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继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接着于12月2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重大决议是订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设立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由主席团指定叶楚伧、李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交审议委员会草拟原则，呈交常会发交立法院迅速决议公布；各省应赶办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工作，以巩固宪政之基础。
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为国民党之创举”^[1]。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其他常委为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秘书长由叶楚伧兼任。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刘芦隐；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委员为张静江、阎锡山、李烈钧、张学良、宋子文、陈果夫、唐生智、顾孟馀、何应钦等二十五人；添设主席、副主席，主席为汪精卫，副主席为蒋介石，秘书长为顾孟馀(不久由朱家骅代)。大会还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主席仍为林森。由于汪精卫因伤病未愈，请辞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伧；司法院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钮永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许崇智。
12月12日，中政会通过了行政院各部、会的人选：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馀，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13日，国民政府免去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职，由翁文灏继任。18日，又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免去蒋介石总参谋长兼职，由程潜继任。
国民党中枢改组，由胡、汪、蒋三人分担党政责任，舆论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来，“三巨头始终未能完全合作”,“党国三公，多年以来，总是天南地北，意见参商，这次能有机会合作，是政府的幸事，也是国民的幸事”^[2]。“显示着集体集权的形式”,是“最值得注意的事”^[3]。另外，蒋介石网罗非党员的“财界重镇”张嘉璈、吴鼎昌参加国务，分任铁道、实业两部部长，“此为从来所无”^[4]。同时以学术界名人翁文灏、蒋廷黻分任行政院秘书长及政务处长，“颇为世人所注目”^[5]。“是以就中央新局全体而观，实质上精神上，皆得表现某种程度的举国一致之色彩，且实网罗中国一部分人才之精英”;“此乃表现国难已演至最大最急之阶段是也”^[6]。舆论还认为，阎锡山、冯玉祥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参谋总长，在军事行政上，也“是一件很可注意的问题”。这几年来，军政由蒋介石大权独揽，现在阎、冯二人参加，“自然加重了统率的意义”;程潜几年不参与中央政治，是与所谓留沪中委在一起，和两广军人也很亲密，“此次入长参部，也是大家共同负责的一个重要表现”^[7]。“阎、冯、程三位之参加军政最高统率机关，使得全国军队更巩固了统一的壁垒”^[8]。冯玉祥在宣誓就职的答词中表示：“奉命之日，异常慌悚。当兹外患日亟，国将不国，玉祥既为党员，又系军人，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不敢稍有规避之心，愿本愚诚，追随各位同志之后，效命国家。……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恪】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9]
这次改组，国民党中央虽然形式上是胡、汪、蒋三驾马车并立，采“集体集权”的形式，但实际上是蒋的权力得到很大加强。蒋派在党政二方面均占大多数。在中常会、中政会，蒋介石虽屈居副主席职，但因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后，国民党中央虽曾电请他晋京主持中常会，并派出许崇智、叶楚伧、陈策等前往劝驾迎迓，邹鲁五全大会返回广东后，也敦促他启程，胡的反南京态度虽有缓和，但他对蒋的积恨难消，始终犹豫不决，再加上西南对他殷切挽留，终未能成行，随后不久即因脑溢血逝世，蒋于是成了中常会事实上的主持人；汪精卫因被枪击受伤，一个时期内不能主掌中枢，蒋又成了中政会的主持人，除顾孟馀外，汪派在中枢不剩一人。舆论因此说“此系蒋氏专政加强之表示”^[10]。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也由此得出结论：“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11]五全大会通过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中，第一条即规定：“为冲破目前危局，统一全党意志，集中全民力量起见，应授权于本党文武兼赅、伟大崇高之领袖，使之统筹一切，全党同志听其指挥。”^[12]五届一中全会只不过把这一规定付诸实践而已。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为了解决两广事变问题(详后),研究对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秉承五全大会既定的方针进行，参加中委一百六十余人，“各地委员躬负重责或久未来京者，无不专莅首都，共襄大计”^[13]。全会推定蒋介石、孙科、冯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陈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人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13日，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应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还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其第一条说：“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14]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傅作义、余汉谋等十八人为国防会议成员。
关于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解释说“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15]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会员。同日，冯玉祥日记中记：“连日开会，其最大事件：开国防会议，而其中之事件又为陈、李、白如何下台。”“我思之甚久，觉得不妥，故对介石说，如冒【贸】然取消，恐对大局不利，莫若设一最高国防会议，指定七人或九人，容纳陈、李、白在内，可以免除意外。”“我对介石谈高级国防会议之重要性，不论如何须留两广同志一条路，以期能和平了事而不伤国家之实力也。介石甚是之。”^[16]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全会上作了题为《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对他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外交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还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17]蒋介石的上述言论，较之五全大会时有了明确的态度。他第一次公开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要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为二中全会所接受。全会通过的宣言说：“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18]
14日，冯玉祥致闭幕词说：“这次二中全会会期虽然不长，但是精神很好。在这样热的天气，大家平心静气聚在一起，讨论一切救亡大计，这样好的光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实在是很好的现象。这回大会中最紧要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救国会议，实在非常重要的。”^[19]舆论称：“二中全会舍解决时局具体办法外，要以国防会议为其最大的成就。”^[20]
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放弃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同时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为抗日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