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而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孟子关于王道的理论和具体主张。作者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也就是仁爱之心。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指出人君只要善于扩充其不忍人之心，就可以施行仁政，就能够“保民而王”(使老百姓生活安定，从而成就王业)。相反，如果不实行仁政与王道，而企图以武力求霸，其结果则必定失败。

全文可分五段。

从开头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为第一段，提出“保民而王”这个中心论点。

文章一开始，齐宣王首先发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两个有名的霸主。齐宣王发问的用意十分明显，即他想效法齐桓、晋文，成为当今的霸主。不料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之所以这样回答齐宣王，是因为看穿了他问话的用心，所以开口就将齐桓、晋文一笔抹倒，表示不屑一谈，在精神上先压倒对方。然后，他堂而皇之地推出“王道”来代替齐宣王所追求的霸道：“无已，则王乎？”(如果一定要谈，那就谈谈行王道吧。)高屋建瓴，气概不凡。

齐宣王果然被孟子的这种气概所慴服，问道：“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不再提齐桓晋文了。这时，孟子顺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保民而王”，并且还补上一句：“莫之能御也。”显得语气坚定，信心十足。

从“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为第二段，论述齐宣王可以“保民而王”。

孟子的话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赶紧又问一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语气显得有几分迫切。孟子的回答只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字：“可”。然后，他就用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为证，说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齐宣王既有此仁爱之心，当然就可以“保民而王”了。

既然齐宣王能够“保民而王”，那又为什么至今没有成就王业呢？在文章的第三段(从“王说”至“王请度之”)中，孟子指出，这是由于齐宣王“不为”(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不到)。

这一段可分三层。他首先用两个比喻：一个人力能举百钧，可是却说举不起一根羽毛，这只能说明他不肯动手去举；一个人的视力能看到动物秋天所生的毫毛的末端，可是却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木柴，这只能说明他不肯睁开眼看。孟子用这两个比喻说明齐宣王能够对牛大施怜悯之心，却对老百姓毫无恩德，这只能说明他不肯施恩于百姓。也就是说，齐宣王之所以不能“保民而王”，是“不为”，而不是“不能”。接着，孟子又用“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两个比喻，进一步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明确指出齐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为长者折一根树枝，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呢！孟子这样讲，一方面是批评齐宣王根本就没有“保民”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鼓励他施行仁政王道。再次，他提出“推恩”的理论，引用《诗经》证明古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善推其所为而已”。齐宣王不忍牛的“无罪而就死地”，却没有做到“保民而王”，就是由于没有把他对禽兽的这种不忍之心加以扩充，推广而及于百姓的缘故。“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这义正辞严的责问，充分显示了孟子散文的战斗锋芒。

以上都是正面论述。下面第四段(“抑王兴甲兵”至“其若是，孰能御之”)则主要是从反面论述：如果齐宣王想以武力谋求称霸天下，则必将失败。

这一段也可分三层。作者首先用一连串的诘问句逼出齐宣王的“大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随即以缘木求鱼为喻，说明如果齐宣王想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将一无所获。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孟子以邹、楚之敌为喻，说明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一无所获，而且必有后患。第三层则是在充分论述了以武力求霸的危害以后，文章又转为正面论述，顺势提出了“反本”(回到王道上来)的主张，要齐宣王“发政施仁”，使天下的士农工商全都归心于齐宣王。到了这个时候，“保民而王”的大业就成功了。结尾的“其若是，孰能御之”一句，与首段的“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前后呼应，力重千钧。

至此，齐宣王以武力求霸的打算已完全被孟子说服，表示愿意试行孟子的王道仁政。“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一句，很自然地引出孟子正面详细介绍其王道、仁政的设想，亦即“保民而王”的具体措施。这就是第五段(从“王曰：吾惛”到结束)。

在这一段中，孟子指出：没有固定的产业而能保持其固有的善心的，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赖以谋生的固定产业，就会失去他固有的善心。统治者使老百姓因为无法谋生而至于犯罪，然后又用刑罚去惩处他们，这就是存心坑陷老百姓。因此，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规定老百姓应有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养活父母妻子，然后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教化他们从善。他进而提出了制民之产的具体标准和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具体措施。最后，他以无比自信的口吻再次宣布：只要实施了他所说的这些“保民”的具体措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从而结束全篇。

孟子的这些言论，表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他把老百姓“犯罪”的根源，归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种思想认识也是了不起的。但是，他的“王道”、“仁政”的主张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他提出这种主张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清楚。

这篇文章写得气势充沛，辞锋锐利。这是《孟子》散文的一般特点。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战国之时，由于各国统治者都争相拉拢“士”为他们献策出力，因此，“士”的地位很高，可以“放言无忌”，不象后代臣民对国君讲话必须“诚惶诚恐”。“放言无忌”当然话就可能讲得锋芒毕露、有气势。如文章一开头，他毫不理睬齐宣王要他讲齐桓晋文之事的要求，并且将他们一笔抹倒，显出一种雄视一切的气概，这就形成了文章的气势。又如文中直截了当地批评齐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责问他：“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而快于心与？”警告他：“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放言无忌”之词，辞锋锐利，气势咄咄逼人。

多用排比句为本文的又一特点。排比句的使用一是增加了文章的音韵美，读起来铿锵有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加文章的气势。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一节，一连串的问句说得又快又急，并不要求对方回答，显出讲话人的一种强烈自信：我知道这些不是你的“大欲”，我不需要你的回答。接下去“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是一串排句。这是齐宣王真正的“大欲”，用排句表达，更显出这“大欲”的非同一般。

本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多用比喻。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本文中“百钧”、“一羽”，“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楚之敌”等等，都是既新鲜又巧妙的比喻。它们既加强了说理时的雄辩力量，又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