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无逸》

散文·历史散文·尚书《无逸》

周公曰：乌乎！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弗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乌乎！ 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龚！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弗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弗言。其惟弗言，言乃雍。弗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弗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湛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乌乎！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弗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乌乎！ 继自今(后)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共。无皇曰：今日湛乐！ 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乌乎！ 我闻曰：古之人，猷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 此厥弗听，人乃训之。 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乌乎！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弗啻弗敢含怒。此厥弗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则信之。则若时，弗永念厥辟，弗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曰：乌乎！ 嗣王！ 其监于兹。

(据敦煌《尚书》残卷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并以《汉熹平石经》残字、《魏三体石经》残石参校，下同)

《无逸》作于成王五年，这时周公六十九岁。《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无逸’。”其实《多士》作于洛邑，是训诰被迁徙的反对周朝的奴隶主的，即所谓训斥仇民的；《无逸》作于丰镐，是教训成王的，实际上是对殷商周初政治统治经验的总结。人们认为《无逸》所总结的经验比《召诰》、《洛诰》更深刻，更系统，更加合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际。牟庭《同文尚书》卷十九：“是日成王田猎，扰于农民，蹂践于禾稼，既猎而饮酒。或告农人子有怨詈之言，王怒而欲罪之。”

《无逸》，《史记·鲁世家》作“毋逸”，《尚书·大传》作“无逸”，《白虎通》作“亡逸”，《汉石经》作“毋欲”，训诂上是音同义通，“无逸”似乎不必解释为“不要贪图安逸”，可以理解为“不能放纵”。《说文》：“逸，失也。”兔善走，所谓纵逸。《诗经·小雅·小明》：“嗟尔君子，无恒安息。”这里的“安息”才是“安逸”。在说理散文中，《无逸》属于以题目直接表示中心思想之例。

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是周公对成王提出严格要求，——“君子所其无逸。”这也是全文的主旨。周公与成王，从家庭关系看，是叔父与侄儿；从君臣关系看，此时周公还政于成王，是臣与君主。因此，所用语词大有讲究。“君王”，这里是周公对成王的敬称。“所”，从“户”从“斤”，在家庭附近操作，引申为“处于……地位”。君子处于高位不要放纵，这是一个命令或祈使句。怎样才能达到“君子所其无逸”? 只有深切体味到“稼穑之艰难”，才能了解平民所依附的是什么。“依”，通常说是“隐痛”，这里不取假借说，“依”是依附，“所依”指依附稼穑之事。当时是原始农业的宗法社会，人民一以农事为本。周公不能直接指着成王，而是借小人违拂父母之训、父母之行来启迪成王：“请仔细看看那些小民吧，他们的父母勤劳于农事，那些子弟却不理解稼穑之艰难，就放纵了，就强横乱讲了，已经是荒唐无礼，他们还大大地侮谩父母，说什么从前的人什么也不懂得。”这段话讲普通人家今不如昔，令人慨叹。那么作为帝王之家，情况又应该是怎样呢？第二段从正反两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先讲正面历史。殷朝有三个贤君：一个是太戊，殷代第五世贤君，《吕览·礼乐制》：“太戊，太甲之孙，太庚之子也，号为中宗。”他严肃谨慎，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人民，小习翼翼，不敢荒芜王业放纵行事，因此，享受国俸七十五年。《史记·殷本纪》：“弟太戊立，殷复兴，诸侯归之”。第二是武丁，殷代第十一世国君，“这人长期在外面劳动，跟小民一同操作，即位时正巧遭遇父丧，他沉默寡言，态度诚恳，竟有几年时间没有随便讲话，正因为不随便讲话，讲起来就很和谐。不敢荒芜王业放纵行事，就能够安邦定国，小民大臣都没有怨言。高宗享受国俸五十九年。”第三是殷代第十二代贤主祖甲，“他原来就认为当君主不义，一直跟小民共同劳动，即位以后就知道小民所依附的是什么，就能够保养并安抚小民，特别不侮辱鳏寡，因此祖甲享有国俸三十三年”。周公所举以上三君，一个是敬畏天命，两个是长期从事农业劳动，都是“君子所其无逸”的典范，他们政绩辉煌都能享国日久。接着周公概述一些君主都是贪图安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因此“罔或克寿”。前者详，后者略；用今天的话说，周公是对成王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剪裁材料是精当的；如果把反面事实放在前面详加叙述，把正面材料放在后面略作说明，很可能婴成王之逆鳞；如果把正面反面材料无分轻重地加以叙述，效果也差。现在(下文同此)着重树立正面典型，艺术效果很好。《韩非子·说难》：“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又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在历史事实上，这里有两点需要交待：一说中宗是祖乙，殷代第七代君主，《竹书纪年》：“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一说祖甲当是祖乙，“乙”、“甲”古读声近，伏生口授时误记了真孔古文。马融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但是《孟子·公孙丑上》：“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这是说武丁以后商代已经没有贤君了。越是远古的历史就越难以考证，只要注意周公列举了三个贤主罢了。在训诂上，原来断句是“爰暨小人，作其即位”。这与语法不谐，现在参考牟庭《同文尚书》改为“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周公接着讲到当朝的三个明君：太王、王季、文王。太王、王季概而言之，都是“克自抑畏”，重点突出文王：“文王也曾从事过卑贱的劳动，开恳，造路，种田，心地仁慈，养活小民，优待为数不多的鳏寡，从早晨到中午到下晚，忙得连饭也吃不上，因而万民都能和顺，文王不敢用各个邦国进贡的赋税游乐于田猎，中年承接天命，享受国俸五十年。”周公不是简单地教成王不要怎么做，而是说文王不肯怎么做，巧妙地用本朝祖宗的范例教育成王，具有更大的训诫力。讲周朝三个贤主也突出了“享国日久”。文王五十岁时王季才死，王季的老寿享国可以想见，王季老寿而所称不多，太王的老寿享国也可以想见。通常周公讲到文王都要提到武王，只有《无逸》不提武王，这是为什么？原来周公认为武王才六十五岁，执政十八年，还不可以说是“享国日久”。第三段又回到现实中来恳切提醒成王在行动上要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唯正之共”，言论上要做到无“今日湛乐”，否则就既不可以训民也不可以顺天，人们必将有深大怨恨。周公更加提醒成王不能像商纣王那样迷惑昏聩沉湎于酒。接着运用对比法从更高的角度要求成王注意君主和臣民的关系，也就是要注意统治天下的最根本的基石：一是要像古人那样“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才能达到“民无或诪张为幻”，二是要像“殷王中宗，及高宗，乃祖甲，及我周文王”那样“皇自敬德”，引咎自省。周公同时指出，如果不是那样，将是“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所总结的经验，概括起来大概是，要汲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和本朝兴国的经验，“知稼穑之艰难”，要师法前古敬畏天命，要“皇自敬德”，引咎自省，这才能“知小人之依”，“协和万民”，享国日久，而不是“弗知稼穑之艰难”，“弗闻小人之劳，惟湛乐之从”。今天看来，这些经验有它的客观性、科学性、深刻性和人民性，它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中期的政治家敏锐的观察能力所反映的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无逸》应当是我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瑰宝之一。有人称赞《尚书》的记事是“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圣教”。所以说它是瑰宝，一个尤其突出之点是讲“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鳏寡”比讲“寅畏天命”多了，讲文王的“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比讲其他先王更多了。文王是上古贤君明主的典范，对成王的鼓励应当更大。这是周朝散文思想内容上的新血液。《诗经·周颂·噫嘻》有一段称颂成王亲自领导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诗：“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榖，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反功利主义的，似属未妥。周公是上古文化的代表，对后世影响也大，他的文化思想纯粹是功利主义的。

《无逸》的写作艺术也超过前代的文章。首先是章法上能围绕中心逐层深化，有一定的事理顺序。其次是举例丰富，说理透辟。范文澜说：“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本文列举殷代三君，周朝三王，而又突出周文王，又从反面概举一些“罔或克寿”以致“厥心违怨”、“厥口诅祝”的君主的行径，真是言之凿凿、“允执其中”。又次，本文既有很多对比，又有一些反复，做到寓意深邃，全面，语气强调有力，虽然像是语录，有几个“周公曰”，但各节能够相属成文，而且是一篇逻辑性较强的政论散文，不妨认为《无逸》是从卜辞、卦爻到《左传》、《国策》、《国语》之间的过渡散文形式，因此多用“周公曰：‘乌乎！’”这种语录体，它还不具备完整的散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