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形成的词体、风格和流派。对此宋人王炎和张炎曾有所体认：“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意，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双溪诗馀自叙》)“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明确分唐宋词为婉约、豪放两体，始于明人张綖。张綖于《诗馀图谱凡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标举婉约、豪放，本是用以论词体的。他承《文心雕龙·体性》篇的说法，认为词体不同，“存乎其人”，词的风格取决于作者的才性，其本意并不是以此来强分词派。
清初王士禛《花草蒙拾》始将“体”“派”混一，以张綖的话改说词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自此，唐宋词被分为婉约豪放两派，据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一种传统，影响至今未有已。
婉约体的特点是：无论是写绮艳深狭的相思恋情，亦或羁旅愁怀、伤春悲秋、吟咏风月、寄寓香草美人，均用含蓄蕴藉的手法，化事为情，融情于景，曲折地表达深细宛转的复杂情绪，婉转缠绵，情韵兼胜。词论家向来把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体尊为婉约体之鼻祖，宋初的晏殊、欧阳修、柳永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均因对婉约体有所开拓发展而成为婉约体的中坚。
柳永之后，婉约体代表词人是秦观和李清照。周邦彦可谓婉约体的集大成者。在他手中婉约词众体皆备，无所不精。以婉约、豪放两体论词，长处在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体式、风格与词人才性的大致分野，便于纵向把握词体发展的脉络。从对这一层面共性的概括看，“婉约”“豪放”之分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如以婉约、豪放为绝对标准，非此即彼，划定词人词派，并进而以体式的不同辨宗祖正变以论价值的高低，则有简单武断之嫌。首先，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难以遍该源远流长、丰富复杂的唐宋词派；其二，绝对化地以体为派，极易将这两种并不截然对立的体式风格人为地对立起来——因为即使被称为豪放派代表的苏轼、辛弃疾，同时也是婉约体作手。
此外，这种绝对化，亦使同作婉约体者的个性风格难以见出。再者，仅以体式、题材的不同便决断婉约或豪放派的价值高低，这种狭隘的艺术本色论或道德功利取向，显然不利于词体的丰富发展，亦难以把握词人开拓革新的关键所在。婉约体向被作为词体固守“缘情绮媚”之本色当行的关键，被历代词论家奉为正宗。在词学史上，虽因其侧艳之病而时有雅俗之辨、骚雅之倡，却从未动摇过它的正宗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则因其反映现实政治的不力而被贬低。新时期十年复得到公正的评价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