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

编年体史书。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四百二十余万字。明末清初谈迁撰。成书约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左右。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又号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又号江左遗民。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说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浙江海宁枣林人。明诸生。崇祯十五年，受知于阳城张慎言、胶州高弘图。顺治元年，高弘图于南明任大学士，张慎言任吏部尚书，谈迁在其幕府中任职。凡新政得失，皆参预谋划，多所裨益。不久去职回乡。所著除《国榷》外，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史论》、《西游录》、《枣林外索》、《海昌外志》。
《国榷》一书的写作，大约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六年完成初稿。此后陆续修订，全书凡六易其稿。顺治二年(1645年)后，又续修了崇祯、弘光两朝。四年，书稿全部被盗。当时谈迁尽管已经五十四岁，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决心重新撰写。顺治十年，为解决《国榷》中的一些难题，他又亲自去北京调查访问，历尽了艰难，遭受了各种冷遇。终于完成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多年之久。
《国榷》一书的记载，始于元文宗元年(1328年),迄于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在这三百多年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按时间顺序，依次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他以明代各朝实录和邸报为主，然后参考了大量史籍和私人著述。仅《国榷》一书中，所引的明人史籍论述，即有三百种之多。资料都是经过认真选择参订和调查访问而来。比较可信。其中尤以万历以后有关建州的记述，史料丰富翔实，已为史学界所公认。
谈迁之所以要撰写《国榷》,是因为他充分认识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但是，在文字之祸不时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怕写历史，即使有人偶而写史，也往往因不敢如实反映历史实际和褒贬人物，弄得“陋肤冗”,不堪入目。对此，谈迁感慨万端，他遂以修史为己任，是很难能可贵的。
《国榷》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学习《史记》那样，“据实以书”。其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不以成败论人记事。
历史上某些开国帝王，起自布衣，然后称公、称王、称帝，而有些史书没有如实反映这些，经常是当这一人物一出现，就以帝号相称。谈迁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在该书《义例》中，他规定类似的问题“特如本称，庶明历履”。所以，在《国榷》中的朱元璋，租地还不上租，亲丧无处安葬，后来为僧、从戎、为朱公子、大元帅、再后为吴国公、吴王以至称帝。读后令人一目了然。另外，历史上某些开国的帝王，大都经历了群雄角逐的过程。谈迁认为，历史家在撰写史书时，应如实地、平等地反映他们之间互相争夺厮杀，而不应当根据他们后来的成败而妄加褒贬。胜者王侯败者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建立的汉、吴、夏，有些历史家把它们称之为“伪汉”、“伪吴”、“伪夏”;把他们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争，说成是入寇。对此，谈迁反驳说：陈、张、明等和朱元璋都是田间布衣，在元末共同起兵，他们从来也不是朱元璋的部属。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根本谈不上是入寇。
第二，反对歪曲篡改历史。
某些人由于政治的需要，往往不择手段地歪曲与篡
改历史。对此，谈迁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在《国榷》一书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揭露。他描述了明成祖朱棣在《太祖实录》中有意地把建文年号改为洪武。在谈迁看来，朱棣和明惠帝朱允炆之间的权力斗争，尽管朱棣胜利了，并爬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朱允炆却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惠帝及其年号建文，却是客观存在的，决不容抹煞。如果革除建文年号，而仍称洪武，这实际上是把孙子的所作所为，强行记到早已死去的祖父账上；另外，持续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也将由叔侄权力之争，而变为父子的权力相角。他认为，这种任意颠倒黑白，把历史弄得面貌全非的做法，是非常可悲的。对此，谈迁曾经驳斥说：汉之吕后，史书为她立了本纪，唐代的武则天，史家们也为她修了实录。因此，取消实录中建文年号，是荒唐的。他批评了史臣们对此没有据理力争，但其矛头所向，实际上是对准了明成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二是他描述了朱棣篡改《太祖实录》,而把自己上台说成是合理合法。如假称朱元璋很早就想立燕王朱棣，甚至当朱元璋病危时，还要派人召燕王。在谈迁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朱棣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是“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为其称帝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在《国榷》中，记太祖病危时，突出了他的这样一句话，即“燕王不可不虑”。这与《太祖实录》的记载截然不同。
三是记述了朱棣即位后，为蒙蔽舆论而祭葬惠帝建文。谈迁认为，这只不过是古代“禅让”的重演，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朱棣既然推翻建文，建文的儿子被烧死，弟弟也被搞得莫知所终，甚至连忠于建文的大臣，也几乎无一幸免。朱棣的手段是如此残酷，另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祭葬建文，还辍朝三日。谈迁认为，这些作法都是很虚伪的，根本不可信。所以他说，仅仅一传之后，金陵的老人谁也不知道朱允炆的葬地。这并不是因为古迹易于湮没，而是因为事件本身就是虚假的。他说，孟子所以“不尽信书”,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不拘泥于成说。
对历史上那些看来已成定论，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的那些被冤枉、被歪曲的事件或人物，谈迁敢于提出质疑甚至翻案。如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从《太祖实录》到其他各种记载，几乎都把胡、蓝等人被杀，说成是由于他们骄横跋扈、图谋不轨。谈迁对此却持明显的不相信态度。他说，明太祖当时已削平群雄，统一大业也基本奠定，胡、蓝等人除非他们是什么事也不懂的婴孺，不然，单靠“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或者“家奴数百”就敢起来造反，“虽至愚不为也”。而且这样的大案，却委命狱吏，大搞株连，大开杀戒，谈迁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担心他们的存在，对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是个严重的威胁，“图谋不轨”等等，只不过是他大搞株连的借口。所以对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的被杀，书中说：“帝之寝食可少安矣”。对蓝玉之被杀，谈迁引何乔远的话说：“凉国公之亡也，岂不有狗烹弓藏之悲”!他自己也评论说，“蓝国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另外，对张居正，尽管在他死后，明神宗朱翊钧等废除了他推行的新政，而且以“欺君背主”、“擅权”、“谋逆”等罪名，追回所赐玺书诰命，把他的罪状榜示天下，并抄了他的家，但在《国榷》中，对张居正本人及其改革，还是做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书中认为，张居正有“盖世才”,而且他很善于“尽人之才”。他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志在富强”。他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一味姑息的局面，“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信赏必罚，捷于风雷”,“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塞责”,“威行万里，坐致富强”。经过他十年的努力，使“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当然，书中不少地方也批评了张居正，说他“刻削”、“严细”、“偏衷多忌”、“箝制言路”、“威权震主”等。但是，谈迁认为，这些如果和他的成就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张居正是“功十而罪一”。书中对朱元璋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对其专横、残暴、心胸偏狭、分封诸王等缺点错误，都直言无讳。对明成祖朱棣，一方面肯定他是“英主”,“迟暮之年，犹有壮气”;另一方面，对他搞“靖难之变”及其滥杀建文诸臣、重用宦官、篡改《太祖实录》等，则给予严厉谴责。
可见《国榷》一书，是私人修成的一部史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入精辟，观点比较实事求是的史学名著。不仅是研究明史必读之书，而且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书中有时虽也相信灾异、相信天命报应，对农民起义也抱敌视态度，但是，它的贡献成就仍是主要的。
《国榷》一书，一直只有各种旧钞本，知者甚少。民国十四年(1925年),海宁张宗祥先生据蒋氏衍芬草堂钞本、南京图书馆藏钞本、卢氏抱经楼藏钞本，互相校补后分卷，由中华书局铅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