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北上和逝世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北方出现了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者有联合有斗争的复杂局面。冯玉祥倾向革命，于10月25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并派代表马伯援到广州迎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为了欺骗人民和企图笼络、软化孙中山，也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这时，国共合作已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孙中山为了去宣传主义，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毅然接受邀请，抱病北上。10月27日，孙中山分别致电冯玉祥、段祺瑞，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11月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重申了《北伐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治主张，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因此，“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至于国民革命的内容，他复述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政纲，“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他在总结了民国以来革命经验后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所为；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对于当前时局，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组成。宣言最后热诚宣告：“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①从这一宣言看，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和政治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次北上与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是迥然不同的。这次是革命的北上，而那次是妥协的北上。11月12日，广州各界举行欢送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这次北上要“拿革命主义去宣传”,要求“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
在孙中山即将启程时，北方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段祺瑞已当上临时执政府执政，重新掌握了北京政权，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被迫退出北京，形势极为严峻，胡汉民、汪精卫等都劝孙中山不要北上。孙中山认为北上宣言已经发出，不能失信于天下。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深入虎穴，以表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虽然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和陈友仁、谢持、邹鲁、李天德、郑卓、苏重生、马湘、黄惠龙等离广州到香港搭船北上。17日抵上海，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住在国民党上海办事处。在上海，他接见了各界人士，在寓所招待了新闻记者，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他说：“我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孙中山的言论，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憎恨，有两家外国报纸发表文章进行攻击，甚至声言不让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叫嚷“驱逐孙中山出上海”。对此，孙中山立即给予坚决反击。他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地位”。“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的飞扬跋扈”②。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因北上铁路中断，由上海直接往天津在十五天内无船位，便取道日本，赴天津，再转北京。23日抵长崎，24日抵神户，在日本候船几天，30日离开日本赴天津。在途经日本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孙中山多次接见日本各界人士、新闻记者、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在和他们谈话中，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全国一切大事”。他把不平等条约比作“卖身契”,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一和平乃绝不可能。”而对于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他还直言不讳地说：“近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③
孙中山一行经过二十多天的旅途生活，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北方各界群众表示热烈欢迎，即使是只承认北京政府而与广东革命政府没有建立关系的外国使节，听说孙中山已到天津，也表示欢迎，段祺瑞也派人到天津迎接。在孙中山准备北上和北上途中，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勾结奉系张作霖，共同排挤冯玉祥和国民军，抵制人民革命运动。11月24日，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府执政，北京政权落入段、张之手。12月6日，段祺瑞执政府发表致各国使团书，表示要“外崇国信”,也就是尊重不平等条约，以讨好帝国主义。12月24日又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与孙中山领导的全国正在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相对抗。为了同段祺瑞作斗争，他不顾肝病发作，在天津病榻上对前来迎接他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人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平，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由天津乘专车到达北京，受到各界人民十多万的热烈隆重的欢迎。从月台到车站大厅和广场，彩旗飞舞，人山人海。特别是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高举“欢迎孙大元帅”、“欢迎孙总理”的横幅，高呼“南北统一”的口号，表明了广大人民对孙中山尊敬之情和要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决心。孙中山非常感动，不断挥手向群众示意。段祺瑞也不得不率领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讲话说：“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然后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在那里接见各方人士。除了北京政府要人，外交使节外，还有北方的国民党人，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当时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一方面要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宣传他的主张和考虑对付“善后会议”的办法。
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发表了《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指出其包办“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鉴于段祺瑞已经宣布召开“善后会议”,为了“善后会议”的性质，他提出了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善后会议应加入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归于国民会议。然而段祺瑞拒绝了这两项建议，于2月1日悍然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毫不犹豫指示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2月2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3月1日，由孙中山和李大钊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直接与“善后会议”相对抗。
由于日夜操劳，孙中山的病情日益严重，1月26日，住进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德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因为他的体质日渐衰弱，而且年事已高，不便施行手术，只能用止痛的治标方法治疗。1月29日，宋庆龄急电宋子文北上。2月2日，孙科和李烈钧到北京，不久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以及汪精卫也到了北京。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在逝世前留下了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总理遗嘱是在2月24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下来，于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签字的，当时在场的有张继、邵元冲、戴恩赛、宋子文、吴稚晖、邹鲁、汪精卫、孙科、宋庆龄、郑卓等。致苏联遗书是孙中山用英语口授，由鲍罗廷等笔录的。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仅将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也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④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和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悼之中。北京人民自动戴上黑纱，各机关团体络绎不绝地到临时治丧处送挽联和祭悼。段祺瑞的“执政府”不得不宣布国葬。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移到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公祭。前来灵前瞻仰的各界群众和外国友人达74万人，公祭毕移灵北京西山碧云寺，数不尽的北京市民参加了送殡行列。全国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形成了一次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书中说：“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我们“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告全国民众书最后说：“全中国的民众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⑤俄国共产党中央也发表了唁电说：“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说：“孙氏生命之伟大，在其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好学不倦。”并指出：孙中山在“一切被压迫民族心中，永不遗忘”⑦。
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⑧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立了丰功伟绩。“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