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之祭

按照儒学的宗教理论，神灵被统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类。儒学所谓的“吉礼”,主要就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天神主要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神灵；地祇主要包括社稷，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神灵；人鬼主要包括先王，先祖的神灵。中国古代祭祀的项目很多，各种鬼神难计其数，有些神灵如先师先圣，高禖等无法归入以上三类，因此，这里将历朝列入国家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祭祀、礼仪制度分天、地、宗庙、其他四类，择要作以说明。
(1)郊祀。郊祀是因在国都之郊举行祭礼而得名，这是历代帝王祭天的主要方式。大约自周代起，帝王正式在京城南郊封土为圆丘，然后在它上面举行祭天礼(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是天的形象)。“天”指昊天上帝，祭天即祭上帝。举行祭天礼之前先“卜郊”,卜郊在祖庙里进行，是取“尊祖考之义”(《礼记·郊特牲》)。卜郊之后即行斋戒，祭天是大祭，需斋戒十日，斋戒期间参祭者不得近女色，不举舞乐，不吊丧问疾。斋戒的目的是为了整齐心身，以便使参祭者在祭时达到对天帝虔敬的最佳心理状态。汉以后，祭天的斋戒缩短为七日，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其影响，斋戒日不食荤腥。祭祀之日，天子统率百官清晨来到郊外，天子披上龙袍，头戴垂着十二旒的冕，乘着极朴素的大车，招展着垂有十二旒的龙旗来到圆丘。冕、旗之所以垂十二旒，是合十二月一周年之数。龙袍及旗帜上的日月星辰图案，乃仿效天象。乘朴素之车，则是取其质朴，依天地自然本性之意。这一天，谁也不准冒犯天神，如果有正在办丧事的，则规定既不得哭丧，也不得着丧服出门。从都城到南郊圆丘的几十里道路，由乡民负责打扫干净，并重铺路面，路旁田头点燃火炬，以供祭天队伍清晨过路时照明。祭礼开始，先宰杀献给上帝的祭牺，然后聚柴于圆丘坛，柴上放祭牺和玉、帛等祭品，由天子点燃柴垛，使烟气上烝于天空，以便使上帝嗅到气味，这叫做“禋祀”。接着奏乐，舞《云门》,礼拜天神。乐六变，以降天神。同时对“尸”,即上帝的装扮者行七献之礼：先献祭牲血，然后献齐酒(五种味薄的米酒),献酒四次后，“尸”开始代表天神进食。进食到一定程度后，天子及贵族们又分三轮向“尸”献酒。七献毕，“尸”用三酒(三种味较厚的米酒)答谢祭者，叫“酢”,并代表神分别向天子及贵族赐福，叫“嘏”。“尸”离席后，剩下的馔食由天子亲近的贵族大臣吃光，叫“馂余”。祭天礼仪到此结束。之后，天子又将祭祀用的剩余酒食赐与众臣。在祭天中，为了表示敬意，一切器用都比较质朴。凡鼎簋豆壶之类不用铜器，而用瓦陶器，献酒以匏为壶，以瓢为爵，也是取其天地自然之性。这是从旧石器时代留下的古老风俗，可见周代的郊天之礼包含了十分深远的传统。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战国以后阴阳五行说流行，天帝因而分裂为五，汉高祖时举行正式的五帝(五方帝)之祀，但他自己不亲自参加，祭天地都由祠官负责主持。汉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畴(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但汉武帝认为五帝之祀削弱了传统天神的统一性和至上性，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于是硬在五帝的头上安置了一位至尊天神——泰一(或作“太一”)。祭天时，泰一坛位居中央，为三重紫坛，威严显赫，五帝坛各环居其下，各在自己的方位。祭祀泰一帝的礼仪，仍复用古礼，但更趋向典雅。
晋武帝时，行天地分祭制度。祭天有天体、气象诸神配祭，祭地有山川河海诸神配祭。唐《开元礼》确定的国家祭祀制度，以昊天上帝为最高天神，以地祇相配，五帝神从祀，以祖先神配祀，皇帝亲祭于南郊。唐代祀天一年四次。宋代皇帝在亲祀天帝以后，还要举行特赦、荫子(变相的世袭制)、赏赉。这是宗教活动的政治附加，借宗教形式而举行政治活动。皇帝想用它来提高个人迷信，但由于太过分，反而造成宋朝国家的财政危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五里外建大祀殿，合祀天地；嘉靖皇帝则分祀天地，在大祀殿南作圆丘祀天，于大祀殿祈谷，在安定门外建方泽坛祭地。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祭天之制，以圆丘北为祈年殿，修建正阳门南圆丘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祭天也基本上沿用传统的祭礼，皇帝亲郊的时候居多，有时也派官代祭，但主祭的名分仍归皇帝一人。
(2)日月之祭。相传古代帝王“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礼记·祭义》)。日坛又叫“王宫”,月坛又叫“夜明”。“祭月于坎”即在西门外凿坎，又在坎中筑坛。殷代的日月神还被称为“东母”、“西母”。周人在春分之朝在东门外祭日，于秋分之暮在西门外祭月，即所谓“朝日夕月”,这是日月的正祭。另外，郊祀天地常以日月从祀，诸侯行觐见天子之礼要包括到南门拜日，北门拜月，祈年祭也要祭日月。日月祭是由迎出日和送入日的古礼演变而来，秋分前后落日时又正好是月出时，所以送入日后来又演变成迎中秋之月。日月祭的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保证农业丰收。祭祀的礼仪与祭天地相似，先燔柴升烟，并加牲帛于上。君王服玄冕，祭时用乐舞。
秦代雍城有日月祠，是秦国常规祭日月之处。秦始皇东游海上求仙祭祀八神，其中在山东成山祭日，在山东莱山祭月。汉初有许多“东君祠”祭日神，似乎没有祭月神。汉武帝时则在泰一坛祭日月，行“朝日”、“夕月”之礼。至魏晋以后，历代帝王都有日月祭，并逐渐确定为春分东郊朝日，秋分西郊夕月的礼仪。唐以后的日月祭与圆丘祀天相似，但规格一般为中祀，偶然也有作为大祀的。明朝迁都北京后，在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皇帝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亲自祭日，余年遣文官代祭。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皇帝亲自祭月，余则由武臣代祭。清代因明之制。今日坛月坛遗址是光绪年间改建的。
(3)星辰之祭。星辰之祭的对象主要是二十八宿和五大行星。战国时，五行家把五星与五方相结合，始称东方岁星为木星，南方荧惑为火星，中央镇星为土星，西方太白为金星，北方辰星为水星。据《史记·封禅书》,秦在雍城立祠，二十八宿、五星也有专门供祀的庙。秦汉以后，星辰崇拜逐渐脱离了天文历法方面的实际意义，把人间的统治机构和制度搬到天上，为满天恒星一一命名，并总称为“天官”,如有所谓司命、司中、司民、司禄等天官。《楚辞·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可见楚俗所祭祀的司命还有大小之分。这些属于人为的星辰崇拜，带有明显的欺骗性。

北京天坛祈年殿，明清皇帝祭天处

隋代定星辰之祭为中祀，司中、司命及诸星为小祀，于立冬后的亥日行祭礼。元世祖时每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日在司天台祭星。明代为祭星辰建专殿，设十坛。星辰祭仪与祭日仪大致相同。
由于古人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因而设想天上星辰也各有地区性，这种地区性，叫做分野。分野本指诸侯的境域，但由于人间地区性的划分，又把天上群星的分布，也划成若干区域，使地上各州郡和天上一定的星区相对应。地上的区域就要祭祀相应分野之星。
二十八宿中的箕宿和毕宿，被星占家附会为风师、雨师，也一直受到祭祀。自秦汉到明清除大祭天地为从祀外，都单独立祠。从汉代起还祭云神、雷神，一般为小祀。总之，祭星泛指众多的星象之神，祭天地时从祀的星神数以百计，都纳入封建帝王的祀典，成为天神之祭的组成部分。
(4)封禅。封禅是封泰山禅梁父(梁父是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的简称，专指在泰山的天地之祭。据张守节《史记· 封禅书正义》解释，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虽同时进行，但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封禅是秦汉时最隆重的国家祭典。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病不能参加汉武帝的封禅活动而抱憾终身。《史记·封禅书》认为封禅是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祭天大典，并引管仲之言，说远古帝王中有七十二人在泰山举行过封禅活动。这种说法，渺茫难信，但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对封禅特别重视，却是事实。
封禅的礼仪不但复杂，而且神秘。秦皇汉武召集群儒议论封禅古礼而不得要领，最终由皇帝本人裁定礼仪过程。人们只知道秦始皇修建车道，从山南登顶，筑土为坛以祭天，立石以纪功，然后从北坡而下，禅于梁父，但祭祀礼节却秘而不宣。汉武帝到梁父祭地，在泰山下东方设坛祭天，坛高一丈二尺，高九尺，下埋“玉牒书”。礼毕，汉武帝又登泰山极顶，只有心腹近臣一人随行。第二天从北坡而下，在泰山下东北方的肃然山再次祭地，祭时用江淮所产的“茅三脊”草作为神籍(安置神主所用)。封杂用五色土，象征天下五方，敬献珍贵的飞禽走兽及白雉诸物。在隆重的乐声中，汉武帝身穿黄色衣服，亲自跪拜。封禅毕，大赦天下，减免泰山附近四县居民一年的租税，并令诸侯在泰山下设治邸舍，以备今后封禅之用。最后下诏改元。以后历代封禅，基本与此雷同，但细节各异。
隆重的封禅大典，为何搞得如此神秘？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说：“恐所用非是，乃秘其事。”(《后汉书·祭祀志》)秦始皇所定的礼仪与他在雍城祭上帝之礼相类，汉武帝则杂用郊祀泰一之礼。他们深知由自己裁定的所谓封禅礼仪，均于古无据，难免心中忐忑，只好神秘其事。
帝王封禅的目的除了奉天承运，敬天安民，祈天赐福外，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封禅以炫耀功德，威加海内。历史上举行过封禅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想封禅而未果者有魏明帝、南朝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封禅的皇帝从都城到泰山，路途远，耗时多，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唐太宗就因想举行封禅，但在魏征以耗资巨大的理由劝谏下作罢。由于这些原因，自南宋以后，皇帝便停止了到泰山封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