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战争是中国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遗志，于1926年派遣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讨伐北洋军阀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则是建立起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
北伐是孙中山的夙愿，并曾为此而尝试。
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省。2月，以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广西地方政府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服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与广东达成统一协议，所部近四万兵力编入国民革命军，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近十三万人。两广的统一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极大地增强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后方基地。
同时，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与“联合讨赤”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作战，这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北洋军阀经过多年的混战，至1926年基本上形成了三大派力量：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控制着湘、鄂、豫三省及陕西东部、河北南部，并控制着京汉铁路；二是从直系军阀中独立出来的孙传芳，拥有兵力二十万人，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三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总兵力约三十五万人，据有东北三省及河北、山东一带，控制着津浦路北段。他们表面上力量强大，实则外强中干，内部矛盾重重。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受到重创，元气大伤，并且四面树敌，此时他在北方同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广东国民政府作对，并且同奉系是宿敌，只是在“反赤”基础上同奉系联合起来。但此时表面上还受到西南和东南军阀的拥戴。孙传芳刚从直系独立出来不久，其辖区内各省多求自保，相对独立。比较起来，奉系军阀实力最为强大，内部比较巩固，但其中直隶督办褚玉璞和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直鲁军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三大派力量中，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尖锐。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后，吴佩孚主张恢复曹锟宪法，并由曹锟当总统时的最后一任总理颜惠庆组阁“摄政”,张作霖则表示要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由靳雲鹏组阁“摄政”。经过双方争讨、妥协，最后决定由颜惠庆复职摄政，但由于颜内阁得不到奉系的支持，仅存在十天便下台。接着由海军总长杜锡珪代行国务总理摄政，但杜仅傀儡而已。对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争执，孙传芳取观望态度，力图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除北洋军阀三大派力量外，国内还有众多盘踞地方的中小军阀。其中主要有长期割据山西，拥兵十万的阎锡山和割据云南、妄想称西南霸主的唐继尧等。阎锡山长期以来依偎于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既同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四川军阀，陕甘军阀各自拥兵万人或数万人不等。这些军阀长期割据，混战不已，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而各阶层人民都迫切希望早日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盼望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适时北伐是符合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的。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北伐主张当然最早是国民党人提出来的。蒋介石在1926年初的演说中已非正式地提出北伐问题。据韦慕庭研究，北伐的具体军事计划，早在1925年3月至9月就已由苏联军事顾问布廖赫尔完整地制定出来，这份计划估计了北洋军阀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北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①。这一计划确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韦慕庭是根据苏联学者于张作霖从苏联驻北京使馆搜查到的文件中所得的资料。联系到张国焘所说的，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驻广州)曾建议蒋介石海运广州部队到北方支援冯玉祥②,使人猜测苏联可能急于想在北方建立一个与苏联亲近的政权。因此苏联军事顾问很早就制定出了北伐的作战方案是可能的。
但在北伐临近之时，苏联在华顾问又反对过早行动，鲍罗廷就曾多次申明这种主张，因蒋介石坚不予采纳而不得不妥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曾予北伐战争以极大的支持，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北伐之初，中共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要“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③。但直到7月初，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引起党内同志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④。但陈独秀的意见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仍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自1926年春天起，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准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3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⑤。此时冯玉祥的代表和江西方本仁的代表都到达广州，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迎接北伐。4月16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指定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负责筹拟北伐准备计划。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随即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总司令部还有权支配宣传、运输等机构，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等各团体。
7月1日，正式下达北伐军动员令，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⑥。这是采纳了苏联顾问加伦的主张：先取两湖、各个击破。蒋介石在7月9日的誓师就职宣言中称，要与帝国主义“为不断之决战”,“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建造“人民之军队”。
北伐出师之时国民革命军序列如下：
总司令 蒋介石
军事总顾问 加伦
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
总参谋长 李济深
总参谋次长 白崇禧
总政治部主任 邓演达
总预备队指挥官 王柏龄
第一师师长 王柏龄
第二师师长 刘峙
第二十师师长 钱大钧
第一军军长 何应钦 党代表 缪斌
第三师师长 谭曙卿
第十四师师长 冯轶裴
独立第四师师长 张贞
第二军军长 谭延闿(鲁涤平代)
副党代表 李富春
第四师师长 张辉瓒
第五师师长 谭道源
第六师师长 戴岳
教导师师长 陈嘉祐
第三军军长 朱培德 党代表 朱克靖
第七师师长 王钧
第八师师长 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 朱培德(李明扬代)
第四军军长 李济深(陈可钰代)
党代表 廖乾吾
第十师师长 陈铭枢
第十一师师长 陈济棠
第十二师师长 张发奎
第十三师师长 徐景唐
独立团团长 叶挺
第五军军长 李福林 副党代表 李朗如
第十五师师长 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 练炳章
第六军军长 程潜 副党代表 林伯渠
第十七师师长 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 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 杨源浚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第一旅旅长 夏威
第二旅旅长 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 伍廷飏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 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 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八军军长 唐生智 党代表 刘文岛
第二师师长 何键
第三师师长 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 刘兴
第五师师长 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 夏斗寅
教导师师长 唐生智(周斓代)
兵站总监 俞飞鹏
第一军的大部分军官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被认为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贵州人，日本军校毕业，曾负责黄埔军校的训练工作。第一军总兵力约有十九个团。
第二军是湘军，主要为湖南籍士兵。军长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后曾数度出任湖南省最高长官，此时他正在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因此将部队交由鲁涤平实际指挥。总兵力约有十二个团。
第三军是滇军，兵力约有八个团。
第四军是由忠于孙中山的粤军原第一师所组建，战斗力较强。该军还有由共产党员叶挺所指挥的独立团。全军约十三个团。
李福林的第五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
第六军是在广州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程潜和副党代表林伯渠(共产党员)都是湖南人。该军成份较混杂，兵力约九个团。
第七军是桂军，约有十八个团，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兵力参加北伐。
第八军是刚归附的湖南军队，兵力约两万人。国民党党代表刘文岛，据称曾在日本、法国受过教育。
包括唐生智的第八军，国民革命军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但一半以上的兵力须留守根据地，出师北伐的军队，最初仅有六万多人。
北伐的第一目标是两湖战场，以李宗仁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和陈可钰指挥的第四军为主力进攻部队；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另以何应钦部集中于衡阳，为各方策应。
唐生智在湖南的武力“倒赵”行动为国民革命军进军湖南打开了大门。湖南是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前沿，也是广东北伐的首经之地。湖南自1923年以来为赵恒惕所统治。赵以驱逐谭延闿而取得权力，为巩固统治，他对外鼓吹“联省自治”,借以阻南拒北，实则更多的是要仰承吴佩孚的鼻息。五卅运动后，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1925年底又掀起了驱逐赵恒惕运动。1926年2月2日，长沙发生英国人殴打民众团体“雪耻会”纠察队员事件，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国民党省党部发动了反英讨吴运动和大规模驱赵运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利用这一形势，挥军逼近长沙。赵恒惕于3月11日被迫宣布下野，逃离长沙。唐生智随后于3月25日宣布代理省长，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其时，吴佩孚正拟讨伐冯玉祥，自不允后院失火，4月，任命拥护赵恒惕的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又以李倬章为“援湘军”总司令。4月21日，叶开鑫通电就职，叶唐战争开始。湖南其他湘军联合反唐。唐军被迫放弃长沙、退守湖南衡阳等地。唐生智电请广州国民政府支援，并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5月，国民政府决定出兵，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北伐战争序幕揭开。
李宗仁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最先进入湖南。5月下旬，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进入湘南。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组建，全团二千一百余人，团长叶挺及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独立团自建团始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具有良好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因此具有较强战斗力，在北伐中屡建战功。6月1日，援湘的第七军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在金兰寺一带反击叶开鑫军，激战获胜。6月5日叶挺部在连挫北军后，进占攸县。北伐出师，首战告捷，稳定了湘南战线，增强了国民革命军的信心和勇气。
此后，北伐军主力陆续开赴湖南。6月15日，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从广州出师，至6月下旬集结于湘南前线的北伐军主力计有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胡宗铎部、第八旅钟祖培部，以及第八军六个师，总兵力六万多人，全军士气高涨。此时，吴佩孚正以主力在南口方面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对北伐军实力估计不足，令叶开鑫、李倬章等在湖南采取守势。北伐军在唐生智指挥下，决定乘敌主力未在之机，提前发动进攻，夺取湖南。6月29日起，北伐军分三路向前推进，7月5日发起总攻，7月9日突破敌军防线，占领湘潭、湘乡；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北伐军所到之处，人民纷纷响应，也得到一些地方工农武装的支援和接应。
进攻长沙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7月4日至6日)才通过并发表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和《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案》。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军事准备更充分和出于战术上考虑。出师宣言称：“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因此，“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⑦。
8月12日，蒋介石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至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部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再次敲定下期作战仍依照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主攻目标为武汉⑧。
根据长沙会议决定，蒋介石将北伐前线各军编为左翼、中央、右翼三军和总预备队，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左翼军由新归附的黔军编成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组成，总指挥袁祖铭(原黔军总司令),受命从湘西常德一带向鄂西宜昌、沙市进攻。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和新归附的赖世璜(原赣军师长)的独立第一师、第五军部分组成，由朱培德任总指挥，受命警戒江西方面。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师和第六军组成。
中央军是此次进攻主力，由第四、第七、第八军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全军分左、右两翼从湘东北汨罗、平江一线向岳州、蒲圻进攻，然后向武汉推进。第四、第七军担任右侧主攻，第八军担任左侧助攻。8月19日拂晓发起总攻不久，四军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即在农民向导队的协助下，包围平江城，激战一小时，即占领全城，敌主将陆沄自杀。平江战斗仅一天结束，俘敌一千五百余人。至23日，北伐军连克平江、通城、岳阳，俘敌七千余人，北军望风逃窜。汨罗江战役仅历时五天，北伐军进入湖北。
汨罗江战役后，湖北大门洞开，北伐军直指吴佩孚的统治中心武汉。吴佩孚在北方刚刚结束同国民军的战事，闻湘中败报，仓皇亲率部分主力南下，于25日深夜抵达武汉。翌日召集将领，决定令宋大霈等死守汀泗桥，以刘玉春率军驰援。但北伐军第四军作战神速，不顾连续七天的作战疲劳，及时赶到汀泗桥，26日拂晓即向汀泗桥发起攻击。汀泗桥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崇山峻岭，宋大霈等部已据险固守。正面易守难攻，北伐军激战一日，未能突破。26日深夜，黄琪翔率36团一部偷渡过河，夺取敌人中央阵地制高点，独立团也偷袭敌后，敌军腹背受敌，27日上午，天险汀泗桥被攻克。独立团跟踪溃敌，当日中午，占领咸宁。第七军随后推进，27日占崇阳，28日占蒲圻，并与第四军在咸宁会师。第八军何键部在临湘渡过长江，向汉阳逼进。
南北两军的决战战场在贺胜桥。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精锐第十二、第十三混成旅、军官团，以及刘玉春的第八、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主力，分乘火车赶到贺胜桥，总兵力号称十万，又有铁甲列车和野炮数十门。吴下令配置两道防线，令大刀队押阵， 自己亲乘竖着“吴”字大旗的专列督战。但吴所带来的援军是仓促上阵，立脚未稳，败退下来的部队早已丧失斗志，加上贺胜桥一带无险可守，只能依丛林港汊的地形抢修工事。8月30日凌晨，北伐军开始总攻，仍以第四军为主攻，七军助攻。双方在炮火中前进，直至在阵前展开激烈白刃战。第四军“反复冲锋肉搏数时，敌乃节节抵抗”,上午7时，第四军终于冲破铁路沿线的第一道防线。第七军主力插入敌后，敌军大乱。上午10时，第二道防线被突破。吴佩孚在贺胜桥上亲自督战，见各军蜂拥后退，怒不可遏，令大刀队、督战队在桥上截杀，他并“手刃退却之军官十余名”,但已无济于事。吴狼狈逃回武昌。第四军乘胜冲过贺胜桥，完全占领了贺胜桥主阵地⑨。
吴军崩溃，贺胜桥失守，武汉三镇大门洞开。次日，第四军十师进抵武昌城郊洪山，进攻武汉的战役开始。吴佩孚令刘玉春等率精锐一万多人守武昌，刘佐龙率所部鄂军第二师一万余人守汉阳，吴本人坐镇汉口。北伐军最初采取强攻战术， 自9月3日至5日，曾数次组织强攻武昌，都因敌军凭借高固城墙顽抗，未能成功。9月6日后改取围困战略。但另一方面，第八军却已迅速攻占汉阳和汉口。9月3日，汉阳守军刘佐龙部宣布归顺革命军，5日，在内外配合下，何键部占领汉阳，6日攻占汉口，吴佩孚北逃。第八军刘兴、李品仙、夏斗寅等部乘胜追击，至9月中旬，连克孝感、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鸡公山一线，吴军残部退往河南。第九军贺龙等部先后攻占鄂西公安、沙市等。第七军攻占鄂东数县。至此，武昌更形孤立。经40天围困，武昌城内弹尽粮绝，10月10日吴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等打开保安门投降，武昌攻城结束，共俘吴军九千余人。攻克武汉三镇是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不久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
在武昌尚在围困之时，北伐的主战场已转向江西。由于北伐军采取重点突破的战略，主攻两湖，只对江西采取守势，而孙传芳最初企图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整个8月份江西并无战事。但是形势的发展，已使孙传芳预感唇亡齿寒，因此调兵遣将，自8月17日起，先后派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卢香亭的第二师、周凤歧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陆续进入赣境，以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总兵力约十万余人。分兵三路，分别进攻通山、岳州、平江、浏阳以及醴陵、株洲。在兵临武昌城下之时，蒋介石就决定向江西发起主动进攻。9月2日下达进攻命令，令第二、第三和第六军协同作战，以朱培德为总指挥，三天后进攻。国民革命军先后占领萍乡、赣州、修水。9月19日，程潜派所部第六军十九师一部以急行军突袭南昌，在学生、工人和地方守军的协助下占领南昌。但因孤军深入，很快被敌人包围，损失惨重，南昌得而复失。但第七军李宗仁部和第三军朱培德部却先后取得笤溪战役和万寿宫附近战役的胜利。10月12日，蒋介石亲自组织第二次进攻南昌，当夜失败。此后，北伐军修定作战计划，决定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南昌至九江铁路线)、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11月1日发起总攻。第二、第三军先后攻占蛟桥、瀛上、牛行，截断南昌孙军主要退路。第六军攻占乐化。第七军、第四军十二师、第六军击溃敌军主力，先后攻占涂家埠、德安、马回岭等。孙军见败局已定，纷纷溃逃。孙传芳本在决川舰上督战，见不可收拾，于6日返回南京。周凤歧部不战而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11月8日，南昌残敌投降，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俘敌七万余人。是继两湖战场之后又一重大胜利，同时开辟了向长江下游进攻的大门。
在江西战役进行的同时，何应钦率第一军兵力发动了闽浙战役。何应钦所部有谭曙卿的第三师，冯轶裴的第十四师和张贞的独立四师，总兵力不超过八千人⑩。
在江西决战之时，孙传芳指示福建周荫人进扰广东，以从后方牵制江西主战场之北伐军。9月5日，周荫人宣布就任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10月5日，周荫人到达永定并设立司令部，7日占领粤北境内的松口。但8日周部李凤翔师曹万顺、杜起云在蕉岭起义，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一师、第二师师长。何应钦以主力直捣周荫人驻地永定。10日，攻克永定，周荫人逃走。13日，歼敌主力刘俊旅于松口。永定、松口之役共俘敌人、枪各四千余。闽军全部退回福建。10月15日，蒋介石电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10月下旬，第十七军杜起云、曹万顺部及奉命入闽的第十四军谢杰师先后攻占龙岩、汀州。第一军主力冯轶裴师11月8日占漳州、21日占泉州。北洋闽系海军陆战队投向革命，该部团长林志棠、林寿国被委任为东路军新编第一、第三师师长。在海军帮助下，周荫人主力张毅师万余人被全部缴械。12月3日，海军占领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进驻福州。何将福建各路民军编为新编第一军，以谭曙卿为军长。福建全境平定，周荫人逃往浙西。
江西战役结束后，如按北伐出师前的计划，下一步应是北进河南，与国民军会师。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实际上已选定是东进，而不是北向。12月9日，他曾电何应钦迅速率军入浙。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王均师和薛岳师两师已攻占浙江常山。
1927年1月1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在蒋介石的提议和坚持下，确定了东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会议参加人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同日，蒋介石令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衢州、严州、宁波、绍兴各路军队即日调集富阳，迅速向杭州进攻。)(11)会议确定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一、第十四(由归附的赣军赖世璜部编成)、第十七(归附闽军)、第十九(归附浙军)、第二十六(原浙军周凤歧师编成，周于1926年12月11日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委任)军等。分路由闽、赣入浙，以主力进浙西，兼及浙南，进取上海，夹攻南京。
中路军：蒋介石自兼总指挥。其中，江南由程潜指挥第二、第六军及独立二师，进取南京(第二军由赣东入浙西、协助东路军);江北由李宗仁指挥第七、第十(原黔军王天培部)、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等，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率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军等，牵制河南方面敌军。另以第三军为总预备队。
东路军在浙江战事进展迅速。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不等何应钦部主力到达，先机进取。1月27日，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占衢江南岸龙游。1月29日拂晓，三路同时发起进攻。至2月3日，各军相继占领洋埠、游埠、浦江、严州、淳化、桐庐等地，向杭州推进。2月16日，白崇禧率部再次击败孟昭月(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相继进占富阳、临安、余杭、诸暨、萧山等地，此役俘敌八千余人。
1月28日，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三个纵队由闽入浙，留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守福州，并任张贞为福州卫戍司令。2月19日，协同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占绍兴，21日占宁波。2月18日，白崇禧克复杭州。至此，东路军仅用20天时间占领整个浙江。
东路军占领浙江后，决定由白崇禧率部攻取上海，何应钦率军自浙江长兴进入江苏，进攻常州、丹阳，切断沪宁线，然后以主力西向，与中路军会攻南京。东路军节节胜利。3月16日冯轶裴部占溧阳。17日，赖世璜部克宜兴。21日，占领常州，切断沪宁线，孙传芳军郑俊彦、白宝山等部被击溃。同时，白崇禧部克苏州、松江。东路军冯轶裴部西向直指南京。
在东路军胜利之时，中路军也一路披靡，进展顺利。在北伐大军的万钧重击之下，孙传芳军呈土崩瓦解之势。徽州孙军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2月20日归附，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军长；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投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驻沪海军宣布倒戈；3月4日，皖军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相继易帜，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七军和新编第五军军长等职，长江两侧大片地区不战而定。3月15日，程潜及贺耀祖军会攻当涂，经两日激战，击溃直鲁军第四、第五军及孙殿英部，第四军军长孙宗先仅以身免。北伐军连克当涂、采石、慈湖，直逼南京。
自3月20日始，东路军与江右(江南)军会攻南京。其时，孙传芳已逃往江北，南京由褚玉璞指挥直鲁军十万余人和白俄兵一团防守。至22日，北伐军已将南京外围各重要据点基本肃清，兵临石头城下。褚玉璞眼见面临全军覆灭危险，不得不放弃南京，23日中午，由下关抢渡北逃，死伤甚重。当日下午，程潜部攻入南京，俘直鲁军四千余人及三万多枪炮。
3月22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获得全部胜利，击溃直鲁军上海驻军，占领全部华界。当日下午，白崇禧部薛岳师进驻上海闸北。
至此，国民革命军基本上控制了长江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长驱南下，于11月下旬解除了直系军队对西安的长期围困。至1927年春已控制了陕甘地区，并积极准备出陕作战，配合北伐军北上。
北伐军攻下南京，上海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开始激化，发生宁、汉分裂。但北伐并未止步。双方最初相约，互不侵犯，各自北伐。
孙传芳、张宗昌败退江北之后，尚拥有兵力二十余万人。其中孙部约五万，张宗昌、褚玉璞部十五万人。他们乘蒋介石清党反共之机，力图南犯，并已将合肥围困。最初蒋希图收抚孙传芳，谈判失败后，蒋乃定于5月1日分三路渡江北伐：第一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夺取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南京附近渡江，进攻津浦路南段；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攻津浦路侧面，救援合肥被困守军。在这三路中，重点在第二路。自5月初始，三路大军陆续渡江北进，战事进展顺利。5月21日，李宗仁所部攻克蚌埠；5月23日，何应钦所部攻克扬州。5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孙传芳军望风披靡，张军亦全线崩溃。至6月2日，李宗仁的第三路军第四纵队兵不血刃占领徐州。白崇禧的第二路军一直攻入山东境内。北伐军津浦路北进告捷。
几乎与南京蒋介石北伐同时，武汉国民革命军也于4月20日陆续出师北进，5月13日发起总攻。由于冯玉祥军东出潼关，对奉军形成夹击之势，武汉北伐亦进展顺利。5月31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2日，张发奎部进入开封(详见本书《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奉系》条)。
此后，由于宁、汉对峙，甚至企图诉诸武力，因而，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北伐一度停顿，徐州也一度失守，孙传芳甚至渡江南袭，得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合力奋击围剿，取得龙潭大捷，才将孙军再度驱回江北。此期间北方的讨伐奉系军事主要由归附国民政府的阎锡山部和冯玉祥部进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获得陇海路战役重大胜利，歼灭了直鲁军主力。
阎锡山长期割据山西，以严守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但他曾是同盟会员，发动过山西辛亥革命起义，并与孙中山有过联系。在南方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及冯玉祥兵出潼关的形势下，阎锡山倒向革命，6月2日出兵井陉，6月3日将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6月6日宣布就任南京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12)。7月，阎锡山厉行反共，并曾劝张作霖“与蒋介石携手，以三民主义为合作之标帜，共同反共”(13)。8月下旬，张作霖压迫阎锡山退出石家庄。阎见南京政府已经稳固，因此约冯玉祥在10月间向奉军发动进攻。9月27日，张作霖派检阅使于珍赴丰镇检阅军队，晋军商震部乘奉军不备，拆毁京绥路，阻断张家口与京绥路西段交通，并与奉军于珍部在柴沟堡西直隶与山西交界处发生冲突。9月29日，阎锡山电南京国民政府誓师讨奉。同日，晋军分两路向奉军进攻：右路军由阎亲自指挥，沿京汉路前进；左路军以商震为总指挥，沿京绥路方面进攻，当日占领丰镇及平地泉，抓获于珍及特派员赵倜。冯玉祥与阎锡山议定，以阎牵制奉军，由冯全力进攻山东。10月1日，阎锡山下令对奉军总攻击。京绥路奉军3日全线被晋军击破，放弃张家口，向宣化退却，4日，晋军占张家口。商震并以一部绕北京以北，出击古北口，威胁奉军后方京榆路；右路军也攻克正定、石家庄、新乐、定县、安国等。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并决定分南北两路同晋军作战，以张作相为北路总司令，汤玉麟为副；以韩麟春为南路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同时急调东北军队入关，以几乎倍于晋军的优势兵力反攻。晋军被迫放弃京汉、京绥两线所占之地，退回山西，惟独固守涿州。涿州是北京与保定之间的军事要地，北京南面的门户，正位于京汉线上。10月12日，晋军傅作义师采用长途奔袭战术，占领涿州。此后傅作义师固守涿州三月余，抗击了奉军万福麟部三万余人以及张学良亲自指挥的数次攻城。奉军动用了坦克、飞机，采用所谓“上中下三层”(包括挖地道)作战，以猛烈炮火强攻，甚至施放毒气，但均不能奏效。后不得不采取长期围困办法。涿州守城战极大地牵制了奉军。12月6日，南京政府曾致电嘉勉傅作义⑭。后城中弹尽粮绝，在各方调停下，12月30日，双方通电停止军事行动。最后以傅作义部改编为国防军，永不参加内乱为条件，结束守城战。1928年1月13日，守城晋军全部撤离涿州。
在阎锡山在京汉、京绥牵制奉军的同时，冯玉祥率所部向陇海路直鲁军发动进攻。战事初起，由于冯部第二路军姜明玉、憨玉珍等倒戈，致使冯部鹿钟麟的第一路军遭受损失。后冯玉祥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然后沿陇海铁路两侧出击，并以骑兵插入敌后，迫使敌褚玉璞部全线东撤，此役大获全胜，俘敌三万多⑮。冯军11月6日克砀山。此后，冯军与直鲁联军在陇海路和徐州西郊展开拉锯战。冯军与北上伐奉的何应钦部合攻徐州，张宗昌、孙传芳军为免遭两面夹击，于12月16日放弃徐州。宁方北伐军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在徐州会师。此次战役，冯玉祥部歼灭直鲁军的大部精锐，并且第二次占领徐州。至此，可以说，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为1928年春的第二次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