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孙中山和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袁世凯死后代之而起的段祺瑞封建军阀专制的本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认识不清的。袁世凯病亡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对于今日之时局，颇具乐观。……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1]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曾多次表示他能够与段合作。6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段祺瑞“曾为逆党所不容，此时或能与民军相互提携，亦未可料”^[2]。他对段祺瑞虽然也有些担心，但主要是对段身边的袁世凯的一些旧人不信任，怕段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于纷纠”;而对段本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一再称颂段“扶危定倾，经武图强”,为北洋将领中的精粹。
孙中山为了表达愿与段祺瑞合作的诚意，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的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6月10日，孙中山分别致电朱执信和居正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3]6月13日又致电黄兴，“黎能复约法，召集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4]他还在给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的电文中说：“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5]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华革命党不应以军事争政权，而应顺应国民心理，对赞成共和的执政者“暂为监视”^[6]。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力量虽不很大，但分布还是比较广的，山东、广东、福建、四川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其中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有一定实力，已组织起二师一旅的正规军。对于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的意见，当时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军反袁的华侨是持有异议的，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曾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十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7]
中华革命党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侨捐款。护国战争结束，华侨捐款也告终止。这也是孙中山不得不取消中华革命军的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于8月上旬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12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在此前后，广东、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在孙中山“息战争，事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反袁战争中组织起来的一点武装，就这样完全收束了。
这时，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组织本身，也宣布停止活动。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分部发出通告，宣布奉总理指示，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
不论是收束武装，还是停止政党活动，孙中山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都在于从事和平建设。他认为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执政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国内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9]。
为了向国人说明自己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孙中山还表示将不问政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则维持现状，以使政理从渐而进，国内大有人矣。”他本人决意从此不再过问国事^[10]。
当然，孙中山解散中华革命党本部组织，表示不想过问政事，也还有一些策略上的考虑。袁世凯死后，基于广大群众厌倦政党政治的心理，社会舆论普遍地批评政党。而进步党人和国民党稳健派也都标榜“不党主义”,以适应舆论和群众心理。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为了争取群众，也必须有所表示，这也是他表示不问政事的原因之一。
在袁世凯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用和平方法来改善政治抱有很大的期望。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孙中山为了表示和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还改变了民国初年拒绝袁世凯授予大勋位的做法，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于1917年1月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的议员田桐等也相继宣布，要“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11]。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无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稳健派)都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孙中山虽不在北京任职，但对国会也抱有很大期望。他一向把宪法和国会看作实现民主共和的根本途径。反袁战争结束后，孙中山曾总结袁世凯背叛民国的教训，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实行封建专制，复辟帝制，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智未开”,人民未能行使主权。因此，他认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7月中旬，孙中山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向各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7月下旬至8月中旬，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这时所找到的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
9月，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一部分议员即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提出将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修改宪法提案。但是，段祺瑞实行的仍是军阀独裁专制，他根本不想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从来没有把宪法和国会放在眼中，也根本不可能采纳孙中山等提出的所谓“地方自治”的方案。不久，事实就告诉了孙中山，他的“地方自治”的设想，只能在国会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即使“地方自治”的条文被列入宪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任何中央集权，只能是中央封建专制；地方自治，也只能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