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近》（高登）

高登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这首词见于高登《东溪词》。《宋名臣言行录》以为胡铨作，但胡铨《澹庵词》未收此词，故不可靠。初看这首词，似是仕途失意者的牢骚之语，但细读便知是有志难酬者的抗争之词。作者高登是一位有正义感、怀抱济世之心的耿直文人。他一生“忠义爱国，每饭不忘”，但遭权贵压抑，久屈下位。靖康之难时，他以太学生身份几次伏阙上书，请斩蔡京、童贯等奸臣，反对朝廷革免主战派李纲的兵权，险遭刑戮。后又因事忤秦桧，被编管容州。尽管如此，他的爱国热忱并未因之而稍减，一直未向权奸低头让步，直至老死谪所为止，“抱恨终生垂五十年，卒后犹在罪籍”。这种顽强不屈、抗争到底的精神，也正是这首《好事近》的主旨所在。

词的内容并不复杂，意思也较显豁。前七句为一部分，最后结句为一部分。首二句以问句发端，是作者自我表白心迹：说他出来为官，不是贪恋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有补于世。这同当时一些高官重臣为求飞黄腾达而不惜攀炎趋势有着根本的区别。据《宋史·高登传》载，当高登因反对为秦桧父立祠而受诬待拘时，有人劝他；“丞相(秦桧)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生事且无忧。”而高登却义正辞严地拒绝说： “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其不肯阿附权奸、不贪图富贵的品格，可为此句“富贵本无心”的佐证。三、四两句连用了三个典故。“猿惊鹤怨”语出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松罗”即女萝，指隐士的服装。《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 “风月”语出苏轼《赤壁赋》： “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二句说的都是隐退的意思：既然自己不贪图富贵，故乡的山水又如此美好，为什么不早点隐退，空惹得猿鹤惊怪、辜负了风月良辰？在高登的作品里，这种隐退思想曾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如其另一首《渔家傲》词： “名利场中空扰扰，十年东西南北道。依旧缘山尘扑帽。徒懊恼，羡他陶令归来早。归去来兮秋已杪，菊花又绕东篱好。有酒一樽开口笑。虽然老，玉山犹解花前倒。”也表现出一种退隐思想。这些当是高登在政治上失意后思想矛盾的反映。然而，纵观高登一生，始终没有任何隐退的举动，即便是在一再遭受贬斥的情况下，他还是执着自己的理想，直至临终仍“所言皆天下计”。到底是何种力量支持他摒弃隐退生活，坚持斗争呢？这是承上句“何事故乡轻别”而来的又一个疑问。

下片头二句语意承上。“囊锥刚要出头来”，用的是“锥处囊中”的典故。《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 “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比喻有才能的人总能显露头角，不会长久地被埋没。然而作者接下一句： “不道甚时节。”世有贤才，遇明主时，才能得其用，在奸佞当道、昏君柄国之时，有才之人只能倍受摧残。作者自己的经历便是如此，年轻时伏阙上书，锋芒初试，险招杀生之祸；后来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高宗“览而善之，下六议中书”，但因秦桧“恶其讥己，不复以闻”而作罢。作者的才华在那个昏暗的时代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道甚时节”一句道出了作者深沉的悲愤。第七句“欲驾巾车归去”，可说是对上面三层意思的总结。“巾车归去”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或命巾车。”既然自己一无富贵之心，二又向往田园生活，三不为权奸所容，那么应该及早引身告退才是。然而，“恐豺狼当辙”，作者自己提出了很多应该退隐的道理最后却又把它否定掉了。“豺狼当辙”语出《后汉书·张纲传》，指奸臣专权误国。这也是作者所表示的与秦桧等奸臣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决心，是由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济世理想决定的。他一生不为朝廷所用，却始终不忘忠君爱国，《宋史》说他谪居期间“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甚至在为自己四个儿子取名时也取“念王室陵弱，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之意，而命之为扶、持、振、拂。这样热枕的报国理想，就是他屡遭打击而不甘告退的根本原因，也是本词撼人心魄的力量所在。

就艺术手法看，这首词的特点在于结构别致。全词不受上下分片的局限，内容上分为前七句、后一句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似为“牢骚”语，提出问题，后一部分又把前面的理由全部推翻，作出相反的回答。类似这种“反跌”的写法，如唐代李绅的《悯农诗》：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前三句与后一句，两个部分相反相成，前面设想的理由越多，越充足，后面以事实作出的反击也越有力，所以有人形象地称这种结构是“秤砣虽小压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