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悲

冷血生著，二十回，宣统二年 (1910) 大成书局石印本。

书叙波兰的亡国过程以及波兰人民的爱国斗争。当俄军以保护商人名义入侵波兰之时，波兰枢密使李爱国、尸部中丞张惠民等忠义党人士主张抵抗，而内阁首相卜明礼和吏部天官兼兵、刑二部主事段启贤等顽固派主张妥协。波兰皇帝，昏庸无能，同意卜等做法，便按兵不动。卜等更想趁机打击忠义党人，便收受俄军贿赂，出卖多种军事情报，使俄军轻易地攻下边防重镇金汤城以及沿途诸多军事要地。忠义党将领凭着一腔爱国热情，英勇抗击，虽有小胜，终因寡不敌众，或撤退，或牺牲，致使俄军很快围住京城。卜明礼则擅自挂出白旗，俄军提出十分苛刻的谈判条件。李爱国等忠义党人力争，而卜明礼和波皇等只求苟安，全都承认下来。李爱国等忠义党人，眼看国事糜烂，一时无法挽回，便到美国去寻找救国救民之策，并且还派遣大批爱国青年到美国去学习，以求日后为国出力。他们回国之后，果然便积极地向波皇提出不少改良措施。卜明礼等表面赞同，暗中破坏； 并且，进行恶毒中伤，搞了许多阴谋诡计。波皇偏听偏信，不分是非，竟至把李爱国等处以斩刑。幸好及时传出消息，忠义党人劫了法场，李爱国等得以逃亡国外。他们搞的一些富国利民措施也就全部化为乌有。从此，卜明礼等与俄国人进一步勾结，更严厉地镇压波兰人民，使波兰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到灭种灭族的危险。
据作者冷血生称，该书原是波兰忠义党人李爱国在美国用英文写成，后来传到中国留学生手中才译成中文，冷血生本人，只是加写一个开头和末了两章，讲的是大清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被侵略，国内明智之士提倡立宪自治、习兵练武、普及教育等改革、维新措施，企求富国强兵，末了以日俄两国将瓜分东三省作结。这自是作者一种“文技”。全书分明是借用波兰亡国之事，实际上是影射当时中国的形势，正如作者在第一回中说的： “这书取重在灭亡惨状四字，以动我中国目不识丁之人”。这也正是该书的主题思想所在。
波兰的“灭亡惨状”,是怎样造成的？作者塑造了两种对立的人物形象，具体地描写了他们不同的思想、行动以及下场，让人们从中体会出答案来。
这两种人物形象，一种就是以李爱国、张惠民等为代表，是忠义党人的领袖。他们一听到俄国入侵的消息，就主张迅速发兵，保境安民，充分表现出一种敢于抗击强敌的大无畏精神。后来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与破坏，边将阵亡，城关接连失守，京城很快被围，而他们仍旧主张坚守四门，积极抵抗； 当顽固派擅自投降，面对俄国人一系列极其苛刻的条件之际，李爱国进入俄国兵营，据理力争，在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城市等方面，尽力减缩俄国人的要求。就是在这样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总是耿耿忠心，尽力为祖国为人民争取较少的损失。终因顽固派与波王苟且偷安，完全接受了俄国人的条件，一时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们又积极寻求另一条道路，到美国去学习救国救民之策。他们还组织大批爱国青年去美国留学，既学习陆军和政法，又学习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还有“买生货”、“卖熟货”(即买进原料，卖出成品)之类发展经济的政策。他们一回国就建立自治总会，宣传民主、自治和爱国的思想；同时，训练武备军，开办学堂等。他们满怀希望，企图通过这些维新措施而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一时声势颇盛。这样，自然又与顽固派发生冲突。他们面对顽固派的各种阻挠与破坏，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直言上诉波王： “治国在于得人维新，首先在于变化”;同时，对顽固派进行了彻底揭露并建议清除他们；此外，还提出实行宪法，召开国会，振兴工商，裁汰冗员等。这可以说是他们为了救国救民而与顽固派的一场生死搏斗。李爱国、张惠民等尽管沦落异乡，流离颠沛，而爱国之心，始终未泯。他们为了教育后代，寄希望于未来，便把波兰的亡国过程和悲惨遭遇缩写成了这本小说。他们的爱国为民，真可说是死而后已。
另一种人物形象，就是以卜明礼、段启贤为代表，属于腐朽的顽固派。首先，他们一听俄国入侵，便是“怕伤和气，兵连祸结”,哄弄波王，不向边疆发去一兵一卒。这些人，在强敌面前完全是胆小如鼠，至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丝毫不去考虑的。更为卑鄙无耻的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想趁机打击忠义党人的势力，所以，一方面让忠义党的将领们与强大的俄国人孤军奋战，一方面竟丧心病狂地以万两黄金的代价将波兰地图以及自边疆至京师的三关四镇的军事情报统统出卖给俄国人。实际上，这些人已堕落为波兰民族的败类，是波兰人民最凶恶的内奸。当俄国兵围攻京师之际，他们惊惶失措，迫不及待地去投降，尽管俄国人所提条件十分苛刻，忠义党人正在据理力争，他们凭着自己手中的大权，公然进行种种破坏，以致俄国人如愿以偿，条条兑现。然而波兰的土地虽然可割，商埠可开，铁路可筑，可是，巨额的赔款却无处可筹；于是，他们便让俄国人来监理税收，干脆把财政大权也拱手让出。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如此“大方”,然而，对国内的忠义党人却不肯放过一切可以打击的机会。当李爱国等准备维新之际，卜明礼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以为可以从中捞到好处，所以，对一些维新措施也曾在波王面前表示“可行”;但是，一旦发现事与愿违之后，便积极从中阻挠和破坏，既把维新的专款移来修建宰相府，还指派亲信到处造瑶，把忠义党人的“清除奸臣”诬为除却波王“亲信”,把“实行宪法”、“召开国会”诬为“夺权”;终于利用种种阴险狠毒的手段，又哄弄了波王，把李爱国等送上刑场，进而把忠义党人苦苦经营的一切救国利民措施扫除净尽。这是对忠义党人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自然也给波兰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此之后，卜明礼进一步投向俄国侵略者的怀抱。他同意俄国增兵京城，更为加强侵略者的统治力量，尽夺波兰人的大权，使波兰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波兰人民忍无可忍，在忠义党人鼓动下终于在京城暴动，打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卜明礼。这样一来，俄国侵略者，变本加厉，迫害更甚，把大批爱国者投入监牢或押往西伯利亚受折磨；禁止波兰语言，改用俄语，以便“忘旧”,偶有所犯，男的押往俄国作奴隶，女的押往俄国妓院卖身； 还禁止一家人同居； 甚至，强迫波兰人与俄国人结婚，以便“化种”,达到彻底灭掉波兰的目的； 等等。“灭亡惨状”,难以尽述。这类惨绝人寰的 “国事悲”,分明与卜明礼等顽固派的祸国殃民，并穷凶极恶地的打击迫害忠义党人分不开。
该书有三条线索： 一是俄国人的侵略并奴役波兰的过程； 二是波兰忠义党人的抗俄救国并与国内顽固派的斗争史； 三是波兰顽固派与俄国人的勾结并对忠义党人的迫害史。这三条线索，互相穿插，把有关人事串连起来，较好地说明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即波兰何以亡国，人民何以悲惨？作者借此影射我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以求引起国人的注意，这是富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