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四川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前期，从前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比江、浙、山西等省并不突出。但是当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政府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时，四川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进而发展为全民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早在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受全国各省自办铁路呼声的影响，在从北京往成都履新的途中，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物产殷富，且高踞长江上游，形势险要，帝国主义各国，一直企图揽办该省铁路。锡良到任后，法、英、德、美各国使臣“均以借款造路为请”^[2]。锡良面临着列强争夺川路的漩涡，害怕“因此稍起争端，转多饶舌”^[3],不利于自己的前程，所以提出“非速筹自办铁路不可”的主张^[4]。
这个奏折经外务部复议，原则上同意自办，但当时商部尚未成立，须等商部成立后，由商部大臣妥订章程，招商办理。
锡良认为四川这个地方的“民情骚动，士习浮嚣”,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伏莽滋多，动辄借端思逞”,使他深怀戒心，如果路权让外人抢去，可能激起人民反对，导致外事争端^[5]。因此他加速筹议自办铁路公司。当年9月商部衙门成立，发布了《铁路简明章程》,于是，锡良在1904年1月依照商部《章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委任布政使冯煦为督办。公司一切事情皆秉承川督命令办理。
计划中的川汉铁路，从四川省会成都起，经重庆、万县，到达湖北省的宜昌，再由宜昌经当阳、荆门、襄阳，在应山县的广水与京汉铁路相衔接，全程四千多华里。但当时宜渝轮航未通，如从成都开始筑起，器械、材料运输困难，故考虑川属路段由湖北宜昌向西修筑。从宜昌到成都三千多里的铁路，估计需银五千万两。按当时四川全省岁入不过一千六七百万两^[6],又值灾荒之年，如何筹措这笔筑路资金，确是煞费踌躇。为此，锡良就与川省在京、在籍诸绅熟商集股办法。起初，他拟增加田赋，但加赋为“祖制”所不许，不仅将遭到言官参劾，更恐惹起民间反抗。末后决定仿照历届办理积谷办法，按租抽谷，百分取三，凡实收租谷在十石以上者，约按所收谷数提出三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股”。估计每年全省约可收得二百数十万两。另外，又拟订了“认购之股”(私人投资)、“官本之股”(国库拨款)和“公利之股”(用公司股款开办事业的盈余),并规定以库平银五十两为一股，无论官股、民股“均按周年四厘行息”^[7]。这个集股办法于1905年1月上奏，获准施行。以后又在鸦片商中征收“土药股”和在盐茶商中征收“盐茶股”。
按抽收租股与茶盐股的规定，是对广大农民强制实行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资本形式，而川路资本实际上是以“租股为大宗”。到1906年初，所谓“认购之股”,“殆寥寥焉”;“官本之股”,除“由藩库拨归公司之宝川局鼓铸存本银二十八万两”之外，“更未拨入分厘”;“公利之股”非但分文未入，为了开办铜元局反而“挪移路款至三数百万”^[8]。据1908年全年集股情况统计，“租股”占78%强，“认购之股”占3%强，“官本之股”还不到2%^[9]。
既然路款“十九取贷民财”^[10],而铁路公司一切大权却由官方把持，这显然是个矛盾。官办公司，无不是弊端百出的，故而“民疑滋深”^[11]。因此士绅阶层的人们就提出了“路属民办，则事应绅管”的要求。绅士们是亦官亦民的，但却自认为是“民”的代表，与官府争权。锡良为缓和这种矛盾，改采“官绅均权合议”的办法。他于1905年7月撤去原派委的公司督办，奏用成绵龙戍兵备道孙秉堃为官总办，前刑部郎中乔树枏为绅总办。不久又改任乔树枏为驻京总理，绅总办则由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继任。
这号称“官绅均权合议”的川汉铁路公司，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一座官僚衙门；与纯粹之官局相比，不过“于官之下而附丽以绅”^[12]。是豺狼官吏，再加上牛马缙绅的混合体。当时有人揭露与挖苦公司的情况说：“以衙门公案，作店中柜台，而以拷打之鞭笞，作应酬之烟茶具……大柜二柜，制台道台，徒子徒孙，翰林进士，奇奇怪怪，千古未有……”^[13]在这座和官办差不多一样的衙门里，官绅混杂，权限不清，有功相争，有过相诿。他们相互勾结，贪污浪费，滥用资金。如1906年5月中资金已集至五百余万两，而5月底结账，存款仅一百四十三万两。约近四百万两的资金，除由铜元局及兵费挪用大部分外，余皆由公司中的官绅中饱和浪费了(开局请客一次，酒席费竟在三千两以上)。
自咸丰、同治之后，四川人民受各种封建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日益加重，后来又在“兴学”、“练兵”、“办警察”、“筹赔款”等名义下，负担着种种派款。更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货充斥市场，以致“工徒失业，农商亦因此受亏”。所以当时社会上是“疮痍满道，乞丐成群”^[14]。现在又加上“租股”的负担，使得小农下户“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15]。公司官绅们借着“抽谷”修路之名，倚恃官威，恣其盘剥，按户勒股，任意苛罚，闹得鸡犬不宁。
但老百姓还能忍饥耐饿，承担“租股”,是希望能够修起一条铁路，既抵抗外来侵略，也对自己有些好处。然而在这伙官绅把持下的川汉路公司，成立数年，“寸线未经勘定，一事未有端倪”^[16]。锡良吹嘘了半天的“辟利源”、“保主权”还是一个画饼。于是“道路非议”,要求“商办”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四十多人在东京发表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他们以清政府颁布的《商律》、《公司律》和川督原奏案为根据，首先辩明川汉铁路公司应为“商办之公司”^[17]。他们要求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章程中应明确规定股东权利、禁止官吏兼任公司办事人员……要求酌改征收租股之法，预定租股总额、以收租五十石者为征收起点，等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署名“四川人”的《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劝告书》中强烈地提出了“破坏野蛮官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的口号，要求全川人民“同心协力以实行不买股票、不纳租捐之策”,以为抵制，认为只要这样，“则野蛮官立之公司自倒；而文明商办之公司，可因以徐兴也”^[18]。这里充分表达了四川人民痛恨官办、渴望商办的共同心情。这时正是各地路潮迭起的时候，锡良深恐波及四川，乃不得不在1907年3月奏请川汉铁路公司改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官总办，“以顺舆情”。商办川路公司以乔树枏为总理，胡峻为副理，续订《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章程》五十九条。但是这个“商办”公司仍不过是“以商办之形式，杂官办之作用”^[19]。当时就有人对这份《章程》加以逐条驳斥。如在公司权限上，《章程》中规定：“至重大事件仍禀承总督办理”;在选任公司总、副理问题上，《章程》中规定仍由四川总督奏派。事实上它仍是“树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20]。
因为川路公司的行政、工程、财务、采购等事分布在成都、重庆、宜昌、汉口、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相距遥远。为便于联系，不久便仿效湖南铁路公司成例，设立三个总理，又改胡峻为驻成都总理，丁忧在籍河南候补道费道纯为驻宜昌总理，乔树枏调为驻北京总理。总公司设于成都，用三总理名义刊发股票，详定租股章程，并在省内各府县筹设股东分会。
1908年，费道纯、胡峻相继病故，于是由钦廉道王秉恩继费道纯驻宜昌；学部郎中曾培继胡峻驻成都。1909年，又以丁忧在籍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代王秉恩任驻宜昌总理。先是，锡良已离川，继任总督是赵尔巽。赵到川后，于1908年11月奏任詹天佑为川省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詹天佑于1909年赴工段勘定路线，同年12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先修宜昌至秭归一段，计三百里。难产的川汉铁路，自官办公司成立到这时才破土兴工，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了。随着公司由官办向名义上的商办过渡，四川的立宪派分子开始了夺取公司领导权的活动。立宪派大多是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他们把实行立宪政治当做救国图存的灵丹，他们一边争夺铁路商办，一边要求实行立宪。他们幻想只要清廷把政权交给内阁，有了国会的监督，在铁路问题上是“商办”还是“国营”,就不必争了。以争路而获得声誉的浙江汤寿潜、江苏张謇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萧湘、罗纶等人也是这样的人物。蒲、萧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很早就参与东京四川学生呼吁自办川汉铁路的活动。他们发表过《上川督锡制军书》和《敬告全蜀父老书》,提出过“官商合办”的建议^[21]。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刊发《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时，蒲、萧等人亦署名其上。他们还在东京发起成立过川汉铁路改进会，要求先修成渝段，反对先修宜夔段；揭露过“租股”扰民之害和官办公司的弊端。1909年10月14日，四川谘议局成立，蒲殿俊当选为议长，萧湘和另一个立宪派分子罗纶当选为副议长。他们既有了政治活动的机构，也想在经济方面抓个地盘，因此积极图谋把川汉铁路公司揽到手。
11月15日谘议局第一次会议，议定整理川汉铁路公司办法，呈请川督要求修改公司章程、清查账项、整理财务、增辟股源。其目的是要通过清查整理，把原由官方奏派的驻京总理乔树枏、驻宜总理李稷勋挤掉，另换上接近他们的人物。其实乔树枏等，也是具有立宪派色彩的绅士，不过与蒲殿俊、罗纶不是同一个小集团罢了。
谘议局第一次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在11月26日召开川省川汉铁路第一次股东会，出席股东六百余人，推罗纶、郭策勋、吴天成任股东会正副会长，主持会议。在组织董事局选举董事时，十三名董事中，属于谘议局的有萧湘、江树、汪世荣、沈敏政四人，再加与谘议局接近的铁道学堂监督刘紫骥为“主席董事”。这样，川省川汉铁路公司便在以罗纶为首的立宪派人物的控制下，组成了董事局。
1910年11月举行第二次股东会，董事局改选，彭芬、都永和当选为正副“主席董事”,谘议局议员被选为董事的有沈敏政、王大侯、冉崇根、范涛、杨用楫五人。这一些仍然都是立宪派的人马。自此以后，川省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领导权便落在这一派人物的手中。
在这伙立宪派人物把持下的商办川汉路公司，其腐败情形，并不稍减。到1911年6月止，股本实收总计1,670万两，其中租股仍占71%,对扰害小民的租股，并无多大改变。在股本总额中用于筑路的只占百分之四十，其余有的挪用，有的倒账或亏损。工程进度迟缓，经詹天佑勘定的宜昌到秭归段工程三百里，到清廷“收归国有”令前，仅完成三十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