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南的开发与建设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重庆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人向国民政府提议，要求改重庆市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1939年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按照直隶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政权，亟待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①同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同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重庆市“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②,自此，重庆从四川省划出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直辖于行政院，当时称特别市。重庆升为直辖市后，市区面积迅速扩大，原巴县、江北两县政府迁出市区办公，市属基层组织也由原来的六区增为十二区。至1944年，重庆市区达到十八个区，面积为三百二十八平方公里。③
1939年10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次会议召开。会上，参议员李奎安等人认为：“重庆市在目前为我国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④为了把重庆建成现代化之大都市并使之跻身于国际城市之列，他们建议成立“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12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专负大重庆之调查与计划工作，经过数十位专家的努力，编制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并于1940年4月1日，在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该方案明确提出：“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之地位。”⑤与此同时，自1940年春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的进攻，摧毁中国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摧残大后方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达到其早日结束中国战事的目的，对大后方各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作为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重庆，更是首当其冲，成了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面对日机的残酷轰炸，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强调指出：“重庆纵使被炸成为平地，吾人亦当以血汗于废墟上建立光明灿烂之新重庆，虽茅屋斗室，不嫌其陋，珍惜之，爱护之，不轻易离开寸土，以粉碎敌人毁灭重庆之迷梦，”⑥“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在政府领导下，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为打破日军灭亡中国的野心，树立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同年8月15日通过决议，“明定重庆为陪都”⑦。这样，“从全国人民的翘企和期待之中，从全川人民三年抗战所流之血汗之中，重庆市民的牺牲、镇定、奋发之中，洗炼结晶而成的结果，并针对着暴敌杀人放火而作的答复”⑧,是国民政府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的明令。
国民政府令称：“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⑨
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428次会议，决议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直隶行政院，以规划重庆的建设。
10月1日，行政院正式通过《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该委员会由行政院长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周钟岳、杨庶堪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翁文灏、张嘉璈、魏道明、刘峙、张维翰、卢作孚、刘纪文、潘文华、陈访先、康心如、吴国桢(兼秘书长)。凡城市建筑设计、卫生、公用、交通、建筑工程地政、市政设施等，均由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全面规划和设计。
为促进重庆城市的建设发展，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各委员，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编制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纲要，对重庆三年建设的主要任务、实施程序、基层政治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社会建设、国防文化教育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交通运输方面：增辟国际及通海路线，便利政府物资的输入，改善和发展各省间交通运输，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前方与后方的联系与交通，为争取最后胜利作准备。工农业生产方面：工业要加强兵工需要的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适应军事之需要。积极增加出口物资换取外汇。尽量培植民用必需品的生产，以维持后方人民的生活。建设基本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应用科学方法，增加农业生产和出口生产。开发已有的农、林、渔、牧资源，防治农业灾害。提倡农、林、渔、牧产品的加工，以适应国内外之需要，改善农场经营，改进农业金融，提倡副业，发展农村经济。⑩
大量的军政、文化、教育单位和工矿企业迁渝，各迁渝单位或租赁房屋或新建房棚，城市迅速膨胀。旧城区、新市区的旧有空地和化龙桥、土塆、小龙坎、沙坪坝、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以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和厂房、工棚很快地就如雨后春笋般修建起来。市区也因此扩展至上清寺、两路口，郊区扩展至磁器口、歌乐山一带。
1939年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决定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周围80公里范围划归重庆。随着迁建区的形成，城市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在两江半岛市区周围，形成了若干卫星城镇。
随着城市的扩大，市政、公用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的辖区面积由30年代的93平方公里增加到1940年的300多平方公里，为此，大力进行旧城改造，以都邮街广场(今解放碑)地区为重点，大体按经纬路布局，并通过打铜街、凯旋路、中兴路等道路与原居市中心地位的南城(下半城)相通，使上、下半城形成整体，在旧城区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道路系统，促进城市中心地区由下半城向上半城转移。同时加强新区道路建设，以西郊广大地区(即两路口以西至沙坪坝、山洞、杨家坪一带)为重点，先后修建了佛图关至九龙坡、佛图关至新桥、小龙坎至杨公桥、山洞到白市驿的公路，促进这一地区的开拓发展，带动卫星城镇的建设和工商企业、机关学校的设置。通向广阳坝、珊瑚坝、九龙坡、白市驿四个机场的道路也先后建成，城市的外部交通条件大为改善。
从1939年起，四川公路局在重庆开通的原至北碚、歌乐山、青木关等地的公务班车逐渐成为固定营业线路；商营客运汽车公司也于同年10月在重庆成立。1941年还专门成立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统一管理、调度市区和近郊的公营公共汽车。到1942年，重庆实现了公营、商营和校车行驶、线路的统一管理，全市参加营运的客车已达六十余辆。为了方便人们过江，重庆市曾于1938年10月成立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开辟了储奇门至海棠溪等四条航线；民生公司也开辟了一些顺江短途航线。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重庆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到1945年，重庆已成为大后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农业生产总值在大后方占有相当的比重，城市人口已达125万，城市建成区发展到45平方公里。(11)
为了确立西南大规模开发和建设体制，国民政府对经济行政组织机构和科学事业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将原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委会所属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政府所属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之水利部分一齐并入经济部内。将原属军委会领导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易名贸易委员会，并将国际贸易局改归贸易委员会。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入农本局，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将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蚕丝改良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中央种畜场、西北种畜场并入中央农业实验所。将有关工业实验、研究机关并入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成立“联合办事处”和“联合贴放委员会”。同时，国民政府还采取其他途径加强西南开发的领导：如，成立川康建设经济委员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编拟《川康经济建设方案》;召开全国生产会议，讨论、研究农、工、商、金融、交通、科技、文教等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规划和建设；强化行会组织、成立各业同业公会，强制实施新商会法及同业公会法，使每一工厂、商号、银行、钱庄都成为会员，又使每一同业公会成为当地商会之会员，使之形成为有机组织、便于政府的“辅导监督”。
战前的西南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和组织沿海沿江工矿商业内迁，并尽力扶持内迁工矿企业在西南西北的复工生产。经过各方努力，内迁工业在西南建立了如下新的工业区：(1)重庆工业区，此工业区最为重要与最为集中。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工业命脉。也是当时大后方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区，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作为这个工业区的骨干。(2)沱岷工业区，在四川的沱江和岷江流域，即在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地区，建立有发电、酒精、制酸、制碱、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3)涪长万工业区，在原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建立有水电、榨油等工业。(4)昆明工业区，建有发电、机器制造、电工器材、冶炼等工业。以及沅陵、辰溪工业区、西安工业区、衡阳工业区等。
武汉、广州失陷前，西南国际交通线有四：(1)粤汉路经广九路以香港为转运口岸；(2)湘桂路，自衡阳至桂林接桂越公路以海防为转运口岸；(3)滇越铁路；(4)经陕甘大道至新疆去苏联。1938年10月以后，粤汉、广九路被切断，中越交通遂成为主要国际交通线，昆明成为西南国际交通中心。为此，国民政府又赶筑了桂越公路新线——岳车公路(由岳墟经靖西、东兰接黔桂公路的车河),全长494公里，1938年8月，滇缅公路全线贯通。这条公路全长959公里，由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芒市抵畹町，其中下关至畹町段548公里全属战时新建。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修筑举世瞩目的中印公路和开辟了“驼峰”运输线。
战前西南除滇越铁路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铁路交通。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匆忙修筑的湘桂路(完成衡阳—桂林、桂林—柳州西段，后拆毁)、南宁至镇南关(完成一段，旋即破坏)、黔桂铁路(完成柳州一都匀段，后拆毁)、川滇铁路(完成昆明—霑益段)。
在公路建设中，国民政府采取了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先后不同程度改善了：贵阳—衡阳，贵阳—常德—长沙，重庆—綦江—黔江—沅陵—长沙，重庆—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公路。新建公路有：乐西路(乐山—西昌)、西祥路(西昌—祥云),川滇东路(昆明—毕节—隆昌)、内乐路(内江—乐山，全长190公里)、贺连公路(贺县—连县全长150公里)。
在水运建设方面：国民政府迁渝后，先后对大后方数十条河流水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查勘、测量工作，对有些河段进行了疏浚、炸滩和开辟纤道的工程。据经济部1940年的统计，查勘里程13 661公里、测量里程10 387公里，施工里程2 919公里。开辟了川陕东线(重庆—合川—南充—阆中—广元，广元至宝鸡循川陕公路利用汽车运输),疏浚开通了重庆—涪陵—龚滩—龙潭—沅陵—常德联营线。在一些急流险滩处建绞滩站，对轮船实施绞拖。到1941年底止，设站最多时为56站，拖绞能力最大者可达到4 000吨。此外，还建造浅水轮船，提倡木船运输。截至1943年底，新辟轮船线5 227公里，加上战前尚存航线7 741公里，达到12 968公里，是1940年轮船总航线的161.8%。货运量达1 557 000吨，是1940年的163.4%。客运量达8 809 000人，是1940年的431.3%。(12)
开辟国际国内航线，一是中港欧美航线，二是中苏航线，三是中缅、中印航线等。在国内维持和扩大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哈密、兰州等主要城市间的航线，除增加班机运营外，还增辟成都—雅安、重庆—乐山等中等城市间的航线。
复兴驿运，国民政府成立了驮运管理所，统筹西南后方的人力兽力运输事宜。从1940年至1945年底，开辟的驿运线有川陕、川黔、叙昆、黔桂、川鄂、川康等陆路干线和川陕、川湘水陆联运驿运干线；支线有川、滇、粤、桂、湘等省内部驿运线。国际干线主要有：康藏印线(康定—拉萨—印度)等等。
在邮电通讯建设方面：除增加军事系统通讯兵团主办的有线、无线电通讯设备外，还对邮电部门实行军管，全国共设13个军邮总视察段，230多个军邮局、近100个军邮派出所(站)。2 000多处兼办军邮业务的普通邮所。在通信方面，以重庆为中心形成了联系西南、西北及各战区、各盟邦主要城市的电信网。据统计，战时新设电报线路42 136公里，新设长途电话线路37 377公里。为便于长距离通话，国民政府还在渝筑蓉间装配较为先进的载波电话机，在渝、筑、蓉及桂林与衡阳等架设多重电话线路。到1942年，完成载波电话线路18条，装配1—4路波段电话近50部。后方还建有大型无线电报话台12处，并以此为中心，与新设及原有之中、小型无线电报话台248处相通。重庆台、成都台、昆明台均可与世界各重要城市通话。此外，还开辟了中英、中美、中苏及重庆至南洋各国的直通国际无线电话。1942年12月7日，中美无线电传真开通，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电讯线路之一。1943年3月，中伊(朗)无线电报直接通报，从而把中国西南与中亚地区联系了起来。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积极开发西南的农业。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大力建设农业金融网，加大农贷力度。1937年，国民政府的农贷额为39 529 000元，1938年为73 551 000元，1939年为110 563 000元， 1940 年为211 408 000元， 1941 年为465 306 000元，1942年为628 805 000元。(13)增长幅度非常明显。除增加农贷外，国民政府还大力“督促垦荒，提倡冬耕，减种非必要农作物改种粮食作物”,“创设新棉区或在旧棉区内扩充栽培面积”,“防治病虫害与兴修农田水利，准备防旱作物种子”,“推广良种，增施肥料等，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14)。到1942年底，西南五省共设垦殖机构110个，垦民67 018人，垦地面积897 914亩。到1944年6月底，西南五省共修建农田水利工程30处，受益田亩达470 000市亩。(15)为促进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行政院成立了农产促进委员会(1942年以后移归农林部接管)负责主持全国农业的推广工作，各地的工作由各省、县农业推广(或称改进)所(站)办理。中央在各省建立农业推广实验县，以资示范和指导。1941—1942年，大后方各省推广改良稻种3 610 296市亩，改良麦种1 695 525市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重庆的所谓“永久陪都”地位下降。蒋介石着令重庆市研究一个十年为期之建设计划，继续带动西南的建设。
1946年2月6日，重庆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张笃伯为主任委员，辜达岸、周宗莲、黄宝勋三人为常务委员共七十多人组成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了当时各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多人，分城市计划、交通、卫生、建筑、公用、教育、社会等五个组，还有研究、秘书两室。
1946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草拟完成，分总论、人口分布、工商分析、土地重划、绿地系统、卫星市镇、交通系统、港务设备、公共建筑、居室规划、卫生设施、公用设备、市容整理、教育文化、社会事业、计划实现等16章，共20万字、56幅图、79张表等。(16)这个《草案》,就当时的情况和条件而论，规划是宏伟的，也是相当周密和完备的，如能付诸实施，陪都重庆当会有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无力资助陪都建设，致使该“草案”成为一纸空文。
抗战时期，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西南后方一度出现了开发和建设的热潮。广大的西南民众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忍饥耐寒、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沿海地区沿江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民族资本家不远万里拆厂内迁，历尽艰辛。工厂内迁运动，为西南的开发注入了动力，国民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参与和领导了西南后方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