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焉而后臣之

君臣关系即统治集团内部上下关系也是先秦思想家思考的重点。法家为君主设计了法势和权术以驾驭群臣。道家庄子则提出“以鸟养鸟”的事君原则。孔子对待君臣关系的态度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所谓臣事君以忠的“忠”即“能致其身”,也就是尽身心全部力量甚至豁出生命去做。孔子提出的君臣关系是双方的，如果君不以礼使臣，那臣该如何办？孔子提出“勿欺也、可犯之”(《论语·宪问》);“审其所以从之”(《荀子·子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颛孙师，字子张，春秋末陈国人，孔子弟子。

孟子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看作像朋友一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对君的关系完全由君对臣的态度来确定。在孟子的思想中，君不仅要把臣作朋友，而且还应把那些“不召之臣”奉为君师。孟子说：“故降大有作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只有居仁曲义的大人才能“正君心”、“格君心之非”。正是从臣为君师的视角，孟子对“恭敬忠”做了新的诠释。“责难于君为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教人以善谓之忠”,大有老师对学生的味道。孟子激进地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勿位。”无怪乎司马公评孟子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简直把孔子“以道事君”发展成“以道事民”了。臣辅佐君，教君为善，不听则易位，哪个君主还敢用你呢！
荀子认为做臣下的应“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何为顺？“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何为忠？“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总之，顺也好，忠也罢，其实质是“利君”二字。不利君，从命谓之谄，逆命谓之篡，是违背为臣之道的。臣是相对于君的，所谓“从命”、“逆命”也是相对于不同的君主而提出的。荀子认为，世上有三种君主：一为圣君、二为中君、三为暴君。对圣君应以顺事之，对中君应以忠事之，对暴君应独善其身。荀子讲：“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协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改，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荀子·臣道》)荀子所说的“谏”,是指君主有错的想法、做错了事，并且将危及国家和社稷的福祉，那么无论大臣还是父兄，都应向君主进言，君主采纳了意见最好，不采用就离开他。荀子所说的“争”,是指，若向君主进言，“用则可，不用则死”,君主不采纳意见就死给君主看，以死谏为争。事实上在现实中，圣君固然少见，暴君也不多有，最常见的是中君。因此，臣事君一般以忠事之。忠又分三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荀子·臣道》)所以最理想的忠臣应是“以德化君”。
“忠”这一德目，在春秋孔子时代基本含义是“无私”(《左传·成今九年》)。具体表现为：为人尽心尽力，为国尽职尽责。比如孔子讲：“与人谋而不忠乎。”赵武赞扬鲁之叔孙豹曰：“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荀息也说：“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喜公九年》)而到荀子这里，忠则成了臣对君的特定规范，其基本精神是“利君”。这与孔孟忠的思想有很大出入。荀子把“忠”的利公、利国、利他人与利君一致起来，并且主张对君主“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圻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这是一种刚直不阿、以死尽心的精神，也是导致后世“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愚忠思想的最初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