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节选)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①: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②,有能绍明世^③,正 《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④。”
上大夫壶遂曰^⑤: “昔孔子何为而作 《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⑥: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⑦,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⑧,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⑨。’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⑩,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¹¹⁾,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¹²⁾;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 以达意，《易》 以道化，《春秋》 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¹³⁾。万物之散聚⁽¹⁴⁾,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¹⁵⁾,遭变事而不知其权⁽¹⁶⁾。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¹⁷⁾。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 《春秋》 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¹⁸⁾。”
壶遂曰：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¹⁹⁾。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 伏羲至纯厚⁽²⁰⁾,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²¹⁾。《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²²⁾,获符瑞⁽²³⁾,建封禅⁽²⁴⁾,改正朔⁽²⁵⁾,易服色⁽²⁶⁾,受命于穆清⁽²⁷⁾,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²⁸⁾,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²⁹⁾,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³⁰⁾,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³¹⁾。乃喟然而叹曰：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 “夫 《诗》、《书》 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³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³³⁾;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³⁴⁾;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³⁵⁾;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³⁶⁾;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³⁷⁾;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³⁸⁾,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 “先人曾经说过： ‘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就有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考定《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之间的本原而做著述？’ 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 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 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 “从前孔子为什么写 《春秋》 呢？” 太史公说： “我听董仲舒说： ‘周朝政治衰微，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推行王道，诸侯忌恨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他的话没人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因此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系列大事的得失，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 讥评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都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 ‘我想与其把是非褒贬的事情寄托于空口说白话，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显著明白。’ 《春秋》 这部书，上则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下则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判明正确和错误，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善者善之，恶者恶之，贤者贤之，不肖者贱之。已亡的国家把它恢复起来，已绝的世系把它延续起来，补救弊端，振兴已荒废的事业，这都是王道重要的内容啊！ 《易》 谈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它最擅长于讲变化； 《礼》安排人们的等级关系，所以长于引导人们的行为； 《尚书》记录先王的史迹，所以长于政事； 《诗》 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讽喻； 《乐》 是礼乐建立的依据，所以长于陶冶性情； 《春秋》 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 用来节制百姓，《乐》 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书》用来指导政事，《诗》 用来表达思想，《易》 用来说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春秋》 用来阐明仁义，治理乱世，使之复正，再没有比 《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 的文字有几万，它的要旨有几千条，万事万物或散或聚，都总汇在《春秋》一书里面。《春秋》 一书之中，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四处流亡、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诸侯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考察它的原因，都是丢掉了王道这个根本啊。所以 《易》 说：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所以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它的起始和发展已经很久了。’ 一国的君主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眼前有进谗言的人却看不见，身后有奸贼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 《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而不知道采用适宜的方法，遇到意外的变化而不知道临机应变。做人的君主、父亲，却不通晓《春秋》 的要义，必然蒙受罪魁祸首的名声； 做人的臣下、儿子，却不通晓《春秋》 的要义，必然陷入篡位弑君的极刑，得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本心都以为是件 ‘善’ 事才去做的，但由于不懂得《春秋》要义，以至于犯了错误，受到舆论谴责也不敢推辞。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做君的不像君，做臣的不像臣，做父的不像父，做儿子的不像儿子。这样，君不像君，就会被臣子侵犯； 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 父不像父，就没有道德规范； 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把天下最大的过失给他们，只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 《春秋》是礼义的本原啊。由于礼教是防范于某些坏事未发生之前，法律是施行于某些坏事发生之后； 从而法律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被人看见，而礼教的防禁作用则较难被人理会。”
壶遂说： “孔子那个时候，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没人任用他，所以他作了 《春秋》,留传下一些空口说白话的条文来裁断礼义，把它当成一种王法看待。今天你上面遇到圣明天子，下面得以保住您的太史令之职，万事都已具备，都各自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 您说的话，想用来说明什么道理呢？”
太史公说： “嗯，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父说过： ‘伏羲氏时代最为纯真厚道，他作了 《易》、《八卦》; 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下来，《礼》、《乐》也兴起了； 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诗人歌咏赞颂。《春秋》褒扬好的，贬斥邪恶，推崇三代的道德，表扬周室，它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圣明天子接位，得到上天的祥瑞，建坛祭神，使用新的历法，天子所使用的车马改用新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无所止极，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经过几重翻译，前来边境上叩关请见，请求贡献物品拜见君主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圣上的明德，仍然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能被重用，这是做国君的耻辱； 皇上英明智慧而德行却没有被广泛传扬，这是官吏的过失啊。况且我曾任太史令，废弃英明智慧盛德不去记载，磨灭功臣、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不加表述，丢掉先父的遗教，罪过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整理编次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什么创作。先生把它与 《春秋》 相比，完全错了。”
于是我就编写这些文章。写了七年后，我突然遭到了李陵之祸，被囚闭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 “这是我的罪过吗？ 这是我的罪过吗？ 我的身体遭到毁坏，再没什么用啦！” 平静下来深思道： “大凡《诗》、《书》 隐约其辞的地方，都是作者志虑深思的地方。从前西伯 (文王) 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推演了 《周易》;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的时候，后来作了 《春秋》; 屈原遭到放逐，赋了 《离骚》; 左丘失明，著了 《国语》; 孙膑受了截膝的刑法，就研究编辑兵法； 吕不韦迁到蜀地，世上流传他的 《吕览》;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 《说难》、《孤愤》; 《诗经》 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之人感情激发才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志向被压抑，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记述往事，想作为后世的借鉴。” 于是我就记述了陶唐以来的事情，上从黄帝开始，下到当今皇上猎获白麟的那一年为止。

【鉴赏】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自述家世生平及关于写作《史记》 的有关情况。他充满信心，要做孔子第二。孔子写过《春秋》,他也要写一部《春秋》第二的 《史记》。本文通过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以评述孔子 《春秋》 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史记》 的目的。孔子 “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 而作《春秋》,以 “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司马迁身处汉初，“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加之他遭李陵之祸后，想到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贤圣发愤之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而他作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文的写作之妙及其作用，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一书中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 “盖《自序》非他，即史迁之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 之《小序》也，孔安国 《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 《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灿然明白。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 既读《史记》之后，犹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 总之，本文是引导我们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和 《史记》 的指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