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阿赫玛托娃 安魂曲

作者简介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联俄罗斯诗人。原姓高连珂。她生于敖德萨一个海军机械工程师的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皇村度过，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她曾就读于女子高等学校的法律系，但酷爱诗歌。1910年她与俄国诗歌阿克梅派的创始人尼·古米廖夫结婚，她也是该诗歌流派的主要成员。191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得到诗坛好评。同年10月她的独生子列夫·古米廖夫出生。1914年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 问世。诗集《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出版。次年她与古米廖夫离婚。以后陆续出版的诗集有《车前草》(1921)、《耶稣纪元》(1922)。抒情诗作侧重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构思精致，形式灵巧，语言表达富有音乐性、艺术形象具有雕塑感。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以反革命罪被枪毙 (1986年对他重新评价)。她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潜心研究普希金，从那时一直到四十年代，她的诗作很少得到发表。1935年和1938年，她的儿子两次被捕，她在1935年至1940年间写下动人心魄的组诗《安魂曲》,但直到1987年才得以发表。四十年代她的儿子由流放地应征入伍，参加了卫国战争。她在战争期间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诗篇，如《起誓》等。战后她又重新抒写表达内心情感的抒情诗。1946年受到严厉批判，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49年其子第三次被捕，至1956年才得到自由，从事历史研究。她本人在五十年代后期恢复名誉。她的诗歌获得出版和再版，新作也不断问世。晚期作品长诗《没有主人公的歌》 (1940—1962)最负盛名，是她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保持了她独特的现代诗风。还著有长诗《光阴飞逝》(1909—1965),《阿赫玛托娃诗选》(1974)等。除了创作她还翻译了意大利但丁的诗歌，中国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的无题诗等。她获得世界读者的喜爱。1964年意大利授予她“埃特内·塔奥尔敏”国际诗歌奖，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抒情组诗。诗人在其子两次被捕期间陆续写下12个篇章。到1957年写了“代序”,追忆并描述苏联30年代大清洗时期她个人的一段经历。她在列宁格勒监狱外等候探望儿子，排过17个月的队，站立了整整300个小时，一天有人认出她是诗人阿赫玛托娃，这时排在她身后的一位嘴唇发青的妇女从麻木状态中惊醒，在她耳边悄声问道：“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能。”诗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看到在这位妇女已脱形的脸上好象掠过一丝微笑。1961年诗人又加了，句诗，作为组诗的序诗： “不，我不躲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求他人翅膀的保护，——/那时我和祖国人民共命运，/和我国的人民，不幸的，生活在一处。”组诗12个篇章分为6部分： 献诗、前奏、判决、致死亡、磔刑和尾声。每部分组成的篇章各不相等。1. “献诗”写于1940年3月，诗人用整个篇章诉说大难临头的极度悲苦之情，尽管群山会为此折腰，河水也会停住不流，但是关押亲人的牢门始终锁得紧紧的，只听到钥匙刺耳的声响和士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们”早起赶去监狱门口守候着，而希望之歌还在远方吟唱。回忆当时听到判决，“我”泪如泉涌，心似刀绞，步履踉跄。由此联想到一同惨遭不幸的姐妹们，今在何方？ “我”想给她们寄去告别的敬意和惦念。2.“前奏”由四个篇章组成，分别写于1935年秋、1938年、1939年。那些被判处有罪的人们走在一起，苦难把他们折磨得失去智力，火车还要把他们带走，无辜的俄罗斯在血淋淋的皮鞭下和黑色囚车的车轮下呻吟辗转。就在拂晓的时候，儿子也被抓走，那样的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却。夜晚月光射进门楼，照着一个枯瘦的人影，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孤苦伶仃，丈夫已死，儿子在坐牢，她不再是富有个性的女人，也不再是朋友们的宠儿，更不是皇村学校那个愉快的淘气鬼，而是第300名前来给犯人送点衣物的探监者，她知道，大墙背后有多少无辜生灵涂炭。“我”呼唤着儿子，盼望他回家，甚至不惜给刽子手下跪。但是黑白已经颠倒，人兽难以分清，“我”只有忐忑不安地等待判处死刑的消息。死亡之星似乎时时都在发出威吓，“我”不能不日日夜夜牵挂儿子的生死安危。3. “判决”写于1939年夏。判决终于来临，如一块巨石落下压住“我”的胸膛，从今以后，“我”有好多事要做： 要让记忆泯灭，要把心肠变硬，要学会重新生活，独自一人。“我”早巳预见到这一天：“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4. “致死亡”写于1939年8月19日和1940年5月4日，由两个篇章组成。“我”等待着死亡，随它以任何形式降临到“我”身上，“我”已无所谓了，心中只留下儿子那双蓝眼睛，遮住了种种恐怖的场面。“我”向死神乞求，哪怕让我仅带走儿子那恐惧而沉默的眼神，或是那来自远方的温馨慰语，但它什么也不允许我随身带走。5. “磔刑”没有注明写作的日期。小标题下的引语是：“妈妈，不要为棺中的我号啕痛哭。”这是用儿子的口吻写成的两个篇章。“我”,作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听天使在颂扬伟大的时刻，却眼见烈火熔化了苍穹，“我” 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我撇下！” “我”劝慰母亲： 不要为“我”痛哭。“可是没人敢把视线转向/母亲默然伫立的地方”。6.“尾声”是和“献词”写于同一时期1940年3月，两个篇章。还是以母亲的身份来写，“我”观察到罹遭磨难的人在外形上是如何变化的： 脸庞消瘦，眼神恐惧，皱纹如楔形文字一般刻在面颊上，黑发一下子变成银白，微笑枯萎……。这就是“我”,同时也是那些和“我”一起排过队的所有的人们。我想一一提到每个人的姓名，“可惜名单被抢去，我已无处再打听。”“我”不会忘记她们，“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她们也会怀念“我”,倘若有朝一日有人想为“我”树纪念碑，不要把它建在“我”的出生地——大海边，也不要建在皇村，而是建在这儿，“在我伫立过300小时的地方建起来”,为的是永远不要忘记囚车的呼啸，牢门的死闭和人们如受伤的野兽般的痛泣，为的是能“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鸣，/让轮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
作品鉴赏 母亲常常与摇篮曲相连，那柔和温馨的曲调从母亲嘴里轻轻哼出，滋润着孩子的心田，催他甜甜入睡。然而在这部组诗中，母亲唱的却是一首安魂曲，由黑发突然变白的母亲为年轻的儿子唱挽歌，凭添了全诗的委婉悲怆。组诗从“前奏”开始基本按母亲个人遭际的顺序逐步展开，并反复抒情咏叹，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形象作为全诗的主体意象贯串始终。儿子被捕，拉开母亲个人痛苦的序幕。诗人逼真地描写儿子被带走时的情与景，那种束手无策的绝望，那种生离死别的打击，诗人贴切地用“象是送殡”来形容，并精心描绘出细节：儿子双唇上还有小圣像的冷气，额上渗出了冷汗，这些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和感觉。遭到如此横祸，母亲当然要禁不住放声号啕。如果说诗人在抒写儿子被抓时表现出母亲无法抑制的巨大情感波澜，那么在这之后，诗人则用冷观的笔调来反衬母亲内心的极度痛楚。诗人变换抒情的人称，用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这是因为母亲已痛苦得没有勇气直面自我，为能减轻痛苦，将自我分离为旁观者或对话者，再把自己看作“是另外一人在悲哀”。那个女人越是貌似平静地回忆昔日往事，越是映衬出此时此刻的凄楚悲苦。诗人转而又用第一人称，把情感的波澜推向高潮：“我呼喊了十七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这不是捶胸顿足的哀号，而是柔肠寸断的泣诉。母亲下跪这一倍受屈辱的意象震人心魄，牢牢地印在读者心中。为了儿子能获得自由，她愿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个人的尊严，她所处的走投无路的困境，她所作的徒劳而忘我的牺牲，令人心碎。对母亲来说，清白的儿子受到任何有罪的判决，无疑都等于向她宣判死刑，她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踽踽独行。母亲似乎理智而冷静地历数此后要做的、实际上难以做到的那些事，蕴含着她最无法忍受的人生现实。试想，记忆何以会泯灭，心灵怎能变顽石，生活哪堪重新开始！ 当她凄然而麻木地想到死时，这首安魂曲就不仅仅是为儿子而唱，也是在为自己而歌。人宁愿以死的安宁来换取生的煎熬，不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最大悲剧。死神同刽子手一样冷酷无情，母亲的绝望也就有增无减。诗人又用儿子的口吻从另一个侧面强化母亲深沉的悲哀，她已欲喊无声，欲说无言，欲哭无泪，悲哀达到了极至，她变成一座雕像，默默站立着，人类的良知无法正视母亲承受的这种不人道的摧残。从号啕痛哭的母亲形象，到忍辱下跪的母亲形象’到默然伫立的母亲形象，三个雕塑般的形象递进地揭示了一位母亲遭受巨大不幸的心路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抒写母亲的痛苦时始终交织着对同命运的人们的关注。诗人多次用“我们”来称呼母亲和他们。在她与儿子的背后，站着成行成队的人们。“献词”和“尾声”更把组诗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献词”是献给那些失去自由的姐妹们，“尾声”也是祭奠那些不知姓名的姐妹们。这许许多多人都叠化在母亲这一主体意象上，母亲的苦难也就深广起来，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她希望建立的那座纪念碑成为一个非常时期人民苦难的标志，成为人民的愿望一不要悲剧重演的象征。“代序”和“序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过了将近20年之久写下的“代序”还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不易察觉的一丝微笑，这刻骨铭心的一幕是诗人抒情的深厚基础。尤为可贵的是，遭受如此灾难之际，诗人在绝望中还闪烁着自信，忧愤中还饱含着希望，悲痛中还怀抱着善良的祈祷。这首安魂曲是诗人唱给儿子和自己的，才唱得如此深情，如此真切；这首安魂曲也是诗人唱给所有不幸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的，更是所有不幸的母亲唱给她们的儿子和她们自己的，才唱得如此博大，如此深邃。对于千千万万受冤屈的人们和他们的亲人来说，阿赫玛托娃唱出他们悲愤的心声，倾诉了人间存在的真情，他们的灵魂可以安息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不朽的，难怪苏联当代诗人叶甫图申科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阿赫玛托娃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