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旅行

著者亚东一郎。八章，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年第二期至第五期(1911年二月到五月出版),标“社会小说”。第六章、第八章各配插图一幅。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单行本。

苏州陈墓镇官立高等小学堂学生文化欧，十四岁读三年级，天分很高，国文、地理成绩优秀。因读了《十五小豪杰》,着魔痴迷，一心想学书中描写的那几个童子，走一趟洋，做出一番殖民事业，便与班上最知已的同学东方复旦商量。复旦年岁稍长于化欧，了解化欧呆公子性格，凡事总要达到目的，方肯罢休； 料道劝阻无用，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把出洋游历改作本国旅行。二人商订了旅行的宗旨、程途、日期等各项计划，立定要经历一番辛苦，显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以增长见识。就瞒过家里，趁学堂放暑假，连夜乘航船离开陈墓。夜航途中，水声澎湃，颠簸不已，化欧在睡梦中突被呼救之声惊醒。原来是遇到轮船，靠了外国人的势力横冲直撞，撞翻了江北船，致使五岁小孩落水。天亮船到苏州盘门，看到船家给卡局送礼行贿； 目睹盘门附近青阳地界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在苏杭内地通商，沿岸发生的变化。上岸之前，看到一幕极其郑重的官场迎送礼节；上岸之后，又多次被欺生的苏州人作弄。两人感慨颇深。在阊门附近逛逛之后，就乘火车去了上海。火车上邂逅两位女学生，化欧想到现今世界， “男女同权”, 遂一改拘谨觍之态， 与女学生作了交谈。
到上海，两人寄宿沪江旅馆，适遇化欧表兄金伯佺。金遂领二人去一私卖灯吃(鸦片)所在。金过足了烟瘾，和他们谈起经营珠宝，险遭暗算的经过，听得二人呆呆出神，半晌做声不得。后金之友人潘老大派人送条，约请去四马路海国春吃大餐。化欧、复旦没有吃过番菜，不会点菜，不谙使用刀叉，误把咖啡当药茶。散席之后，众人同去新舞台看戏，路上化欧被挤失散，闯入茶楼、妓院，几次被妓女、老鸨拉扯，处境狼狈。幸遇复旦寻来，方得脱身。回到旅馆，正要就寝，忽然隔壁失火。一夜惊惶，幸免被灾，无意再留上海，次日乘招商局海轮北上。
船经数日航行，经烟台抵天津紫竹林码头，海关上来了无数员役，倾箱倒箧，一阵混搜。原来数日前，京城里有人在禁门左近埋设炸弹，被人知觉，大家沸沸扬扬，都说是革命党起事。当局为防同党私运军火，故关津要隘，检查异常严密。天津最热闹的地方，叫做“三不管”,那一带，窑子、茶室、戏园子聚族而居。官报局的胡老爷在此地聚乐园请客。胡系苏州吴县人士，与文家有通家之谊，故亦邀请了化欧、复旦。席间，在女师范学堂任职的汪老爷讲了京里炸弹案的结果，又议论起国会代表请愿的情况。第二天，胡老爷让他家西席范先生陪二人同游李公祠，对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评论。
次日，二人乘火车抵京。化欧去拜见祖父的同年顾太史。顾是一性情古板的穷翰林，仅靠每月几两银子的薄俸度日，弄到了等米下锅的窘境。直到得了化欧孝敬的 “土宜”四两银票，才开出饭来。此时，复旦去同乡会馆访友，又逛了大栅阑。会馆中挤满了考客。这班书呆子科举之心兀不肯死，就像窑姐儿倚门卖笑，要人赏识。过了一天，苏州同乡刘中堂七十做寿，化欧、复旦前去祝寿，见到了不少官场人物，正听别人议论新闻，忽接家中电报，两人便匆匆乘火车去汉口，正好与姓言的江苏人同路。此人出过洋，得过英国博士文凭，现今任汉阳钢铁厂翻译。他向二人介绍工厂情况，甚为详细。车抵汉口，二人即刻赶乘长江轮船，日夜兼程到南京，旋即改乘火车去苏州，返回故里。
《小学生旅行》发表于满清王朝覆灭的前夜，距辛亥武昌起义仅五个月，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清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全书通过文化欧、东方复旦这两位陈墓镇小学堂里“挑出尖儿顶儿名次常考第一第二的”学生，利用暑假，“到本国的几个地方游玩一番”,以增长见识为目的的旅行生活经历为线索，观察社会，揭露满清政权没落腐败，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反映了清末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在主人公出发之前，即明白交代“旅行之宗旨，以考察风土人情，周知山川险要为目的；旅行之程途，由苏州至上海”,再由上海至天津、北京、汉口、金陵回苏州。“旅行之日期，限两个月”等各项计划。因而全书内容丰富，波及面广。地涉苏、沪、津、京、武汉、南京； 人物上至宰相、督抚、翰林，下及车夫、茶房、娼妓。人事纷呈，逐步生发； 因缘变化，旋生旋灭。其间叙事状物，次序井然，时有可观之处。两位主人公的活动又时分时合，灵活多变，更扩大了视野和活动范围，充实了作品的容量。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及运用语言技巧上，颇多成功之处，其思想成就及艺术魅力，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畸形繁华与丑恶。例如描写苏州最繁华的从阊门通到火车站的新开马路，“屋宇云连，市廛林立”,然而中午十一点钟，还“怪冷清清，连几家茶坊酒店，都是阒寂无人”。原来苏州的“市面，向来要到四点钟过后，方才热闹”。大白天堂子里的倌人大姐、游客，还都在阳台梦里。城里的 “大家闺秀，富室千金，要出来坐马车、吃大餐、看夜戏，也不到三、四点钟不会见面的。总之该号地方，一辈子做卖买，全靠下午几点钟的市面。”一到那时，所有 “戏馆妓馆菜馆酒馆，没一家生意不好”。“还有一种新兴的洋式旅馆，生意加倍好”,摆酒叫局住夜，不必拘定妓女，连“城中乡绅人家内眷，狠有出来住那种栈的”。这些充分反映了苏州这样的消费性城市的寄生性特点。“十里洋场”的上海，又是另一番景象。四马路上番菜馆海国春“当门悬一盏镁精灯，光白如月球”,“楼上楼下的电灯，晶莹闪烁，仿佛明星一般”。马路上“往来的人，赛过潮涌”,新开的 “日本幻戏馆”军乐队大吹大擂，牛皮鼓蓬蓬蓬震天价响。接送妓女的 “飞轿，五光十色，耀得眼睛里花绿绿了半天”,“微风掠过，一阵麝兰香气，直冲鼻观”。青莲阁、升平楼、天乐窝等茶馆洋楼，无不构建华美，装潢精雅，雕镂工细，其间“男女混坐，嘈杂异常”,“男的都是滑头滑脑的少年，女的装模装样，专做那狐媚的勾当。”其余的“不是吊膀子，定是拉客人”。化欧在此不断被妓女、老鸨纠缠，简直是一片混沌世界。在化欧眼里，上海这个地方，“就是隋炀帝迷楼，也不能过”,“可算得奢华到极点了”。天津的 “三不管”地方，“是中国和法国、日本国交界所在”,那一带“聚族而居，最占多数的是一种窑子”,还有就是茶室、戏园子、书场。那里是“成日成夜，堂堂皇皇”,抽大烟，吃花酒，碰麻雀，斗纸牌。夜市更是 “热闹非凡，电灯照耀，如千万颗繁星； 比怜左右，丝竹管弦之声，嗷嘈彻耳；行人杂沓，推背磨肩”。为我们绘出了一幅纸醉金迷、病态社会的风俗画卷。
其次，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清末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最典型的事例，是描写天津的窑子成了一班大人老爷们的 “居留地”,他们 “把衙门里办不了的公事，带到那地方去办”,使妓院变成了衙门。于是官场上的种种手段，谋差谋缺，请托干求，说项、倾轧、斡旋等等，“为鬼为蜮，变幻千端”,官场黑暗与烟赌嫖妓，“搅做一处，打得火一般的滚热”。淋漓酣畅地暴露了清政权机构之腐朽已及膏肓，“可以续成一部 《官场现形记》”而有过之无不及。其他如写清政府虽多次严令禁止赌博、抽鸦片，但“仍有一班老爷们在那里撕(厮)混”。在上海，即使是 “禁令森严的当口”,“私卖灯吃所在”仍公开营业。在天津，一班 “大大小小的官儿，那一天不到那里碰几台麻雀，吃几台花酒？ 他们斗起牌来，不是一千块银元一底，定是两千块银元一底”,“钞票还嫌累坠(赘),都开了整千整百的支票，做那输赢”。钱从那里来？无非是在老百姓头上搜括。只要看看苏州最基层的小小卡局，就可一目了然。航船靠了码头，船老大先要给师爷 “送蒲包”,连卡局的“扦子手”,也要掏出两元银洋给他。“这种事平常得很。大凡一个卡局，要什么东西，照例是一班轮值的航船当这个买办差”,“休说不敢要他一文钱，即使还钱，也断乎不收的。”因为有的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其它大小官员，各显神通，以权营私，贪赃枉法，种种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挑明，“现在的世界，真是面糊纸虎，只不便戳穿罢了。”这样的政权，离它彻底垮台的日子也就不会远了。
第三，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对革命党人的同情。如对在京里埋设炸弹的革命党人，虽称其为“匪首”,却又明白指出他“也是上流人物”,“此次情愿牺牲一身，甘蹈法网，实因政府昏聩无状，不晓得时局艰危，仍是一般醉生梦死，酣豢恬嬉的形状，所以放这个炸弹”。化欧、复旦“听了这一席话”,“也暗暗点首不止”。这在清政权当政的情势下，敢于在文字上如此直言不讳，公开首肯革命党人为国牺牲的壮举，不能不说作者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识，也足以说明作品对清王朝的基本政治态度了。
第四，作品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欧风东渐”影响下，接受新事物，仰慕西欧文明，响往中国富强的精神状态。书中主人公是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就属 “新派”人物之列。他们取名文化欧，东方复旦，就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愿望，要效法西欧文明，通过“文化欧”的途径，以实现 “东方复旦”,振兴中华。所以，化欧在火车上遇到女学堂里的学生，就想到“现在世界文明，女权膨胀，男女同等，讲不得什么授受不亲。倘然当真效学了泰西风俗，女子同男人，本来应酬惯的”。“我们既做了学界中人，也应该崇尚时派，充一点文明样子，不要拘拘束束守定了旧派”,马上一改觍羞涩的样子，和女学生“问长问短起来”。在苏州上火车，化欧的皮包丢掉了，复旦“去找管车的外国人，托他打个电报到苏州，教把皮包送到上海”,结果铁路公司果然把皮包送到了他们寄宿的旅馆。在上海，碰到隔壁失火，救火车、皮带车马上“如飞赶到，为首的洋人，头戴铜盔，身穿军服，指挥一众救火夫，驰突奔救。”只见“激水喷射，水势象百道飞泉，跳珠溅玉，冲激不已”,一场大火，很快被扑灭。这两件事，使化欧“面有喜色”,“惊定转喜”,对外国人的管理能力、办事效率及新式机器设备的威力，钦羡不已。尤其是在京汉线上，结识了出过洋的英国博士言委员，现今在汉冶萍煤铁总公司汉阳钢铁厂任洋文翻译。听他介绍工厂情况，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背靠大别山，逼近襄河，东通大江，交通便利。利用大冶的铁矿石，萍乡的煤焦，加上 “从外洋购办了几百万银子的新机器”,由身怀“专门绝技”的洋工程师指挥，“现在每天所出的生铁”,“已经行销通了美国。将来逐渐推广，怕不遍行环球，不胫而走五洲么？化欧赞不绝口”,“比他做德国的克虏伯”,是中国振兴实业的第一。“现又添了扬子机器厂，连桥梁架空等件，也能够一律包办。” 中国员工“少说也有五、七千名。”对其他各种从外国引进的新鲜事物，作者也都凭借旅行者的经历或目力之所及，无不一一予以介绍。诸如电灯、电话、电影、电扇，乃至西服、西餐、西点、啤酒、冰麒麟、汽水、荷兰水等等。描绘电车，是“那车的式样，同铁路上客车还差不多，不过斜矗着一根铁樯杆，紧紧凑在电线上，又象黏牢，又象活落，却是比众不同”,真可谓具体而微。介绍电报内容，甚至连明码阿拉伯数字都一一标出，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然而所有这些，在八十多年以前，对通商口岸以外的广大读者来说，确还是新鲜希奇的事物。作者如此描写，是本着介绍新知，“开通民智”,扩大视野，开阔眼界，以促进社会接受新事物的目的。
作品在语言运用及艺术描写上，亦有相当造诣。如描写在江轮上看武汉景色，“只见一面是汉阳，那座晴川阁，巍然高耸，俯瞰江流。一条襄河，恰好回环绕其下，这就是江汉合流处。对江一面，是武昌省城，高高矗起一座洋式楼房，上摆着个大自鸣钟，和上海江海关上一般样子，据说正是黄鹤楼。是时风平浪静，长江浩渺，一望如明镜，那些渡江小划子，逐波浮沉，好象无数墨点，著在玻璃上头。再有一种雪白鸥鸟，掠影残照中，轮替不已，啄那江鱼吃。”仅只一百几十字，就把武汉三镇的地方特色勾勒得明白如画，使人有如身临其境。其间建筑样式、江河流向、动静色彩，高低浮沉，写得错落有致，令人“观之不尽”,不得不叹服作者驾驭语言能力之高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也能扣紧人物身分，写出其本质特征。如写一“比黄蜂还狠毒几倍”的商人，“胖胖的身材，团团的脸儿，说起话来，一种呐呐不出的样子”,看似“心地十分忠厚”。洽谈价值巨万的珠宝生意，“过目之后”,却“处之淡然”,“绝不露惊异之色”。然而生意不成，却去海关告密，几乎使金伯佺、潘氏兄弟八万巨资险被当作私货没收，完全以人物的言行写出了商人“内蕴深沉”的“奸险”。又如写被称为“猥灶猫”的胡老爷，外貌“猥猥琐琐”,“五短身材，一撮园脍，光着下颏，还没留髭，身穿半旧湖色春纱长衫，外罩半新铁纱马褂，手携纨扇，脚踏乌靴”,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角色，却得到历任制台的赏识器重。“现在当的差使，除官报局外，还有什么财政局、调查局，也是他一人兼办”。其实这位老爷正属“醉生梦死，酣豢恬嬉”的昏聩之类，是“三不管”地区酒楼的常客。其他如写金伯佺，只一句话，“我的宗旨，向来欢喜一人偷条狗，不情愿多人偷只牛”,就神形毕显地写出了他经商贪利的心理状态。写那一班 “科举心兀不肯死”的考客，把他们比作为倚门卖俏的窑姐儿，所不同的是“一边把姿色换，一边把文字换”,“要人赏识罢了”。“最可怜的是一班老儒宿学，背驼发秃，鬚鬓半苍，兀挤在少年淘里”,又不懂法政、路矿等新学，“于是六十岁学打拳”,“剽窃几个新名词”,“充做时派”,更象 “那班过时老妓，簪着满头花朵，画着八字眉儿，搽脂抹粉”,犹自招摇过市拉客。言词尖锐刻薄，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不仅勾勒出了这些守旧人物依恋 “科举”以图博取功名利禄的丑态，也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憎恶。
当然，这部小说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犹如绝大多数的晚清小说一样，概念化的议论多，细节描写少，往往为了宣扬政治观点的需要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语),即使是中心人物文化欧、东方复旦，形象描写，性格特征均少发展变化，仅仅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在他们身上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一般人民群众的歧视。例如，火车到南翔站，“一大群男女拥挤进来”,“下流社会占了多数。”“这班人莽撞得很，不管男女，硬要捱身坐下。”“一个又肥胖又粗俗的村汉”竟挤坐到女学生身旁。女学生“侧着头蹙着眉掩着鼻，一种厌恶样子”,化欧见了，就替那女学生着急，甚至“决计想驱逐这个人到别处坐地。”由此可见，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男女平权”等等，只是 “文明人”之间的事，而与广大劳动群众不相关的，反映了作者思想言行上的矛盾。此外，全书结构也极不平衡。结尾仓促，敷衍了事。由于是章回体分期连载，作者的随意性很大。原订的两个月旅行期限，结果是“不满四礼拜”,便“一封电信游子惊心，千里云山旅人返旆”,武汉、南京，只是晴蜓点水，一掠而过，草草收场，显然未能按作者原订计划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