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1932年初，国民党确立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统治体制。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深感不安，极为仇视。蒋后来在追述当时的形势时惊叹地说：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1]。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4月，蒋任命何应钦、陈济棠为闽赣粤三省“剿匪”总、副司令。何应钦于月末赴赣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调兵遣将，特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共”指挥。5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任命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汪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京沪地区，分两路入闽“剿共”。蒋介石本人也从南京赴汉口再转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剿共”谋划。如前所述，6月15日蒋在庐山主持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汪精卫、何应钦、何成濬、熊式辉、何键、陈诚、钱大钧等数十人出席。会上，蒋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他回顾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共产党有民众的拥护，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民心，以军事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会议讨论决定五省“剿共”的全盘计划，对红军采取大包围方法和“进剿”方略以及饷粮筹措等，并决定先以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确定采取重兵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会议还决定拨款3500万元作为“围剿”经费，禁止就地筹饷。接着在汉口正式设立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围剿”开始。“剿共”总部设于汉口，运输总部设于蚌埠。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经过编组策划，拟定“剿共”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2]下组设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中、右两路军“围剿”鄂豫皖苏区。
“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迁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十师，驻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辖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师和两个骑兵旅，驻河南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三旅，驻河南信阳、广水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辖第三十、三十一师、第二十二路军的特务旅，驻湖北宋埠、黄陂及麻城地区。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五十四师，驻湖北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辖第十、八十三师，驻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另有三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右路军司令官由李济深兼任，副司令官为第三军军长王均，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指挥三个纵队、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辖第四师等，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兼),辖第一、七、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预备队指挥阮肇昌，辖第五十五、五十七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等驻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中、右两路军总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万人。
国民党“围剿”军的“进剿”方案为首先进攻“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目标，达到将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皖边境，然后再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到安庆上路，东西夹击皖西红军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3]。其总体意图为：集中主力于平汉铁路东侧，以中路军的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为助攻。“围剿”计划分为：“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围剿”战术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4]。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军事进攻。
当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5],还以为国民党军已临近崩溃，只能作为“偏师”。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其时值7月，骄阳似火，红军冒着酷暑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攻占了鸡公山，战果不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后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认真做反“围剿”的准备。1932年7月初，张国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分局会议，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坚持继续“不停顿的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会后调集红军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湖北麻城为武汉的屏障，是国民党军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死守麻城，以便牵制红军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张国焘“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正中蒋介石的圈套，导致红军在这次反“进剿”作战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8月上旬，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向苏区的中心区域逼近：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一带，蒋介石见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下令“总攻”,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开始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抵河口一带并向黄安进犯。
当黄安处于危急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应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冯秀驿地区，双方互有伤亡。这时，陈继承的第二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犯，红军后路有被敌袭击的危险。红军总部决定率主力转向七里坪，集中力量打击敌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国民党军占领。
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后，在柳树河东布防。8月15日，集中四个师迎击敌第二纵队，歼其四个团的大部，将敌击退。17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北犯，红军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21日，敌第二纵队由七里坪北上，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命令红军主力北上保卫新集。27日，敌第二纵队四个师从西面向红军扑来，双方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数日，红军歼敌两千余人，本身也有较大伤亡。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从北、南两面向红军逼近。红军面对不利形势，主力向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转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继陷落。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区后，虽于9月10日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但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等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提出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苏区的分路合击，红军应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6],不愿执行上述正确方针。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英山地区，未获战机。10月上旬西进重抵黄安附近的高桥、河口地区。在此期间，张国焘曾致函中共鄂皖边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命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团等在苏区坚持斗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约二万余人，枪械1.5万支，撤出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为此，蒋介石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7]
红四方面军经鄂西北、豫西南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南越秦岭、大巴山，于12月进入川北地区，部队尚有1.5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至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边苏区。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同时整顿了各地游击武装，共约二万人，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这样，国民党军就地消灭红四方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进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并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清剿”。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西苏区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左路军由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下分设四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辖第十三师，驻应城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萧之楚，辖第四十四师，驻皂市等地；第三纵队指挥官张振汉，辖第四十一师，驻旧口、沙洋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刘建绪，辖独立第三十七旅，驻天门、岳口等地；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直辖的李宗鉴新编第七旅、刘光瑜第五旅等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预备队有第十军特务团、第四十一师一个团、鄂北保安第一团、第八十二、三十四师各一部等，总兵力十万余人。
7月初，国民党左路军下达“第一期进剿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的红军，然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其部署是：四个纵队及一个预备队，集中向襄北苏区进攻；王陵基指挥的川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在蒋军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仍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枉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和军事骨干，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按照临时中央关于“湘鄂西红三军除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的军事训令，命令红三军主力再次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寻求作战。
7月15日起，徐源泉命令国民党军第一、二、三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等据点，向京山地区合击红三军；其第四纵队则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三军南渡襄河。红三军在强敌压迫下，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活动，牵制敌人。鉴于敌军兵力强大，红三军决定转移到襄南打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东南的沈家集和曾家集一带与川军激战。8月初，从襄河西岸的敌军赶来增援川军。因而红军撤至熊口、莲花寺等地。国民党军乘机占领了钟祥、京山、天门、沙洋等地，基本上控制了襄北地区。红军转战襄南，伤亡很大。
8月上旬，国民党军制订了旨在摧毁洪湖苏区的“第二期进剿计划”,相应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三、四纵队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苏区中心区；第一、二纵队留在襄北担任“清乡”,并作为左翼军总预备队；川军第二十一军两个纵队为右翼军，在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又以海军一部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
这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战略方针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命令苏区构筑碉堡，准备固守。为了牵动敌军并取得粮食与物资，夏曦命令红三军第七、八师向沙市、草市进攻；由第九师担任熊口、莲花寺的防务。红军在进攻沙市和草市中虽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本身也遭到较大损失。鉴于敌人的包围日益缩小，在内线已不能破敌，贺龙等人提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夏曦拒绝采纳正确建议，错误地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夏曦指挥，辖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固守洪湖苏区；红三军主力为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转入襄北敌占区打击、牵制国民党军。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曾于9月中旬电示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拒不接受，仍坚持分兵作战。
8月下旬，国民党军左翼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要地峰口和府场，红七师等部仓促反击失利。9月3日，湘鄂西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翟家湾等地相继失守。红军在作战中损失巨大，夏曦只得率红七师一部和警卫部队向西南江陵地区转移。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与敌军艰苦周旋，至9月中旬才转至京山地区。襄北主要城镇早已落入敌手。驻扎江陵地区的国民党军获知红三军主力重来，立即调集四个多旅会同守军对红军追击和堵截。从9月底红三军采取时分时合、忽东忽西等灵活战术，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与敌军周旋，多次打击敌人，保存了本身基干力量。
夏曦所率的红七师等在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截击，损失重大，抵沙岗后，洪湖中心区已被鄂军占领。他感到此地也难以立足发展，遂合红七师北上，与红八、九师会合。9月中旬，尚存的洪湖和湘鄂边苏区的一些独立团也到达沙岗地区。夏曦将这些人马编为独立师，10月上旬，他率独立师向洪湖西北方向突围，后来在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继而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境。独立师走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全部洪湖苏区。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被国民党军夺占。
红三军绕道豫西南和陕南，于1932年年底到达湘鄂边鹤峰地区，准备重新建立苏区，未能实现；1933年底进入四川，攻占黔江，准备在湘鄂黔区建立苏区，又未能实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三军始终处于流动状态，部队由1.4万余人减少到3000人。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转战到贵州东部地区，至9月创建了黔东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