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日，蔡锷尚在川南发动猛攻，广西陆荣廷也正秣马厉兵，准备攻湘图粤。因此，他取消帝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企图利用全国人民和护国军将士的强烈爱国热情，借口“阋墙御侮”,胁迫护国军停战议和。起初，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等人，提出“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1],并电令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负责与陆荣廷等进行具体“斡旋”^[2],以期达到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的目的^[3]。接着，又于3月30日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再次致电蔡、唐等人，说什么“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元气”^[4]。
然而，民国四年以来，袁世凯翻云覆雨，背誓食言，“专操权术以侮弄万众”的事实，毕竟太昭然了；他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所给人们的教训，也太惨痛而深刻了；因此，蔡、唐等人没听他这一套。4月2日，蔡锷复电黎元洪等三人说：“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5]表示不能继续承认袁世凯为总统。4日，唐继尧也复电指出：“今袁氏虽取消帝制，实已构成叛国之罪名”,倘若“真诚悔祸”,即应“毅然引退”^[6]。至于梁启超，则早在3月28日赴桂途中便电告过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7]陆这时刚刚宣布独立，正垂涎湘粤，本无议和之意，接梁告诫后，当即拒绝了龙、张的调停，并于4月17日正式电请北京政府“依据约法转陈项城速行宣告退位”^[8]。结果，袁世凯所企望的全国范围的停战议和终因其不允退位而未能实现；仅由四川将军陈宧和蔡锷单独达成了川南、湘西战场的停战协议。
陈宧在云南护国军和四川人民的打击下，实际上早已存心谋和，只是没有适当机会而已。现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请求罢兵，机会终于到来了。3月27日，他致电蔡锷要求即日停战，妥筹善后^[9],同时又两次密遣信使晤蔡，面告他将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取联邦之制，并推举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为继任总统”^[10],“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11]。蔡锷见陈宧愿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自己的部队于激战后也急待休整，遂于31日复电陈，同意所率滇、黔护国军自即日起停战一星期。这明明是蔡锷满足了陈宧的请求，可是陈却于4月1日呈报黎、徐、段等，谎称：“蔡锷近有悔祸之意，顷来函提议停战七日，以便协商平和办法等语”^[12]。袁世凯于绝望之中，忽闻蔡锷同意停战议和，自然大喜过望。他当即指示徐世昌照准停战，并立即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议和具体条件。就这样，陈宧的求和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正式批准，只是议和条件由按袁的意旨修改为“须仍一致承认今大总统袁世凯”^[13]了。
4月6日，一星期停战限满，应陈宧之请，蔡锷同意自7日起继续展限一月，双方于川湘境内一律停战至5月6日下午12时止。9日，陈宧所派议和代表刘一清、雷飙到达永宁，接受蔡锷所提停战规约三条：1.两军暂守防线，无论大小部队不得进出步哨线外一步，如违约冒进，格杀勿论。2.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军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二人为限，且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记，如军使无故被伤害者，依刑律治罪。3.凡有着便服，携带器具，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间者，准予射击擒捕^[14]。后来，由于袁世凯于停战期内借口“剿匪”,疯狂镇压川湘各地起义民军，蔡又补充规定：“各地起义之民兵，其有指挥官而有一定标志者，亦应与护国军视同一律，在停战期内彼此均不得相犯。”^[15]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各地的起义民军。对于议和条件，陈宧首先提出草案八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仍须一致承认袁世凯为总统。据陈供认，刘、雷二位议和代表出发时，他曾特地交待：“此条如得赞同，其余不妨迁就。”^[16]接着，蔡锷提出修正案十条，其中一至九条是：1.仍暂以袁世凯为总统。2.限两个月内召集已解散的民国元年参、众两院议员在上海解决总统问题。3.务期实行民国元年约法。4.起义各省将军以下各级官长，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不得更换。5.大赦党人。6.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为维持国会起见，将起义各省军队编为二师，分驻于北京附近。7.起义各省军队所用军费应由中央协济。8.任段祺瑞为湖北将军驻武昌，仍任冯国璋为江苏将军驻南京。9.护国战争爆发后开拔至各省的北军一律撤回原防^[17]。但是，当他通告独立各省征求意见时，除桂、粤(龙济光已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两省因电线梗阻未复外，云贵两省，特别是贵州刘显世却对仍认袁世凯为总统一条极力反对，致使议和陷入僵局。
陈宧见协议难成，无法向袁交差，只好于19日撤回代表，并借口“望浅言轻，实难独膺艰巨”,请求黎、徐、段准其“联合宁、浙、赣、鄂、湘、鲁各省共同担任”^[18],实际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此后，陈宧虽继续与蔡锷保持联系，并于5月6日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次议定展限一月，自7日起至6月6日夜半止为第三次停战期限，但所商议的事已不是什么仍认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是联合各省迫袁退位了。
蔡锷独自同意与陈宧停战议和，遭到中华革命党乃至护国军阵营内部很多人的反对。4月2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议和二字，在今日不成名词，且亦绝无可以议和之余地。”^[19]7日，李烈钧更直接致电蔡锷等人说：“窃谓停战之约，于袁有大利，于我军则不利”;袁可乘此时机维持内部，缓和人心，“割让乞怜，谀媚求逞”;而我则因此“朝锐顿挫，后难为继”;北方准备积极反袁的良将劲卒，也必因此而复怀观望，反为袁世凯所“羁制”。他希望蔡锷等人能“奋志扫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20]。15日，黄兴也自美国通电唐绍仪及全国各界，表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21]。最后，连梁启超也以袁世凯“未有退位决心”而电嘱蔡锷：“蜀湘续停战之议，切勿许之。”^[22]但是，如前所说，由于护国军屡经激战，极需切实整理，而各路敌军又“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移转攻势”^[23]。因此，蔡锷终究还是不顾各方的“责言”^[24],同意了陈宧的停战请求。
至于后来一再宣布停战延期，除有陈宧再次转向同意迫袁退位，决心宣布独立等客观情况外，也是唐继尧“增援计划迄未能见诸事实”,和李烈钧“率所部违命入桂，致令全般计划为之牵动”的结果，而这些恰恰是蔡锷所深为“扼腕”的^[25]。他虽同意过仍暂认袁世凯为总统，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交换意见，借以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运动联络之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措施^[26]。就在他对陈宧所提议和条件提出修正案，“征请众意，以供研究”之时，他还曾“迭电二庵(陈宧),力辟首条之万不可行，促其联合各省迫袁退位”^[27]。
其实，蔡锷对停战议和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3月底，他就表示过：“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28]为此，他告诫唐继尧“不宜以一隅之小利害而易其喜戚，尤不可因小故而竞意气”^[29],力促他“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30];同时催促他从速决行以下各事：1.派妥员分赴各省切实联络，促其速速举义，或守中立；2.对粤宜促桂积极进行，赶速攻下羊城；3.速向日本订购军火及制造弹药器械，火速运滇；4.派专员驻日，并请唐绍仪、伍廷芳等以半公半私资格赴欧、美各国接洽一切。候政府成立，即任为驻外代表；5.组织举义各省总代机关，以资提挈；6.赶行筹划军备，以图大举。至于他自己更未因停战议和而放松继续作战的准备。3月31日，他下达首次停战令，但同时又命令前线各将领：“停战期中，逆军难保不破约乘虚以袭，我所有前线各部队仍应固守现阵地，严密警戒，万不可稍有松懈。”^[31]4月7日，他通令续行停战，同时命罗佩金等人：“饬所属前线各部队，于原有阵地扩张强固工事，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练新兵，整理一切”^[32]。随后，又电告刘显世等：只要敌有机可乘，对我可操胜算，便“不妨借端开衅，痛予打击”,绝不可一味“拘守停战规约之意”^[33]。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展开了敦促陈宧宣布独立，以迫袁退位的活动。事实证明，蔡锷“护国倒袁”的立场并没有因停战议和而有所改变。
川南、湘西虽已停战，但从全国来说，反袁斗争却仍在向前发展，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军事斗争，而此后即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广东、浙江等省的独立就是这一斗争形势的产物。
广东为广西近邻，广东不独立，广西独立即无保证。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所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决广东的问题。当时，护国军内部多主由陆直接派兵东下，攻克羊城，驱逐龙济光。连梁启超也说：舍龙、张(鸣岐)退职外，对广东无调停余地^[34]。但陆荣廷却“别有规画”^[35]。他既不愿损伤龙济光这个昔日同僚和儿女姻亲的情面，也不愿广东落入讨袁驱龙的民军之手，更不愿将自己的实力消耗于羊城一拚之中。他深信，凭他握有百色所俘龙觐光这张王牌，兼以利诱势迫之策，和平解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以维持龙济光的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梁启超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为避免地方“糜烂”和“专力规复中原”着想，随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汤觉顿以陆荣廷代表身份赴粤协商一切^[36]。
为实现上述“规画”,陆荣廷一面利用龙觐光以兄弟之情动员龙济光“赞同共和”;一面频电龙、张速下决心，与滇黔一致行动。直至4月5日广东独立前夕，他还致电龙、张说：“至北京进军一层，原在意中。荣廷既勉从军民之要求，则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多寡强弱自亦无所容心，要在两公一转念耳。”^[37]与此同时，他还派大批桂军集结梧州等地，扬言将以龙济光态度决进止。至3月底，他见龙仍无独立表示，遂于27日夜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斩木越界，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该县知事于次日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于同日辞去镇守使职，改就安边都护使，并致电陈炳焜，表示以后一切进行，“唯广西之命是遵”,愿“整饬军旅，直捣黄龙”^[38]。此外，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和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也纷纷致电龙济光，或责以护国大义，或相约以讨袁为唯一宗旨，造成一股强大的迫龙独立声势。
但是，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龙原本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起用入主广东后，开始成为袁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据《中华新报》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卖烟(指鸦片烟土),一方面纵令兵士搜烟；一方面得贿包赌，一方面纵令兵士捉赌，以致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杀人之惨，“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指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间首先迎他入粤的广州总商会，也转而主张“非去龙不可”了^[39]。这虽是护国军舆论机关的宣传，某些具体事实难免夸大，但它所揭示的人心向背却是无可争辩的。
广东讨袁驱龙民军可大别为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两部。中华革命军奉孙中山为大元帅，主要领导者除总司令官朱执信外，还有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南海、新会、江门、新宁、高州等地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护国军又有自成系统的三大支：一支与朱执信中华革命军一样同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实际上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的任鹤年部，即属这种性质。另外两支分别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康门高足、原进步党重要成员徐勤为首领。陈炯明在林虎、何海鸣、唐蟒、文群等人的赞助下，自称广东大都督，并组成一支以林海山、陈国强，陈月侨、董伯群、叶匡等人为支队长、号称“十路十八支队”的庞大队伍，在惠州、博罗、增城、淡水、顺德等地积极展开讨袁驱龙斗争。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以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为副司令，吕仲明为南路司令，王伟为北路司令，关仁甫为东路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朱执信、陈炯明、徐勤等军虽因党派关系而各树旗帜，“向少提携”^[40],甚至明争暗斗，时有竞争，但在讨袁驱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或联络绿林发动武装起义，或策动军队实行反正与独立，彼此都在为这个大目标奋力进击。
3月26日，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汕头少年再造党的运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又调饶平、澄海之军，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41]30日，汕头警卫军也响应独立，各方一致推举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非龙有。与此同时，徐勤在运动海军方面也大获成功。徐原定3月27日进攻省城，由于叛徒出卖，计划流产。随后，他一面“改易方针，从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运动水师，再图大举”。在谭学夔、魏邦平的“斡旋”下，“宝璧、江固等兵舰首先反正。徐乃以护国军正司令名义，任魏邦平君(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迫珠江”,准备于4月7日拂晓，以水陆两军向广州发动总攻击^[42]。至于各民军所发动的地方零散起义就更计不胜计了。据《中华新报》驻粤记者梅公说：除羊城一隅外，几遍地皆民军，广州“官僚眷属，富商大贾，迁徙一空，不独龙氏蜷伏观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张鸣岐、凌润台、蔡伯浩诸无赖亦靡不倚观音山为兔窟”^[43]。
在外有桂军压境，内有民军突起的情况下，龙济光又因禁烟督办蔡乃煌告发他与陆荣廷密电频传，“要与独立有关”,因而受到袁世凯的疑忌。袁一面“饬驻沪第十师长卢永祥率师赴粤”,一面命他“亲督师旅出屯肇庆，进规梧州”^[44]。龙被逼得走投无路，进退失据，终于在4月6日选择了陆荣廷等人为他设计的以独立“保全地位”的道路。这天下午7时，他答复请他宣布独立的警察厅长王广龄说：“时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厅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王当即“转知报界，并谓尚有都督告示登报，请留版稍待”^[45]。于是，广东独立的消息即刻传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
龙济光的独立，当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迫袁退位^[46]。他发布的所谓《独立布告》,就是证明。《布告》说：“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民之责。”^[47]这表明他的“独立”主要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但在袁世凯的大厦将倾之际，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对袁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据袁的亲信团长索崇仁说：袁世凯“自粤浙相继独立后，大约即受肝疾，饭量亦减”^[48]。可见，广东独立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当然，这是龙济光始料所不及的。
浙江独立几乎与广东独立同时发生，仅晚六天而已，但宣布方式却不同于广东，是通过浙军的武装起义来实现的。正如当时的《民国日报》所指出：“浙江独立，与他省不同，他省为将军独立，浙江则人民起义也。”^[49]
浙江军队除警备队外，计有陆军一师一旅，多数官兵参加过辛亥革命时会攻南京的战斗，是一支富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军队。对于袁世凯称帝，除兴武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参谋长金华林、警备队司令官徐乐尧等少数人甘于同流合污外，其他中下级军官如十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长夏超、水警厅长徐则徇等莫不持反对态度。因此，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响应滇黔独立的准备活动。童、夏两人不仅多次借机亲往上海与各派讨袁志士接洽，而且还在杭州暗中充当反袁志士的保护人。据朱瑞说，警察总厅就是他们秘密会商起义事宜的机关部^[50]。
在策动浙江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投入的力量最多，所起作用也最大。孙中山说：“浙江独立，以吾党势力为多。”^[51]袁世凯的军事咨议吴金声也证明：“查浙江方面独立，实由国民党人运动下级军官，成斯变局。”^[52]具体说来，即是王文庆、莫永贞、阙麟书、郑康甫、陆翰文等人长期联络运动的结果，其中王文庆尤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王文庆又称王军、王钧、王文卿等，早期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浙军营长，后退役闲居。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莫永贞等人相约倒袁，因而“对于浙事，早有计画”^[53]。他一面派阙麟书、项霈、汤榕甫、陆翰文、郑康甫等人赴杭“主持一切”;一面嘱王赞尧运动军队，林柔远联络警界^[54]。经过他多方努力，独立时机，渐趋成熟。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继续抓住总统权力不放。广东独立后，他又准备移南下入粤受阻的卢永祥第十师和陈光远第十二师于浙江，以巩固他对江南的统治。消息传开，全浙人民，特别是浙军中下级军官无不愤慨异常。竞相要约：“如北军果入浙境一步，即以武力拒之。”^[55]王文庆因势利导，决定于4月10日夜发动武装起义。后因准备不及，临时决定推迟至11日夜举行。
10日晨，阙麟书等率炸弹队三十余人自沪抵杭。次日，召集童保暄、夏超和军警两界多数中下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对起义事宜作最后抉择。与会者一致决定：起义于明晨4时举行，由倪遇开凤山、候潮等门，迎接二十四团；由吴骏开艮山门，迎接二十三团；并设临时司令部于报国寺。12日晨，起义如期发动，二十四团以阙麟书、郑康甫等人组成的炸弹队为前导，迎着黎明的晨曦，直扑将军署。当时，将军署卫队大部因故他调，所剩仅朱瑞新招海盐家乡亲兵百余人。这些未经战阵的兵卒，一闻枪声，即缩作一团，毫无抵抗力。朱瑞见势不妙，偕金华林匆匆逃去，将军署迅即为起义军民所占。接着，起义诸要人在此举行了第一次善后会议。首由主席莫永贞提议先举都督，继由郑康甫提出推举都督的四个条件：1.素有德望者，2.有联络各民党能力者，3.与北京无特别关系者，4.对人民无恶感者。紧接着，阙麟书提议举王文庆为都督。这表明莫永贞等革命党人在力图争取独立后的领导权。但这一提议，遭到以童保暄为首的军界实力派的反对。童针锋相对地提出：“目下宜变通办理，都督以屈巡按使为宜。”^[56]莫永贞等虽为此辩论多时，但由于军界坚持甚力，不管屈映光本人如何“誓死不从”^[57],最终还是通过了童的提议，王文庆仅被举为参议会会长。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单靠运动军队反正，是难以掌握领导权的。
当日下午，在军绅各界头面人物的“合词恳吁”下，屈映光勉强同意以浙江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名义维持全省秩序。他一面布告各方，声称：“本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一切军政民政照常办理”,“凡尔各色人等，务须各安生业，共遵法令。倘有私自招兵及假托独立名义，煽惑人心，扰乱秩序者”,“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58];一面致电袁世凯，力陈其不得已而从“军绅各界之请”的苦衷。袁为了稳定人心，立即于14日全文公布了屈映光的呈文，并发布命令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59]。这就反映了浙江独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革命党人和浙江人民是不会同意这种“只闻维持秩序，不闻有反袁声调”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王文庆得知屈映光仍以巡按使名义发号施令，“乃勃然大怒，宣言与屈氏誓不两立”^[60]。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人也致函独立各要人说：“试问诸君，名为独立，而总司令乃由袁政府任命，且曰巡按使兼任云云，天下滑稽可笑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61]原浙江省国会议员杜士珍等人除号召各界另推贤者维持治安外，还直接向屈映光提出：“非公退让，蔑以明志桑梓，恭敬墟墓财产。”^[62]已于13日宣布独立的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更派兵两营开进杭州，直接用刺刀逼屈交出政权。屈映光见此情状，只好赶紧宣布正名为都督，以缓和人民的反抗，但暗中却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杀中华革命党人夏次岩就是突出的事例。人民忍无可忍，终于重新摘下他的都督桂冠，并“派兵一连送其回籍，阳为保护，阴实监察”^[63]。5月6日，新举都督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宣布正式就任，“浙事从此大定”^[64]。
浙江独立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由于它地居“濒海要冲，形势颇胜，交通最便，又为财赋素著之区”,因此，其影响和作用却是其他独立省份无可比拟的。一个袁世凯死党说：“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渐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仍限于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举，于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长江下游治安，遂为摇动。”^[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