政策的出笼，也有一个过程。自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20个月内，法币的发行量只是从4.5亿元增加到14亿余元，增加的幅度还小于被废止的银币的数额，可视作紧缩状态的货币流通。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法币的增发幅度也是很有限的。如以1937年6月法币的发行额14.07亿元视作指数100,那么当年9月的发行额15.44亿元的指数，只相当于109.8,增加了9.8个百分点。同年12月的发行额为16.39亿元，比9月份只上升了6.7个百分点^[4]。应当说，这一增发幅度还是正常的，是可以为国民政府所实际掌握的财政力量与经济力量所承受的。
但是，由于实行法币政策时国民政府承诺了无限制买卖外汇的义务，这在战争情况下却是无法长久履行的。于是，在1937年11月间，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就已经在考虑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出了“维持法币同时并应增加筹码”的目标，并提出发行不可兑换外汇的“货币券”^[5]。当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不同意在法币之外再公开发行一种不兑换外汇的货币，认为这将造成两种不同之币制，“影响法币信用及外汇甚大”,势必使法币政策趋于崩溃。席德懋建议“空发”法币5亿元到10亿元，中央银行的英籍顾问罗杰士也赞成这一主张。按照席德懋的私下解释，所谓空发，既不公开宣布取消法币可以买卖外汇的政策，又不为所发行的钞票提供任何准备，“只要保守绝端秘密，对外否认” ^[6]。这一建议后来为财政部所接受，并且得到了四联总处乃至蒋介石本人的允可。于是，从1939年1月1日起，中中交农“四行发行法币，增加之数可暂以金公债充作现金准备，另帐登记”^[7]。公债票本身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它与维持同样是政府所发行的法币的币值，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当年9月，国民政府对于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中，除了原来规定的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之外，又加入了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之投资凭据。这样，战时便于法币扩大发行的因素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政策在法理上和操作上都不存在什么重大障碍了。
抗战爆发后法币的实际增发情况可见下表：

(续)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0-29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6月的两年里，法币发行额增加了近13亿元，每一季度的法币发行平均增加率为11.5%,应当说涨幅不大。1939年第三季度以后，到1940年底，法币增发额超过51亿余元，每季度的平均增加率达61.2%,速度明显加快。而1941年到1942年3月，法币增发额已近百亿元，每个季度平均增加率提高到137.1%。
如果进一步考察法币的增发情况，还可以看出抗战爆发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货币发行过程中地位的变化。1937年6月，四行的法币发行额分别是37,584万元、50,986.3万元、31,354.8万元、21,795.1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占法币发行总额的36.23%,中央银行只占26.71%;到1938年9月时，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66,193.7万元，占同期法币发行总额的34.39%,仍超过中央银行(发行额为56,638.2万元，占29.43%)。但到1938年12月，中央银行的法币发行额达73,802.8万元，占发行总额的32.55%,居四行之首，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71,105万元，占发行总额的比率为31.36%。此后，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居四行首位。到1942年3月，中央银行的发行额已达717,620.2万元，占发行总额的40.93%,远超过其他三行。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是502,942.3万元，占28.72%,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为209,587.9万元，占16.6%;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额为240,785.8万元，占13.75%^[8]。
还应指出的是，从1939年开始，无相应发行准备的所谓“另帐”发行额迅速增加。具体数额可见下表。

单位：万元

(续)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4页。
战时通货膨胀转趋严重，与法币实行另帐发行直接相关。自1939年9月起，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超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之和。而自1942年12月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基本上被限定，但中央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却急剧上升。

与通货膨胀相应的，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物价的上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物价指数上升得并不快。但从1938年起，物价上涨的趋势逐步明显。以下是国统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物价指数变化表：

资料来源：[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436页。(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p.436.)
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每一年比上一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分别为：1938年，40%;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
作为战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所在地重庆，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显得更为严重。以下是1937年至1941年底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物价指数：《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95-196页；法币购买力指数：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59页。
可以看出，1939年是物价迅猛上涨、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的转折点。
战时物价指数上涨的原因，往往被归于货物短缺和运输的困难。但是，事实上后方各地的基本必需品的生产还能够维持下去，还有不少货物可以辗转从日伪占领区获得。正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的美国人杨格所指出的：“物价不断上升之主因，显然是由于钞票泛滥，而不是由于货物普遍缺乏或运输困难的不断增加。”^[9]
应当指出，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注意到平抑物价的重要性，也采取了若干措施。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曾明确把三大类近五十种货物列为经济部“指定产品”,授权经济部“对于指定之物品，得因必要分别为禁售或平价之处分”^[10]。战时通货膨胀之下，物价的平抑成为国民政府十分头疼的难题。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引起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不满。考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后果，还必须联系同期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的变化。重庆等地部分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2页。
到抗战中期，以工薪收入为生的人们已经明显成为战时通货膨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名义工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物价指数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幅度相比，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比战前大大地降低了。特别是完全靠薪金的普通教师、公务人员和士兵，事实上处于难以为继的艰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