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四川军阀派系之多，战争之频，为祸之烈，政局之乱，即使在北洋时期也是全国少见。“袁世凯死去以后，四川饱受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苦，吸毒成风，经济混乱，省级政府腐败无能，形同虚设。变化无常的军事联盟、频繁不止的武装冲突和有增无已的社会混乱，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头昏目眩”^[1]。1920年，四川省内军队已有三个军(下辖十个师、九个混成旅)及川北边防军和川边军，人数不下十几万。其中有刘存厚的武备系、刘湘的速成系、邓锡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刘成勋的三军系等等，由于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各军驻防区域俨然独立王国，一切政务均由军人决定，互相之间你争我多，混战不已。据统计，北洋时期四川省内的军阀战争，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大战则几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扑朔多变，省内各派军阀明争暗斗，还有外省军阀参与其间，并在护法之役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客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剧了四川局势的混乱与动荡。用时人的说法是：“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有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2]
1920年，先是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引发川、滇、黔军之间的战争，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联军击败，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继尧企图凌驾于川省当局之上，将川省军、民、财政大权归之于其任统帅的川滇黔“三省联军总部”,以此“存川督之虚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军人的不满^[3]。熊克武以驱逐滇黔客军为号召，鼓动川省各派军人联合对滇黔军作战，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刘成勋为军长，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为师长。接战后，川军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泸州、叙州(宜宾),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战死于泸州，滇军退川南永宁(叙永),黔军退重庆。10月，川军杨森、刘文辉等部攻永宁，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刘湘指挥邓锡侯、田颂尧等部攻渝南江津，陈能芳、陈国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军余际唐师占重庆，16日杨森部占永宁，滇黔军分别退回云南和贵州，结束了外省客军主导四川政局的局面。“综计开战以来，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公私涂地，井里为墟，商缀于途，农荒于野”^[4]。
滇黔客军推出四川后，刘存厚在成都就任北京政府委派的督军，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广东政府委派的督军，形成一省两府的局面。川军将领于12月10日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维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张，以“顺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5]。但刘存厚仍企图掌握四川省政，他鼓动北京政府在12月30日下令任命熊克武为省长，企图以此让熊交出军权，但熊不听命，同日声明解除督军职务，随后并通电声明，不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勋为宠荣”,“川省完全自治，是则北廷命令，在川省无有丝毫效力。……武固甘为平民，厌弃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识之士，亦绝非此种滑稽手段所能诱致”。刘湘、但懋辛等川军将领亦于1921年1月8日通电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不为左右袒。”刘存厚在川省任上，“既无战功之可言，而行事复大背人民之心理，其滥招匪队，更贻地方以无穷之患，故一般舆论，皆致攻讦之词，军界尤甚”^[6]。1921年2月，四川各军联合发起倒刘行动，列举刘存厚的“十大罪状”。刘部势单力孤，无力抵御，刘存厚被迫在3月22日宣布解职下野。6月6日，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刘湘上台后，政治上标榜川省完全自治，脱离南北政府；军事上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派),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湘派),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中立派，力量较弱，实力不及第一、第二军),但尽量扩充己派实力，削弱他派实力；经济上，力图控制四川税收与兵工厂，掌握物质资源。因其种种利己损人之图，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尤其是与偏向于南方广东政府的熊克武(孙中山任命的四川督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联合刘成勋的第三军及省联军，发起倒刘运动。在各方压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实则心有不甘，如其所言：“任职经年，政令不一，以致办事极感困难，虽欲稍加裁制，又恐人不我谅，枝节别生，不得已……知难而退，不能不为自处之道也。以后情形，当再斟酌应付。”^[7]
四川政局的变化，使战胜奉系之后正在积极谋划“武力统一”的吴佩孚感到有机可乘，遂于6月间致电宜昌孙传芳和武昌萧耀南等，要他们对四川“相机援助，以树怀柔之德”。6月19日，吴佩孚在洛阳会见杨森，认为“将来川省内向，当赖此人”。随即致电刘湘，请其“与杨子惠(杨森)团结一致，以资应付，务使奸不得逞，功有所归，川局底定”^[8]。有了直系的支持，刘湘自恃可战，声称“胜算要靠北军来援，尚须有待，只能加强准备”。但杨森急欲开战，以此树威并扩充实力，并谋代刘湘而领川政，擅发作战令，甚而派人告刘湘：“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森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刘湘只能默认，但告诫杨说：“熊、但用兵诡诈，不可轻敌。”^[9]
1922年7月初，杨森所部兵分两路，由重庆向驻在川东北的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在7月9日发表通电，矛头直指熊克武称：“上年援鄂之役，彼犹欲以总司令自居，及后投靠无方，又转而向孙中山悔过，仍遭唾弃，益致途穷。遂复倒行逆施，肆其挑拨手腕，东驰西突，昼伏夜行，使各军时起猜疑，以莠言售其倾轧。”^[10] 第一军因准备不足，初处守势，主动放弃忠县、万县，旋即反攻，第二军不支而退。8月1日第一军克渠县，2日克达县，第二军退回重庆，又遭到省联军的围攻，杨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节节后撤至川东万县、奉节一带。杨森的失败使吴佩孚颇为焦虑，他认为“渝在虽小挫仍能恢复，渝亡纵苟延亦必终败”,遂急令陕西刘镇华出兵川北绵阳，牵制第一军，策应杨森，“俾杨无后顾之忧”;同时令宜昌孙传芳率队沿江西上，“进驻夔万，以应急援”^[11]。杨森退出重庆后，第一军继续追击，12日克万县，18日克奉节，杨森防备不周，所部大败溃散，本人只身逃出奉节，搭轮到宜昌，投靠吴佩孚，收拾整理残部，出任第十六师师长，从此成为北洋军阀武力图川可用之棋子与先锋。
当第一、第二两军交战时，但懋辛等致电在成都的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等，请他们出兵相助。7月10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以邓锡侯、赖心辉分任正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二军。第二军腹背受敌而不支，8月7日，与杨森离渝的同时，刘湘亦离渝暂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1月上旬，第一、第三军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决定川省暂取自治态度，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废除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破除防区，统一财政^[12]。由于明令废除军制，缩编部队，引起了各军内部的矛盾，各自争防区，争粮饷，所谓裁兵反成了扩军。12月2日，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并积极筹备制定省宪。此前，四川省议会在8月间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推刘成勋为宪法会议筹备处主任。10月间，推出戴季陶、谢无量、吴玉章等十三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1923年2月，草拟完成了《四川省宪法草案》、《议员选举法》、《省长选举法》等文件，但旋因内战又起，四川省宪草案尚未交付省宪审查委员会审查和省民投票通过即告夭折。
1923年1月，第三军下属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与刘成勋发生内讧，引起第一军助刘攻陈，而中立派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则助陈攻刘，成都、重庆重又陷于混战之中。四川省军的内讧，有利于吴佩孚插手其间，挑动内战，以图其利。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驻守宜昌的杨森部与刘存厚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陈国栋部联手，并得到刘湘所部的协助，向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开战。1923年2月14日，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随后杨森部由鄂西奔袭川东万县，邓锡侯部在川中围成都，拉开四川军阀又一次大规模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吴佩孚下令组织援川军，其中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四路大军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形成对川军各部的压力。
川军内战开始后，杨森、邓锡侯部发起进攻，东西呼应，占据上风。3月8日，东线杨森部占万县，4月6日继占重庆，第一军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却；西线刘成勋在邓锡侯等部的压力下于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及省长职，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邓锡侯、田颂尧部进占成都，6日邓锡侯被推为四川联军总司令，并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通电称：“熊克武、但懋辛等现仍盘据东北西路，毫无悔祸之心。道路相传，彼等正勾结外援，意图反噬。”^[13] 其后，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等决定反攻计划，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图重庆。5月5日，第一军发动反攻，击败川联军，13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又入成都。随后但懋辛部北进占绵阳，刘存厚军及陕军、甘军北撤，邓锡侯、陈国栋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为了支援川联军，杨森部由重庆西进，5月底与第一、第三军在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开战，6月上旬杨军败退，与袁祖铭率领的援川黔军合据隆昌，再败后杨军退泸县，黔军退大足，第一、第三军分途追击，先后占领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县，合围重庆。
为了呼应四川的战事，牵制北洋系的力量，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石青阳为第三军军长，但懋辛仍任川军第一军军长，并发出讨贼军布告谓：“川中历年事变，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14] 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田颂尧等亦发出通电，拥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内争又以南北对峙的面目复现。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战事的攻防重点在重庆，攻守双方先在重庆外围反复较量，“鏖战兼旬，死伤近万人”^[15]。杨森部渐渐不支，配合杨森作战的鄂军卢金山师亦“损失士兵枪炮，约在三分之一”,“战斗力完全失去矣”^[16]。9月下旬，战事发展到重庆城下，双方反复较量，“巷战良久”,“伤亡甚巨”。此时刘湘亦自叙州乘轮赶到重庆，协助杨森的防守计划。此前，一直对四川“情有独钟”的唐继尧，于5月间派胡若愚率滇军第二军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军到达前线，熊克武军得此外援，士气大振，一鼓而败杨军，杨森、袁祖铭逃奔万县，袁“仓皇出走，渡过浮桥，即弃舆徒步，履袜脱落，赤足而奔”^[17]。10月16日熊军赖心辉部占重庆，但对退走的杨森部未大举追击，致其可以从容整理，图谋反攻。
11月底，杨森、袁祖铭与刘湘、邓锡侯在川东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以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率部由万县沿江西进，邓锡侯、陈国栋部则由梁山趋长寿，对熊军构成两面夹击之势。而熊军在占重庆后内部矛盾又起，赖心辉图省长之位，与熊离心；滇军与川军有过往之隔阂，貌合神离；熊军内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协力，结果不战而败。12月13日，杨军与邓、陈等军会师江北，次日再占重庆，其后与刘湘等部分途进军成都。熊克武本计划“东路取守，北路取攻，赶造子弹，强募新兵”^[18],继续与刘湘、杨森等部周旋。但刘湘已派刘文辉向赖心辉接洽，“许以保存，令归附中央，不与熊合”^[19]。故赖心辉“意在暂取观望，至不得已时，即归服中央，刘禹九(刘成勋)亦同此态度。熊见势将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纸币关饷，军心涣散，遂以但、张(冲)孤守成都，自率兵两团，并带行李八驮，现款十驮，铣(16)日离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战为名，究不知其何往”^[20]。
1924年1月中旬，刘成勋与赖心辉致电刘湘，表示将劝熊下野，要求刘湘等停止前进。刘湘得知对手阵势已乱，25日令各部发起对成都的攻势。熊军各怀异志，兵无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却。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坚守，但力不能及，28日兵败于此，熊仅以身免。2月9日，刘湘等进入成都，赖心辉投吴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铭，刘成勋投刘湘，四川战事基本结束。熊克武、但懋辛等率部节节后退，由四川退入贵州，最后退到湘西，滇军则退回黔边。“此次战役历时一载有余，兴五省师，动十万众，交绥逾百次，糜烂遍全川，争地争城，动经旬月，此进彼出，迭为攻守。成都龙泉之役，重庆浮图关之役，梁垫之反攻，潼川之决战，师行所至，闾阎为墟。兵匪交侵，流离失所。其幸存者，勒筹饷款，敲骨剥肤。……强派收刮净尽，一县所出，率在数十万元，元气大伤，十年难复”^[21]。
此次四川战事，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从而摆出了在四川当家的态势。2月18日杨森发表通电，称其奉袁祖铭与刘湘之命，后方防务与前方接济由其“完全负责”;所有后方驻在军队及军属机关，统由其“节制指挥”;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暂由其“主持”^[22]。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自认为倒熊立有大功的刘湘、袁祖铭未能当上川督，颇为不满。袁祖铭认为，杨森“为人跋扈专横，器量太小，将士不服，尚难独自称雄”,加以杨之“任性，必遭其他之攻击”;刘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长畀邓晋康(邓锡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节必多”;川军“各自扩张，互相排挤，毫无顾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乱何待”;因此又种下了次年川军各派联合讨杨的远因^[23]。
贵州自“民九事变”新派将旧派刘显世赶走之后，王文华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恶名，没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卢焘为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长。卢焘在1921年1月28日通电各方，谓“现秩序大定，四境均安，此后施政方针，决当顺应潮流，实行自治。关于制定省宪，刷新政局，悉电民政当局主持。敝军确定军人不干政之原则，惟当整顿军纪，保境安民。”^[24] 不过新派虽在贵州政坛获得胜利，然贵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宁，因为新派内部随即分化，矛盾斗争又起。
袁祖铭为刘显世提拔的将领，刘因担心王文华坐大而提拔袁以牵制之。袁祖铭曾任黔军师长、前敌总指挥等职，骁勇善战，在黔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王文华，但王文华逐走刘显世后，没有善待袁祖铭，反因担心袁超越其地位，调其为总参军，解除其兵权，使袁对王心怀怨恨，起而与王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双方的矛盾激化。“王不屡夺袁之兵柄，则不能高枕无忧，回黔统兵主政；袁不图王，终是笼中之鸟，要想振翼雄飞，决不可能”^[25]。1921年，黔军退出四川后，袁祖铭图谋回黔夺权，因王系谷正伦等之监视、反对而未成，随后袁离队往上海，与同在上海的王文华相遇。王对袁持有戒心，命人暗中盯梢，监视袁之活动。事为袁知后，袁先设计脱离上海，继又令其表弟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刺杀了王文华。王文华死后，卢焘于4月就黔军总司令，既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又赞成湖南的“联省自治”。但卢焘的实力有限，在贵州无力稳定政局，部下五个旅长各据一方，争权夺利，时人“比之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争立”,其中以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最为激烈^[26]。何应钦是刘显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刘、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离开贵州到昆明，后转广东，投靠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老同学蒋介石。
袁祖铭离开上海后到了北京，但无权无势，无处伸展抱负，成为流浪军人。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经原在四川相识的友人张英华介绍，拜见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潘复，声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政府，实际是想依靠北洋势力重回贵州。潘复将其意转报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因此前北京政府试图说服卢焘“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动投怀送抱，靳云鹏“以其能分化革命势力，扰乱西南后方，大悦之”^[27],当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将贵州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袁祖铭运动黔军的费用，再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军队归袁指挥，支持袁打回贵州。1921年4月，袁祖铭在武昌组建“定黔军”,自任总指挥，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议被拒，只能又回北京活动。援鄂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靳云鹏电令吴佩孚，“就近与袁祖铭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12月，袁祖铭与吴佩孚在汉口相见，吴“表示尽量帮助”,并拨枪六千支助其武力回黔^[28]。此后，袁祖铭利用他在黔军中的老关系，对黔军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了不少黔军将领包括谷正伦的部下王天培等拥其回黔主政。1922年1月，袁祖铭自湘西洪江统军回师贵州，王天培等在贵州乘势发动政变。4月9日，袁祖铭率军进入贵阳，卢焘被迫辞去总司令与省长职，袁祖铭“定黔”告成。
因为是在北京政府和直系的支持下“定黔”,袁祖铭回黔后，政治态度偏向于北洋系。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逼徐世昌下台，扶黎元洪复位，鼓吹“法统重光”时，袁祖铭亦在6月3日发出通电，称“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解决一切纷棼，至理名言，实中切要，与西南护法本旨洽相吻合。愚以为解散旧国会为违法造乱之主要原因，恢复旧国会即为依法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29] 8月12日，袁祖铭宣布废除“定黔军”司令的名义，改任贵州省长，且有制宪之议，并大力扩充黔军，成为西南实力军人首领中的“后起之秀”。
1923年2月，四川大规模内战爆发后，袁祖铭被吴佩孚任命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部由贵州毕节入四川叙府。与此同时，唐继尧利用下野后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助其武力回黔推翻袁祖铭，而刘显世亦不甘流亡在外，正谋出路，双方一拍即合，组织滇黔联军，由唐继尧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通电责袁祖铭“对外则阴谋祸国，违反民意，对内则烦兴苛政，暴敛横征”^[30]。2月中旬，滇军两路入黔，黔军兵力薄弱，不敌滇军攻势，袁祖铭因远在四川，回援不及，只能决定放弃贵州，自任黔军总司令，率部入驻重庆，后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据有川东南大块地盘，并可窥视贵州。贵州则由刘显世于4月19日复任省长，唐继尧的堂弟唐继虞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实际掌握贵州的权力。刘显世因受滇军挟制，不安于位，9月辞职由唐继虞兼任，贵州再度沦为云南唐继尧的附庸。
1920年滇黔联军败于四川，滇军内部对唐继尧长年驱使滇军脱离家乡、南征北战颇多不满之情。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与唐继尧有矛盾，不满唐继尧之颐指气使，利用滇系军人内部的矛盾，发动驱唐之役。1921年1月27日，就在顾部自四川班师回滇之际，驻昆明的唐部军长叶荃亦表示响应，他还发表通电，责唐继尧“以土酋政策鞭策云南，我同胞呻吟痛苦于万恶专制淫威之下”。2月6日，邓泰中等滇军军官通电响应倒唐，声称“今幸潮流趋重自治，自应及时与民休息，整理内政，培养元气，暂不虚张联帅职徽，以息内外口实，乃一切悍然不顾，专戾自恣，语语拒人，致无商榷余地。此为吾滇计，不能不请公暂避。”^[31] 唐继尧失去部属支持，2月8日被迫匆匆离滇，表示“为免除地方危险起见，不惜放弃个人之权利，决意解职，避让贤能，以舒民困而解内讧。”^[32] 顾品珍随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实际控制了云南。唐继尧黯然离滇时仍不甘心，曾对人说：“过一两年后，我们再回来跟他们见个高低。同时还要请滇中父老兄弟，慢慢的评断评断，看看究竟谁是谁非，谁善谁恶。”^[33] 据唐继尧自称：“当离滇之初，本拟周历名邦，藉觇大势，窃不自揣，欲一探其国家盛强之原与夫政治，异日苟有一得之愚，或可以补积年之过。乃舟过香港，即为国会军府暨粤中当局诸公以及地方团体坚招入省，……故拟暂住此间，竭其智能，以为军府及西南各省之助。”^[34] 但唐继尧不甘失去权力，也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1921年3月到粤后，曾“授意己派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欲自为总统”^[35]。因得不到支持，又不愿卷入广东政潮，稍后蛰居于香港“养病”。
顾品珍在云南上台后，“议决对北方坚主护法，积极拥护军政府，坚持自治方针”;又致电广东政府，表示“尊重国法，服从民意”;其政治立场在南北之间似显模糊和游移^[36]。而且顾品珍的施政也不理想，干部任用私人，部下争权夺利，各自贪图享受，使滇人大起反感，责其“兼综庶政，黜陟百僚，威福自恣”^[37]。此等反顾心态，为唐继尧回滇创造了条件。1921年冬，孙中山集西南各军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唐继尧则策动驻桂滇军不要“为彼辈一二人争夺地盘之工具”,应“先救云南，后维大局”^[38]。他将驻桂滇军编为四个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军长，声称将回滇“戡乱”,并鼓动滇军官长，“望体察顺逆之分，准备戎伍，共襄盛举，以奠革命根基”^[39]。为了打消唐继尧回滇的借口，顾品珍在1922年1月委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任北伐滇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参加北伐。当年春，唐率军自滇桂边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则由滇黔边境入云南攻昆明，顾品珍部战败，3月20日顾品珍被土匪吴学显部打死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随后唐继尧复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权，顾品珍余部杨希闵、范石生等则由张开儒统领到广东投奔孙中山。
唐继尧在云南重新当政后，提出“民治潮流弥漫全国，知武力之实为民患，则惟有废督销兵；知集权之不适国情，则惟有联省自治；救国之策实无逾此”^[40]。1922年8月1日，唐继尧在昆明宣布改组省政府，自任省长，撤销原靖国军司令的名义。《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规定，省政府为执行全省政务之最高机关，省长为一省之最高级长官，省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发布命令，省长民选，对议会负责，但在省宪未公布前由现任省长继续行使职权；省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军政、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司，司长由省长任命；省务会议以省长为主席，多数票决为通过^[41]。虽然如此，云南省宪并未公布，唐继尧在改组后的省政府中还是一言九鼎的独裁者，他人只能仰其鼻息而行事。唐继尧一方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旧梦，向川黔以至他省扩张，如唐所言：“我军驻黔，原非久计，总以待机向外发展为宜”;“我军之发展，必先巩固黔局，以免顾虑。”^[42] 唐继尧令滇军二次入黔获得成功，于是又有二年后袁祖铭杀回贵州的滇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