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情人

不题撰人，首有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天花藏主人作序，多署“题于素政堂”,二者或为一人。此书行文构思，亦与天花藏主人其他作品相类，序虽称“代为叙出”,可能亦出其手。十六回。存清初本衙藏版本和乾隆间复刻本，现有春风文艺出版社校点本。

作品写双星与江蕊珠的爱情婚姻故事，叙四川双流县宦家子弟双星，借游学为名，寻求理想配偶，经湖广、福建，至浙江山阴，遇先父好友致仕的少师江章，认为义子，留住其家读书。江有女蕊珠，亦具才貌，二人初见，均各动心，蕊珠有感而赋 “似曾相识燕归来” 诗，双亦题和，透露爱慕之意。双还将原诗抄贴墙上，顶礼膜拜，期望日亲日近，得偕伉俪，忽闻婢女若霞言做了义子，便做不得女婿，大失所望，致卧病不起。蕊珠得知其对己深情，甚为感动，在贴身丫鬟彩云的帮助下，打消顾虑，与之从权定盟，并鼓励其谋取功名。江章款留双星，本有择婿意，当其奉母命返乡应试时，面许其婚事。双星中举后，在其母催促下，赴京会试。显宦之子赫炎，闻蕊珠貌美，谋娶不成，怀恨在心，向选妃太监进谗，指名点选蕊珠进宫。蕊珠迫于圣命，怕遗祸父母，无奈应选上路，行前劝父母收彩云为义女，使老有所养，并留书双星，嘱与彩云续盟成亲，自己则于船至天津时，投河殉情，幸被人救起，送往四川双家。双星中状元后，驸马屠劳欲招赘之，遣媒议婚不成，便扣其求赐归完婚的本章，荐其去海外封王，历风波之险，逼之就范。双星矢守盟约，不为所动。封王归来，过浙江至江家，知蕊珠为己而死，痛不欲生，誓不再娶。及见遗书，深感其对己顾念万全，不忍违拒，勉强与彩云成婚，但心念蕊珠，与之分榻而居。进京途中，又在蕊珠投水处隆重祭奠。回朝后被封为太子傅，怕屠劳纠缠生事，即告假还乡省亲。双星至家，彩云亦已在江章陪送下至蜀，其母责怪他结亲而不同床，命重结花烛，他于拜堂入洞房后又要离去，被新人喊住，竟是他苦苦思念的江蕊珠。
《定情人》是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小说肯定和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冲破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邪恶势力的阻挠破坏，争取在婚姻上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努力，以及他们之间纯洁忠贞的爱情，具有一定反封建反礼教的进步意义。
双星和江蕊珠都渴望并努力追求如意的配偶、美满的婚姻，双方的父母都很开明，不象《西厢记》中老夫人那样阻碍其结合，但仍好事多磨，历尽险阻。阻力首先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双星留居江府，指望与意中人亲近，但为礼教规定的 “内外隔别”所限，虽结义为兄妹，亦难得见面和沟通。双星患病，固然如回目所揭示“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其语本非蕊珠父母之意，双星所以相信，因其涉于礼教所强调的名分，兄妹结婚，便是乱伦，包括异姓结义者。《西厢记》中老夫人阻挠崔张结合，手段之一，便是使二人兄妹相称；《水浒传》中李师师有意于燕青，燕青便拜她为姐，“拜住了那妇人一点邪心”。至于蕊珠从权定盟前的畏疑犹豫，亦出于礼教的影响，横亘于心的是“于礼法无碍”。她对彩云吐露心曲：“我与双公子，虽名为兄妹，却不是同胞，怎好私去看他？就以兄妹名分，明说要去一看，也只好夫人同去，也没个独去之理。若同夫人去，就有话也说不得，去有何用？ 要做一诗，或写一信，与他说明，倘他不慎，落人耳目，岂非终身之玷！”彩云明确指出： “小姐若是呆呆的守着礼法，不肯见他一面，救他之命，就万万没法了。”明确揭示出爱情与礼教的对立，其从权定盟，正是冲破这重重束缚，情战胜理的结果，尚以礼有经有权，从权相宽释，见其影响之深重。阻力还来自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小说对这方面的反映，虽有简单化之嫌，反面人物写得又呆又蠢，但仍有所揭示。由于纨袴子弟赫炎的进谗，使蕊珠被指名点选，其父虽官为少师，亦不能稍加庇护，导致后来的投河殉情。驸马屠劳倚势要挟，使双星不能及时赴浙完婚，致生后来的变故，并受海上风波之险。作品还通过选妃的情节，隐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离散天下之儿女，以供我一人之淫乐，实为最大祸害，倘非蕊珠投水侥幸获救，二人只好抱恨终身了。这一切既是对封建礼教，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反映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封建势力的尖锐矛盾，又是对其爱情坚贞的考验，“阻之不隔”,越发 “称奇足贵”。
与同类小说比，《定情人》所以特别值得肯定，还在于它在表现男女爱情上，具有新的特色，达到新的高度。本书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婚姻观，不只与世俗的婚姻观相对立，也超越了同类小说单纯以才貌为结合的标准。封建婚姻制度强调的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生辰八字，其基础是阶级、家族、家庭的利益和宿命论思想，根本不考虑当事人自身的意志和愿望。如第一回双母和媒人庞襄所说：“门楣荣耀，则为良姻。”“婚姻乃天所定，有赤绳系足，非人力所能勉强。”双星反驳说：“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天心茫昧，无所适从，而人事却有妍有媸，活泼泼在前，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然自之做主，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他把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称之为“自弃”,明确提出要 “自之做主”,在婚姻上要自己掌据自己的命运，标准则是“其人当对”,“足定己情”。这一标准较单纯强调才貌要广泛和充实，还包括了感情的依恋和投合、当事者的选择等内容，无疑是一进步。小说以“定情人”命名，特别强调一往而深，系之不住，推之不移，阻之不隔的“情”字。这种情不是偷香窃玉、淫荡放纵的 “滥情”、“邪情”,而是严肃健康、真挚热烈的。“定情”的含义，包括打动情思，足以为其所爱，桃红杏白，“凭吾情以为衡量”;也包括不移不驰，拆之不开，“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双星因此一再拒绝老母和媒人视为良姻的绝色与显宦之女，而独自千里迢迢地寻访“定情之人”,见蕊珠而情定，遂孜孜以求，为此不避艰险，不惧权势，“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斩宗绝嗣，亦在所不惜，表现了对理想婚姻的主动追求精神和对爱情的忠贞。江蕊珠虽在追求爱情的主动性上不如双星，这是因为她身为大家闺秀，受礼教的束缚更深，其性格又较内向。但亦同样多情重情斟情，强调情贵乎专注，贵乎耐久，贵乎隐显若一，并以此考察双星。定情之后，则矢志不移，当遭遇无法抗拒的突然变故时，不惜以身相殉。作品所着力肯定和歌颂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死生同心，坚贞不渝。本书对情的强调和描写，都超越了同期同类小说，而与明中叶以来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相呼应。还应指出，小说所描写的爱情，是平等的爱情，要求男女双方都承担义务，信守盟约，忠贞不二，这也是与封建婚姻制度片面强调女子贞操相对立的。
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已开始形成私订终身，小人拨乱，历经波折，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格套。本书在表现功名与婚姻的关系上，也有所突破。虽定盟时蕊珠也说“惟功名是一捷径”,而在具体描写中则否定之。功名并不曾为他们的结合铺垫道路，反带来更多的磨难。双星因谋取功名，不能及时完婚，使蕊珠难于摆脱被选入宫的厄运；因为得中状元，而引起屠劳的要挟与出使海外；也没有奉旨完婚的风光场面，双星因蕊珠投河而无限悲痛与思念，又为避屠劳纠缠而匆匆离京，其重结花烛不过是蕊珠为亲试双星的真心，双星在“伤心”、“凄然欲哭”中遵母命而举行的，回目是“节孝难忘半推半就愁忤逆”。这些描写，较一般的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更为真实，更富戏剧性，回目的下句是“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这里还涉及到与彩云的关系。不少才子佳人小说，在写突破礼教束缚，自主婚姻的同时，又写男主人公追求、女主人公安于本属封建婚姻制度的一夫多妻制。本书强调“情在一人”,自然非一夫多妻，与彩云成婚是蕊珠下定决心殉情时提出，投河后实现的。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则是情节发展的结果，与其他小说写的主动追求，尚有不同。
本书艺术性低于思想性，个别情节安排不合情理，如若霞儿子女婿之语，使双星大病一场，固可见其痴情，并引出蕊珠从权定盟，若霞称是小姐说的，则不符合蕊珠的性情，虽彩云斥为“胡言乱语”,而她则于背后承认“是我害他”,使人难于理解，如 “害他”从广义上讲，亦表达不清。反面人物也写得过于呆蠢，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是其艺术上的不足。但亦有长处，总的看，情节较为曲折，结构紧凑，不枝不蔓，均围绕男女主人公展开，相关者又各有交代。如双、江订盟之后，又陡起波澜，偏遇纨袴赫炎议亲，皇帝为太子选妃； 蕊珠投水殉情，又巧逢双星派往江家报信的青云、野鹤相救，涉于选妃之事，难返浙江和入京，遂共奔蜀，于是有结尾的“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其描写读之虽觉出人意外，细思又在情理之中，并非刻意追求奇巧，眩人耳目。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也较为成功。二人均为情痴情种，性格则各有特点，双星外露，热烈而执着；蕊珠内向，细腻而缠绵。小说标举“情”字，与之相适应，较为注重心理刻画。如写蕊珠初见双星后的一段：

……见双星少年清俊，儒雅风流，又似乎识窍多情，也未免默默动心。虽相见时不敢久留，辞了归阁，然心窝中已落了一片情丝，东西缥渺，却又无因无依，不敢认真，因此坐在拂云楼上，焚香啜茗，只觉比往日无聊。一日看诗，忽然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忽然有触，一时高兴，遂拈出下句来做题目，赋了一首七言律诗道：

乌衣巷口不容潜，王谢堂前正卷帘。
低掠向人全不避，高飞入幕了无嫌。
弄情疑话隔年旧，寻路喜窥今日檐。
栖息但愁巢破损，落花飞絮又重添。

这段文字，把小儿女初恋神态，描绘得细腻入微，入情入理。再如双星在后花园说做了儿子做不得女婿，“坐在白石上，细细思量若霞的说话，一会儿疑他是假，一会儿又信他为真。” 暗暗思忖，想此言说得决绝，婚姻无望，留则无益；千里跋涉，侥幸得此定情之人，离则不舍。“一霎时东想想，西想想，竟想得昏了，坐在石上，连人事也不知道。”煞似贾宝玉闻紫鹃言林妹妹要回苏州的情景，亦同样属于成功的描写，而在时间上则大大早于《红楼梦》。其他如蕊珠被点选入宫及双星闻变时的心理刻画，也都委婉细腻，读来荡气回肠，甚为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