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道人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 自说其所受师，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其人答云：“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子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腆亦办，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国中，有一家大富贵，财巨万，而性悭吝，不行仁义。语担人云：“吾试为君破奴悭囊。”即至其家。有一好马，甚珍之，系在柱下，忽失去，寻索不知处。明日，见马在五斗罂中，终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语言：“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穷乏，马当得出耳。”主人即狼狈作之，毕，马还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复不见，举家惶怖，不知所在。开妆器，忽然见父母在泽壶中，不知何由得出。复往请之，其人云：“君当更作千人饮食，以饴百姓穷者，乃当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也。
《灵鬼志》的注录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灵鬼志〉三卷，苟氏撰。”荀氏的里居、名号已无可考，可能是晋代人。该书早已散佚，我们今日得见此书，实应归功于鲁迅先生，他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及《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辑得二十四则，收在《古小说钩沉》中。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说的就是《外国道人》。而《灵鬼志》以前的志怪书，是绝少佛事的。
这篇小说大致分为两段，前段主要介绍道人的神法，他能坐在仅“可受升余”的小笼子里，人却不必缩小，挑夫担起来也不觉得沉重；他还可以变出丰盛的菜肴，从口中吐出老婆来一道用餐；更奇的是那女人还有情夫藏在口中，趁丈夫睡觉之机，吐出来厮混。这一段除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暴露男女间互相隐瞒私情的不正常关系外，看不出其他的旨趣。那种口中藏人的本领，在当时的其他小说中也有过描述。
以上一段故事，脱化于古印度的《旧杂譬喻经》。原故事说某国太子见母亲轻浮，弃国而去，入山见梵志作术吐一壶，壶中有女人，梵志遂卧；女人复作术吐一壶，壶中有少年男子，与女共卧。已而女便吞壶，梵志起，复内妇于壶中吞之，作杖而去。这个梵志显然是外国道人的原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人入担中不觉小事又本于《观佛三昧海经》卷一所记的佛白毫毛内有百亿光，其中现化菩萨，“菩萨不小，毛亦不大。”
如果说前段的道人从本领到行事还都是外国的话，那么后段的道人就大大地中国化了，成了一个儒家“道人”,行为标准变成了“仁”和“义”,佛家的痕迹并不很重，本领也未见有什么长进。当他们来到都城时，“有一家大富贵，财巨万，而性悭吝，不行仁义。”道人大恨，略施小技，逼得财主破财请了一千多个穷人吃饭。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火频仍，门阀地主加紧盘剥，荀氏记述的这个故事，反映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农民对此的绝望，由入世而出世，找一点寄托——实在可怜，不过是一个本不存在的把戏——以求心理上的平衡，仅此而已。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物贯穿始终，两段故事相对独立；行文通俗，多用对话；全篇故事前后呼应，结构已很完整；特别是第二段，几个戏法写得妙趣横生，作者的不平在叙述中一泄无遗，收到的却是喜剧效果，在魏晋小说中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本文对后世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梁朝吴均作《续齐谐记》,就中有一篇以中国书生为主角的《阳羡书生》。《阳羡书生》又名《阳羡鹅笼》,讲的是一个十八岁的书生，行路时因“脚痛，求寄鹅中”,入笼后，“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少”,居中吃饭时，吐出一女子，且如是者有三。这简直就是《外国道人》前半段的改写，主旨怕也是讽刺时尚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阳羡鹅笼，幻中出幻”,算是道出个中特点。但与《外国道人》相较，隔有时日，却少新意，乃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