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勇，“隆技击”

齐国崇尚武勇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齐建国之前，这里的夷人很早便以尚武善射而有名。“夷”字从“大”从“弓”,像一位正面伸臂的人身上挎着弓箭的形象，神话传说中东方夷人的英雄后羿、蚩尤等也都以勇武善射著称于世。齐建国后，对夷人的勇武风俗有所承继。此外，一方面，太公封齐时得有专伐特权，另一方面，太公本人就善于谋略，是一位军事名家，这对齐尚武之风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姜太公以后的历代齐国君臣大都对“尚武任勇”十分重视。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去了控驭天下的能力，各个诸侯国竞强斗雄，烽火四起，强者得以生存壮大，而弱者则遭吞食兼并。《韩非子·五蠹》说“当今争于气力”,《管子·君臣》也承认“武勇者长”,各国诸侯为了在列国争斗中站稳脚跟，都希望通过武技来提高兵战素质，因而都注意加紧训练兵士，提高争战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崇武尚力遂成为时代风气。
与各诸侯国相比，齐国更加重视武功，从国君到士民，莫不以武勇为荣。就国君来说，像齐桓公、齐威王这样的有为君主自不待言，连一些平庸之君也颇能鼓励勇武之风。据《晏子春秋》记载，齐庄公就表现得比较典型，他本人喜好勇武，“奋乎勇力”,“任勇力之士而轻臣仆之死”;齐景公也曾说“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公孙龙子·迹府》中也记载了齐闵王喜欢勇武的事情，说他选臣用士的标准是看其敢不敢在大庭广众间与人搏斗，如果怯懦便弃而不用。国君所好，臣民仿效，士民们遂争强斗勇，以此相尚。《管子·五辅》说齐国百姓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把武勇看得比利还重。《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毂击，指以车轮的轴头相撞。齐国人在道路上驾车行驶，相遇时故意撞击对方车轮轴头，互不相让，以此取乐，并且禁之不衰。《吕氏春秋·当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两个好勇的人，一个居住在东郭，一个居住在西郭，有一次二人在途中相遇，便相约饮酒。酒过数寻，一人说：“姑求肉乎？”另一个人说：“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 于是具染而已。”二人便抽刀割对方的肉吃，直到死去为止。当然，“勇若此不若无勇”,但由此亦足见齐人的争强好勇之心。
因为崇尚武勇，齐国勇力之士大批涌现。他们有的行侠仗义，热衷格斗；有的暗杀行刺，鸡鸣狗盗。至于剑士、武夫、力士、刺客、拳勇之类，更是充溢于邑野。孟尝君以好客著称，门下养士数千人，有不少人便识剑善斗，具有鸡鸣狗盗之技。他在薛地时，“招致天下任侠”,“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史记·孟尝君列传》)。像能够“生拔牛勇”的力士孟贲，敢于行刺秦王的剑客荆轲，都是齐国勇武之士的典型代表。至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记载的“手剑击杀两蛟”的菑丘诉、“一搏特𧱚而再搏乳虎”的公孙接、“仗兵而却三军者再”的田开疆等等。虽然故事记载本身有一定的虚构成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齐国士民的勇武。
由于崇尚武勇，齐人十分留意搏斗的技巧，故《荀子·议兵》篇有“齐人隆技击”之说。技击是齐地尚武风俗的重要表现，也是齐国武技的精华。先秦以前，武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人与天之间的格斗主要靠自身力量的大小，而对搏斗的技巧重视不够。齐国的技击则是以技巧胜勇力，即改以力御敌为以术制敌，从此，灵活多变的搏击技巧在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鼓励百姓尊尚攻击技巧，齐国规定：“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荀子·议兵》)。就是说，能杀敌一人，可得赏金四分之一两。据载，齐闵王就是依靠了齐人技击的高超，发挥单兵作战、以巧取胜的武技优势大败敌军而成为诸侯中的强者。这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的“齐闵以技击强”。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齐国的军事家也都十分注重技击。在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发现的《孙膑兵法》残简中，就有一条珍贵的技击资料：“左右旁伐以相趋，此谓钩击。”意思是先用左、右手从侧面横击，紧接着向前猛烈冲击，这就是“钩击”。
齐国的尚勇好武、尊隆技击，使齐国保持了强以攻敌，守能护城的优势。所以《史记·张仪列传》称齐国“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天下强国无过于齐者”。齐人的“尚武”不仅造就了齐国当时的强盛，还给后世带来了重要影响。
首先，齐国尚武，注重谋略，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名家。他们中有著名的将领，在当时的战争舞台上潇洒风流，威武雄壮，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创造了赫赫战绩，为中国的军事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的还是军事理论家，如姜太公的《六韬》、管仲的《管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孙武的《孙子兵法》、孙膑的《孙膑兵法》以及稷下兵家的有关著述，其中都有精辟的军事理论阐述。特别是《孙子兵法》,其中对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对战争全局的战略分析，对战略原则与战术原则的提出，及对战争之与“天时”、“地利”的关系等等都作了精到的论述，还提出战争中之官兵关系、将帅指挥、敌情判断都有其自身规律可循的见解。孙武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称誉天下，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官兵也还在学习、运用。孙武不愧“兵家鼻祖”“武圣”的美称。
第二，齐国尚武，不但注重攻战也十分注意战争守备，注重防御设施的建设。城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有效防御手段，齐人便在城市建设中因时因地，精思巧变，使齐都临淄真正起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作用。齐国边界的长城更是一道有效御敌的屏障。它从春秋时将挡水的堤防加高加厚成为“钜防”,从开始修建，到宣王时期止，经过几代的努力，终成一条西起黄河之畔，东到东海之滨，绵延一千余里屹立在国之南境的“备楚”长城。在先秦各国，甚至世界各国，齐国是第一个修筑长城的国家，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国备”(《墨子》)思想。
第三，齐国“隆技击”对后世影响极大。齐人首创技击，开辟了以技击胜勇力的武事新领域，人们开始利用技击的灵活多变在军事活动中大显神威。两千多年来，技击更新变衍、增多补益，最终汇成现代蔚为大观的中华武术。据说，历史上的山东武艺与武术，无不本齐国武技为始源，并大承其风尚。魏晋之际的泰山习武团体，隋唐时期的山东剑术，宋金之间的梁山拳、梨花枪，以至明代的四大武宗，均与先秦之齐国武技有着某些关联。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三中就说：“青州人易习乱，御倭长枪手皆出其地，盖是太公尊贤尚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明代青州武技称著天下，长枪手们出省巡战，屡挫倭寇，时人仍然认为这是齐国的武技传统而致。足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