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 ·六言诗三首 ·其三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此系组诗，共三首，概述了自董卓之乱到曹操掌权期间重大的历史史实。孔融本为北海相国，是汉末颇有资望的官员，先为董卓所忌，后投曹操，献帝拜融为匠作大将迁少府，融与操本系至交，后对操所行之事多有讥议，言语放诞，被操借故杀掉。诗人亲身经历汉末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故记事翔实，用语中的，可作为诗史读之。

第一首记述董卓擅权作乱之事。“汉家中叶道微”，一语概括了整个东汉的历史现实。王莽篡位，虽有光武中兴，但国运不振，迨至桓、灵二帝，变乱迭兴，贵戚专权、宦官作乱，终酿黄巾大起义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诗人目睹这种社会现实，忧心忡忡，故发语沉痛，感慨良多。接下去，诗人避去他事，戟指董卓“作乱乘衰”之暴行，一个“乘”字，写尽这一乱世奸雄狡诈之禀性。“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此三句活现董卓犯上作乱凌虐天下的悲痛现实。“僭”，言其专横跋扈；“虐”，言其残暴凶狠，二者皆结于“专威”两字，辞简意赅。据《汉书·董卓传》载：卓以一武夫起家，后擢为相国，再进为太师，其位在王侯之上，可“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先废少帝为弘农王，后又鸩杀之，继则弑永乐太后，“奸乱公主，妻略宫女”，其行令人发指。对下更是颐指气使，“虐刑滥罚，睚眦必死”。杀执金吾丁原，诛卫尉张温，因迁都之谏，又处死尚书伍琼、侍中周珌。诗中用“万官惶怖莫违”一语，切中要害，的确不是夸饰之词。在董卓为政期间，惨遭迫害最深的莫过于百姓。仍据 《汉书 ·董卓传》所记；“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读后令人怵目惊心！迁都长安时，“乃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略，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其惨状叫人目不忍睹。此诗虽仅有五句三十字，但涵盖博大，实是董卓作乱的一部血淋淋历史的浓缩。

第二首记述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之乱。据 《后汉书 ·献帝纪》云：“初平三年 (公元192年)夏四月，诛董卓，夷三族。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吏民死者万余人。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司徒王允，皆灭其族。”“郭李分争为非”一句即是此悲惨史实的形象概括。“为非”二字是作者愤懑的控诉。对此，诗人王粲《七哀诗》中更有感人的描述：“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可与此诗对照理解。“迁都长安思归”，诗人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寄以深切的同情。“迁都”指董卓胁迫洛阳人民迁都长安之事，既是“胁迫”，百姓当然 “思归”，他们眼巴巴等待关东义师去解救他们，故诗人用 “瞻望关东可哀”六字再现他们 “思归”的急切心理。“可哀”二字有两解： 其一是此情可悯，其二是关东军阀的表现可悲。不妨摘录曹操《蒿里行》一诗有关描写作此佐证：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关东军阀拥兵自重、俳徊不前，互相残杀、自立为帝，徒然辜负长安人民的厚望。当时仅有曹操与孙坚两支义军行动比较积极，故而关中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梦想曹公归来”一句强烈地体现了这种愿望，可惜，他们势孤力单，亦未打进关中，“梦想”二字意味殊深。这一首和第一首可以说是姊妹篇，均系讽喻时势，感叹乱离之作。

第三首赞扬曹操忧国无私的精神，与第二首诗的结尾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首二句赞誉曹操急国家之急，从政恭谨勤劳。魏室多年定都于邺，后迁于许；献帝仍都室洛阳，曹操常要奔走洛阳许都之间，急急惶惶，风尘仆仆。“巍巍”，高大貌，此处喻洛许之间路途险巇，往返艰辛。惟其征程艰险，更见曹操忧国无私之精神。“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誉操生活俭朴。作为军事家与政治家的曹操，在战场上能身先士卒，在治国上反对劳民，在生活上主张节俭，其《度关山》一诗中有“侈恶之大，俭为共德”之名句，以此可以窥见这位政治家的胸襟于一斑。既然曹操率先垂范，于是百官争相效仿，君臣励精图治，故而使魏居于三国之首。“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结尾，诗人强调曹操奉行节俭并非矫伪之情，亦非沽名钓誉，而是基于对百姓疾苦的同情。曹操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深知饱经战乱的百姓艰辛，其诗作中多有这方面的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苦寒行》)他憎恶劳民之君，在《收田租令》一文中尖锐批评：“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才，不足应命……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故而在扫平袁绍之乱后，他立即下令：“河北罹袁之难，其全无出今年租赋”。上文所引足以作为“念我苦寒心悲”的佐证。曾作为曹操挚友的孔融，此诗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事实不属虚构。

这三首诗作为汉末实录，有一定诗史价值。诗中讽喻感怀均出自肺腑。全篇用六言形式，句式稍嫌板垛，况且少文采，乏滋味，故不能入选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