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孟子·公孙丑下》 |
释义 | 《孟子·公孙丑下》4·1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①,环而攻之而不胜②。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③,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⑤,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⑥;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4·2 孟子将朝王①。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②,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③,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④?”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⑤。” 明曰,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曰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⑥:“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⑦,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⑧,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⑨。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 是何言也! 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⑩。’‘君命召,不俟驾(11)。’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12)。” 曰:“岂谓是与?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13)?’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14),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15),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注释〕 ①王:指齐王。②如:宜,应当。③朝将视朝:前一“朝”读zhāo,意为早晨。后一“朝”读cháo,意为朝廷。④识:知道。⑤造:到。⑥孟仲子:孟子的堂兄弟,曾学于孟子。⑦采薪之忧:疾病的代名词。⑧要:拦截。⑨景丑氏:姓景,名丑,齐国大夫。下称景子。⑩诺:应答声。急用唯,缓用诺。(11)俟:等待。(12)宜:大概。(13)慊(qiàn):不满足。(14)齿:年龄。(15)丑:类。 4·3 陈臻问曰①:“前曰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②;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③,馈五十镒而受。前曰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④,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 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⑤。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⑥。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4·4 孟子之平陆①,谓其大夫曰②:“子之持戟之士③,一日而三失伍④,则去之否乎⑤?”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⑥。”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⑦。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⑧?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曰,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⑨,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⑩。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4·5 孟子谓蚳蛙曰①:“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②,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蚳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③。 齐人曰:“所以为蚳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④。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⑤?” 4·6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①。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②。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4·7 孟子自齐葬于鲁①。反于齐,止于嬴②。充虞请曰③:“前曰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④,事严⑤,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⑥。”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⑦,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⑧,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⑨?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4·8 沈同以其私问曰①:“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②,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4·9 燕人畔①。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②:“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 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③,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 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曰月之食④,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4·10 孟子致为臣而归①。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②:“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③,养弟子以万钟④,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⑤,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⑥。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 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⑦! 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 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⑧。’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⑨,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4·11 孟子去齐,宿于昼①。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②。不应,隐几而卧③。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④,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⑤,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⑥,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4·12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①:“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②。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③? 士则兹不悦④。” 高子以告⑤。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 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⑥;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⑦。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 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⑧,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4·13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①:“夫子若有不豫色然②。前曰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③。’”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 4·14 孟子去齐,居休①。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②,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③,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鉴赏】 孟子在这一篇的开始,便提出了战争胜利的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荀子也曾经提到这三者的重要性,认为“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虽然荀子是从农业角度出发议论,而孟子是从军事角度出发议论,但最终殊途同归,无非是为了稳定国家政治。由此可知,天、地、人三者之间孰重孰轻,三者间的关系又如何权衡,对国家政治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孟子的观点十分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要素中,人和起着决定作用。从表面上看来,孟子是在谈论军事战争,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一次战争中,只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则可一以当十,以十当百,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将帅体恤部下,与士卒同甘共苦,“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地形》),这样的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孟子讨论三者关系的目的绝不仅于此,他随后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这才是孟子真正的本意,因为按照孟子的看法,老百姓不是可以靠政治区域能够限制的,国家不是可以靠地形的险要能够保护的,天下不是可以靠兵强马壮能够征服的。显然,治国平天下主要靠“得道”,所谓“得道”,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得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离娄上》)因此这里所谓的“道”,正是孟子所说的“王道”、“仁政”,这便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问题了,而是经营国家的政治问题了,实际又回到孟子的“仁政”学说上,认为只有广泛施以仁政,才能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国力自然得以提高,军事实力也跟着强大。 谈到这里,便不得不提孟子对于战争的理解。诸侯争霸,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为了扩张领土、实现霸主的地位,诸侯各国连年发动兼并战争,战火此起彼伏。据统计仅二百多年的春秋时期就发生了四百多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战国时每次战事,一次就死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将白起在同魏国的交战中,一次就杀了十三万人,攻韩时杀了五万,后又将赵国战俘四十万人全部活埋。秦在统一六国逐鹿中原的战争中共消灭了一百多万人。 生活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孟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虽然主张天下统一,但是坚决反对法家的以战止战,对于以功利为目的的兼并战争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战争不可能实现统一,只能造成家破国亡,妻离子散。他说“春秋无义战”,认为这种不义战争是造成百姓苦难、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他痛斥战争的制造者,骂他们“不仁”,对于那些“善为战”、“善为阵”的人,孟子称之为民贼,认为他们“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强烈谴责他们的罪行,主张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但另一方面,孟子又承认战争亦分仁义之战与非仁义之战,对于顺乎民心的仁义战争给予了肯定,当暴君残害民众,不行仁政时,孟子坚决主张以“仁义之师”进行“诛一夫”的战争:“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滕文公下》)认为像汤武革命那样诛乱除暴、吊民伐罪、解民倒悬的战争,不但是正义的,还将得到百姓的一致欢迎。 前已言及,齐国是当时的大国,具备了一切实行王道仁政的条件,孟子又是一个懂得因势的人,因此他前往齐国宣传自己的主张是必然的。但结果如何呢?太史公说他是“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夫子的种种情绪便隐藏在这几个字之中。本篇讲到他在齐国最后度过的日子,从中我们可以揣测到史笔未尽之意。 本篇第二章中,孟子以齐王慢待自己而称病不见,齐大夫景丑认为“君命召,不俟驾”才是合于礼的,且《论语·乡党》篇中亦有此言,孟子没有机械地遵循古礼,而是有了新的创见。他认为:“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公孙丑下》)天子之尊并非独一无二的,尚有年长有德之尊与其平分秋色,这就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观念。同时,孟子还举出成汤与伊尹、齐桓公与管仲的例子来证明君主对贤德之才的态度应该是“学焉而后臣之”,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能够“尊德乐道”,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孟子俨然以有德之贤才自居,所以希望齐王能够也做到欲有所为的君主所应做到的姿态,但现实显然不尽如他意。值得我们赞叹的是孟子那种傲然的风姿,推行王道主张的心情愈是急迫,对待君主的态度却愈要遵循自己的原则,不去稍加迎合。士人的自尊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一种人格的自尊,更主要的是对自己主张的充分自信与充分尊重。而至汉武之“大一统”之后,士人百态毕现,其后诸世,真正能与孟子这样的人并肩的人愈加缺乏。俗话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啻为一些人的真实写照,孟子当日反问之语“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竟不幸成真。如此看来,孟子的身形愈显高大,令人庆幸我们传统人格精神的源头是这样一道清流。 与孟子对待齐王不卑不亢的态度相反,总有大臣愿意投王之所好,不惜巧言令色。第九章中,齐王为了没有听从孟子的进言施行仁政而致使燕人叛乱的现实感到惭愧,大臣陈贾却以“圣人不免于过”为齐王开脱,且洋洋得意地去孟子面前陈说这一番理由,满以为能让孟子哑口无言。孟子同样用诡辩的方式否定了这个理由,并指出:“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公孙丑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那些不知改过但知掩饰过错的人。追崇先贤的孟子看到当今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厌恶还是感叹,后人不得而知,但对于齐王迟迟不能推行仁政一举,他一定是失望至极,于是,他要“致为臣而归”了。此时,齐王却欲以物质利益来加以挽留,这可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孟子的拒绝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而他所说的“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一番比喻发人深省。 孟子离开齐国之前,还在昼邑这个地方休息了三晚,有人对他这种行为不能够理解,便认为他来齐的目的不过是希望得到荣华富贵,现在得不到,又拖拖拉拉地不肯离去,其居心令人怀疑。孟子的一番解释为我们展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真实的内在精神世界,情真而辞切,无怪乎朱熹认为:“此章见圣贤行道济时,汲汲之本心;爱君泽民,倦倦之余意。”(《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孟子继承了儒家一贯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精神,并以人民的利益为衡量标准,一旦齐王回心转意,他也并不以个人以前的怀才不遇忿忿为念,而是全心辅佐君王使天下受益。如此坦荡的胸怀使得批评他的人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自称为“小人”了。 离开齐国的路上,弟子充虞以“夫子若有不豫色然”与夫子所称道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相违一事询问老师,孟子倒是很通达地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圣人亦有常人之情,何况像行道这件大事,竟然在齐国这样条件绝佳的大国未得成功,心中面上偶有不豫是十分正常的。而孟子超脱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很快从这种不豫中摆脱出来,继续坚定地树立起行道的大旗,气力渐衰亦不悔改。不仅如此,他的视线贯通古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回溯历史,俯瞰今夕,固然有一丝对于“天”不令其成事的迷惘,更多的却是“舍我其谁”的慷慨傲岸。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人接过先辈的这面大旗,挺身而出,欲挽狂澜。今天的我们,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更当以此种自信力与激情为国家民族的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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