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骨淡雅 返朴归真作狂草

杨宾《大瓢偶笔》中曾云： “董宗伯书，生平不甚喜。数年前见陈乾斋宫詹邸舍悬金笺草书一幅，纵横飞动，叹以为不可及。丁亥春，在福州又见李文侯都统进内府行押一条幅，轻圆温润，而气足神充。生平所见，无出其右。因思前辈享重名者必有长处。未见其全，不得遽尔訾议。”此中对董书的认识给我们以许多启示，而其中之一端，即是董的草书艺术纵横飞动，不同凡响。这种如迅雷飞电的草书应为董书中最有成就者。
董其昌的草书是以王羲之、怀素为宗。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曾说过： “书楷当以 《黄庭》、《怀素》为宗，不可得，则宗 《女史箴》。行书以米元章、颜鲁公为宗，草以《十七帖》为宗。”在草书上他对于王书的藏锋、笔力、笔势、韵致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化入自己的草书中去。董在临王羲之书后曾云：“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右军书，思过半矣。”(《董其昌临阁帖》)董的草书正有这种巧妙。
董又对怀素草书欣赏并研习精深。他说：“素师书本画法，类僧巨然。巨然为北苑流业，素师则张长史后一人也。高闲而下，益趋俗怪，不复存山阴矩度矣。”(《画禅室随笔》)在临怀素帖书尾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并对有明一代步趋怀素者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本朝学素书者鲜得宗趣，徐武宗、祝京兆、张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丰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张失其本矣。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狂，乃不狂也。”董以为素师之书虽属狂草，但存有王羲之的矩度，是承张旭一脉传递的，而高闲以下已不可同日而语，走向俗怪而失去了法度。近观明代，则书家也没有深得怀素书的真髓字趣，也是夸大了狂怪怒张，失其天真平淡的旨意。因此在董氏看来，他以怀素为宗创作的狂草，就不仅与有明一代学素师者迥然不同，而且有一种拨乱反正、拨狂反淡，直接去承传怀素狂草的艺术精神。这是董其昌的杰出之处。然而，若要评论董其昌的狂草价值，则需将其置于唐以来整个狂草发展史中，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他的卓越贡献！

董其昌 《草书》

为了能给狂草以天真平淡，他学怀素也和学颜真卿一样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有所侧重。他学颜字，多取《多宝塔》之精蕴；学怀素，重其《圣母帖》,多挹其风华。董在临《圣母帖》后的题识中说过：“越观怀素之书，有飞动之势，若悬岩坠石，惊电遗光也，珍重。怀素书以 《圣母帖》为最，胜《自叙》之狂怪怒张也。”董其昌的识力果然不凡。《圣母帖》怀素作年当在五十六，道源篆籀，浑雄鸷健，却圆转无犷气，谨严肃穆，深得魏晋遗规。历代名家都有感于此。明赵崡《石墨镌华》中赞云：“此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拢其赤帜矣。”明王世贞 《弇州山人稿》云： “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精熟，妙不可言。唯姿态少逊大令，余翩翩近之矣。”清代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云：“颠素皆善草书，颠以《肚痛帖》为最，素以 《圣母帖》为最。势欲断而还连，迹似奇而反正，犹有山阴矩矱，非他书纠缠萦绕，俗气满纸，但可悬之酒肆也。”因此董其昌学其轻逸圆转匀稳清逸，力除狂怪怒张，得其骨隽韵逸。
董其昌狂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几点。
其一，在盘行钩连的线条中得其俊骨。董的狂草也是处处“提得起笔”,能保持正锋运行，“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他的狂草就像一根非常有弹性的线条在迅捷绕行，不见其偃笔、拙滞之笔，不似草绳那样无力纠缠。而且他几乎不多用重按，粗细轻重的变化幅度很小，使线条非常匀称。在转束处皆有主宰，而多泯棱角，使线条圆活、润秀。
其二，在迅霆飞电的运动中得其静闲。董能将笔下的狂草写得既具强烈的动势，又让人看到格外的静闲。他的迅霆和飞电都如隔窗远观，或只隐隐听得雷声，绝然不似一种当头的飞电、晴空的霹雳。这与他的布白疏朗开阔很有关系。疏朗的布白，使那些线条不是密集的、朴茂的，而是在浸入大量的空白后，得以虚静。
其三，在浓淡巧施的墨法之中得其秀润。董极重用笔，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他曾说： “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 ( 《画禅室随笔》)他喜润，喜淡，从而在狂舞的线条中颇显示出秀润之色。
其四，在率意下笔中得其天真。董提倡“自然”、“天真烂漫”。在 《画禅室随笔》中说： “作书最要泯灭棱痕，不使笔墨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论书云： ‘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董的狂草便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无意于取态、取妍，却有意于自然、雅朴。
分而述之剖为四端，合而观之则融而汇一，即董的狂草写出了独特的风貌，于奔蛇走虺、闪电遗光、淋漓笔墨之中一洗狂怪怒张，而恬然进入古淡的境界。
董的狂草追求淡的境界，与楷行书中所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这是董的审美理想的体现。董在《容台别集》中说过：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董的这一审美理想是从他的慧心中深悟妙得的，在《诒美堂集序》中他说过一段极重要的话：
昔刘邵《人物志》,以平淡为君德。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其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谈何容易？《出师二表》,表里 《伊训》。《归去来辞》,羽翼 《国风》。此皆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乃武侯之明志，靖节之养真者何物；岂澄练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矣。大都人巧虽饶，天真多覆。宫商虽叶，累黍或乖。思涸，故取续凫之长；肤清(特乃表面之清),故假靓妆之媚。或气尽语竭，如临大敌，而神不完。或贪多务得，如列市肆，而韵不远。乌睹所谓立言之君乎？
今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以为上述文字说明董以淡的意境、形相，为他所追求的文学的艺术性。淡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性情的自然，又关乎平日之所养。在书法艺术上也可同观，董因平日看淡名利，鄙视俗气，心近禅境，故能在书法上浮华刊落，而潇洒神远！若再观他的狂草代表作 《琵琶行》、《试墨帖》等便可深悟其理趣、神韵。
《琵琶行》长卷(有国内本及日本《墨迹大成》本),气势纵横，神气飘逸，出入张、李之间。他自己曾说：“白太傅琵琶行，恨不逢张伯高书之，余以醉素笔意仿佛当时清狂之状，白相似不？”《琵琶行》,董其昌有行书，其再用狂草书之，就要传达出当时的一种清狂之状。对于此卷历来评价很高，但也有认为姿态秀逸，笔力不足。《试墨帖》(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也是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洒脱自然。
确实，董其昌的狂草与真、行书一样，都有一种率意、凋疏、寒俭的感觉，但是书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位书家不存短处。对董其昌自然也不能另眼相待，其卓越的造诣当在书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学董书者又当取其精华，滋养自己的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