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很快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无一真正人民之代表议员，而为四种特殊阶级之会议。从实质言，以执政一人而有操纵此项会议之可能。以此项会议而不必有强制各派军事之能力，则所谓解决时局纠纷之意，或不幸而为时局增长纠纷，亦未可知耳”^[1]。故《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初，社会各界“大半取静观态度，毫不表示，而咸料其不能有成”^[2]。
地方实力派对召开善后会议之提议则反应不一，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有抵制的，有“婉拒”的，也有抱着怀疑与希望，参与“尝试”的。大体言之，实力派中，奉张、滇唐，晋、鲁、苏、浙、皖、赣各省军政长官，以及四川之刘湘，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代理库乌科唐镇抚守使李垣等，对善后会议持赞成态度。其他实力派人物或依违两可，或表示有条件的赞成，或明确表示反对。
张作霖对善后会议最初不感兴趣，“以为此种组织，人数较多，彼之有力主张不易实现，而疑段之有意缩减其发言权”。但段以为“‘善后会议’四字，在就职前之马电，即已发表，不便自食其言”,坚持己见。于是出现了“六头会议”之插曲。所谓“六头会议”,即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五人，加唐继尧共同会议^[3]。此议在12月10日之前，已即将实现。时段拟“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此议发出后，孙中山首不赞同，唐继尧复通电反对，西山之冯玉祥，亦不愿参与。六头而去其三，所谓“六头会议”只好作罢。最后在条例组织法中加入第二项，将张、卢、冯置于其中^[4]。
对此，张作霖显然并不满意。其左右曾为之力争，“谓张作霖在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上，固居第一功，而在历次有意义之战争上，亦未尝无功，故应将其列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5]。张氏亦公开表示不满。就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张由京返津，“谒孙谒黎，且发出我系抬轿，任谁可抬之语”^[6],对段进行威胁。不过张作霖也不能无所顾忌。段系其领衔推出，在奉系力图控制段的同时，冯玉祥也十分注意与段的关系。若奉张过分与段为难，则段可能会倚重冯玉祥甚至孙中山，这对奉张显然不利。故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张作霖对段的安排也不得不稍事迁就。1月12日，即《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半月之后，张作霖致电会议筹备处，允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杨宇霆致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东三省军民长官应派代表，日内雨帅回奉，即行会商遣派，准于开会期到京，特先奉闻”^[7]。奉系表态支持，为善后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前提。
国民军方面态度则比较暧昧。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即提出各方会议，解决国是。后来费保彦纂《善后会议史》,站在拥段之立场，述会议颠末，冯玉祥曾为之作序，序文曰：“共和而无宪法，非国矣；宪法而不出于民意，非宪矣。客岁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组临时政府者，实欲得真正民意之宪法，以为遵循之正轨耳。盖国民代表会议者，民意宪法之母；而善后会议者，又国民代表会议之母。兹幸以短少之时间，克成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无此是彼非之私争，有和衷共济之公德，不可谓非会议诸君之热心毅力也。”^[8]观此序文，可知冯氏于善后会议，并无不慊，且能像多数实力派人物一样，不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摆在截然对立之位置。
但冯却不愿参与善后会议。尽管“段执政以特别请书致冯玉祥，邀其参与善后会议”,冯仍表示拒绝^[9]。段曾嘱薛笃弼探其缘由，冯称：“此事吾不能与闻，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辞呈，向段执政辞职耳。”^[10]冯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辞呈，并致电吴佩孚，请同时下野。究其原因，与发动政变之后冯之处境有关。盖政变之后，“社会上谅之者甚少”,而在天津会议上，“冯奔走段、张之间，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11]。可见冯本人拒绝与会，系出于政治上另谋出路的考虑，而不是针对善后会议作出的表示。时论称冯氏在观念上与善后会议处于“不即不离之间”^[12],应为中肯之评价。后来冯氏派出陈金绶为代表与会^[13],证明冯于善后会议，并不根本抵触。国民军重要将领胡景翼派代表与会，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14]。
西南方面立场较为复杂，报载消息亦比较混乱。自段任执政以来，西南各省虽多持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龄始终未就教育总长之职，此中消息，可见一斑。故善后会议能否得到西南方面赞同，颇为各方关注。
为开成善后会议，段极力争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致刘显世“勘”(12月28日)电，请其表示同意。然刘之复电中，有“俟商取蓂赓(继尧)、竞存(炯明)诸公同意，即行通电表示”之语^[15]。嗣因陈炯明于“冬”(1月2日)日通电反对善后会议^[16],刘遂与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四人联名通电，示以反对。“该电大意，以为善后会议不脱民六徐州督军团会议之形式，不足以代表民意，且此项会议，类多军阀代表，发言吐语之间，更无民治观念，应请当局，从速召集国民会议，以定国是等语”^[17]。《申报》亦载文指出：“滇唐反对善后会议，理由谓临时政府为少数军人所戴，一切尚待国民会议。今发号施令，究少根据。唐以国民会议方拥戴中央。”^[18]
其实，西南各实力派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人的表态甚至前后矛盾，声明与实际行动亦往往牴牾。据报载，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静安寺路贵州旅馆开会，商量赴京与会，列席者有云南、广东等省代表共十余人。陈炯明的代表刘亮称此次倒直成功，实南北统一之良好机会，现段氏召集善后会议，西南方面对此应竭力赞助，并声明“陈总司令对此会议，十分赞成”。云南方面的代表王竹村表示“绝对赞成此项会议，现在被邀之列，自当扶病出席”^[19]。另据报载，四川的刘湘曾通电赞成善后会议，刘文辉则慷慨解囊，汇出四万元，以示赞助^[20]。后来，包括滇唐代表在内的多数西南代表都赴京与会。但因步调不一，其与段、张立场难以协调，已露端倪。
与西南方面态度暧昧不同，晋、鲁、苏、浙、皖、鄂、直、闽、赣、湘等省实力派对善后会议大多表示支持。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先后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允将到会或允派代表出席。张学彦代表萧耀南致电段，表示“鄂萧对中央服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21]。萧的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对会议的支持态度^[22]。尽管这些“支持”往往附有条件，有时甚至被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们的表态，无疑壮大了善后会议的声势。
此时在政治上仍具潜在影响力的黎元洪、王士珍、唐绍仪、岑春煊等人的态度也受到广泛关注。黎对段祺瑞的邀请明确表示拒绝，但措词委婉，自称“坠露”,不必附丽“龙、凤之会”,在流露出政治上失落感的同时，力图表现其影响力犹在^[23]。王士珍系北洋元老，与段关系甚深，曾亲临善后会议筹备处访许世英，允届时出席，这对段是很大的支持^[24]。蛰居上海、被段政府委以外长职务(未就任)的唐绍仪则不愿北上赴会。段派员持亲笔函至沪敦请多次，唐均表示拒绝，且对善后会议“用意不善”进行抨击^[25]。曾经在政坛显赫一时的岑春煊，接到邀请后，致电段氏，主张“集各省区代表于一堂，雍容而议改定军制，裁兵理财”^[26]。岑氏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反映了政学系的立场，有时亦倾向西南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故时人称之为“消极赞成”者^[27]。
受“特聘”的会员有社会名流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三十人。章太炎拥护黎元洪的“法统”,政治上视黎之显隐为进退，此时固不愿意放弃拥黎，却同时站到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1925年1月1日，段祺瑞致章“东”电，“以善后会议相招”。6日，李根源由天津来电劝进，章氏复函拒绝。在曾云沛前来为段说项时，章明确表示了与西南方面反对派一致的立场：“今之政府，本无法律根据，则与西南无异，西南、北京两政府乃敌体，而非主属，吾参与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28]26日，章氏接善后会议筹备处邀其“速驾”之“宥”电后，再次复函表示反段、拥黎、支持西南反对派的立场，只是对西南一些人首鼠两端的做法，略示不满^[29]。
胡适乃新文化健将、学界领袖，在政治上亦颇具影响力。以其对政治的理解，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并非方枘圆凿，故在受聘国民会议促成会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同时，又接受了段祺瑞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按他的说法，他是希望作一番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尝试”,在给许世英的信函中他这样写道：“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毫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30]
梁启超曾经与段祺瑞合作，且有研究系背景，政治影响在章、胡之上。段召集善后会议，自然对梁期待甚殷。但梁氏归国后历尽宦海风波，壮志难酬，早已发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31],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此时虽议政癖好未改，但已不愿继续与闻政事。故对段之邀请，婉言谢绝。
尽管目的各不相同，响应方式与程度也有差异，但大体言之，多数受邀会员对善后会议都表示赞同，他们或亲自莅会，或委派代表参加，从而造成一定声势。段祺瑞政府对拟开之善后会议亦“颇抱乐观，盖因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32]。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态度与立场也就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