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国大的纵横捭阖

制宪国大是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国民党而言，当政近二十年尚未确立一部宪法，使国家政治体制处于悬空状态，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训政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认同，由此孕育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自抗战中后期起，国民党便一直酝酿召开因抗战而搁置已久的制宪国大，企图以“训政”向“宪政”的过渡而为自己的统治找寻更能为社会接受的法理依据，并以此完成社会整合。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可以一手遮天的阶段，国大的首要议题制订宪法便引来了众说纷纭，中共和民盟对制宪有其自己的主张，并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任何一部宪法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便不具有统一全国人心的代表性。抗战后期，此事已成为困扰国民党的一大政治难题。政协会议期间，制宪原则问题几经争论，终于得到了各方都可接受的结果。本来按预定计划，国大应该在5月5日开幕，但是政协会议之后的和解气氛很快便被破坏了。对召开国大至关重要的宪草修改问题悬而未决，先改组政府再开国大的程序无法实行，因此国大能否如期召开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共的反对下，4月24日，国民党同意国大延期召开，后又于7月4日宣布改至11月12日召开。
就在国共双方战场厮杀的同时，政治上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其中的中心环节就是国大问题。国民党急于通过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使国内外认同其统治合法性，并使中共陷于孤立；中共坚决反对在其他问题未能完满解决前召开国大，实际是以此作为手段，不使国民党建立统治合法性的既成事实；中间党派既愿意通过召开国大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又不愿意因为国大问题而使国共彻底破裂，因此极力调和国共，希望找出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随着国民大会预定召开日期的临近，各种政治势力围绕这个问题，纵横捭阖，演出了中国政坛的一幕幕悲喜剧。
国民党在国大开会日期问题上一延再延，自感有失尊严，因此国大已成了国民党的心病，开不成国大，就标志着国民党的失败。内心里实际上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地位及其利益的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却成了实行多党民主制的热心鼓吹者和捍卫者，“制宪”和“还政于民”一时间成了国民党最有力的宣传口号。为了达到开成国大的目的，国民党一面极力拉拢民盟，一面在战场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战迫和。
中共对国民党开国大的用意一目了然。中共的战略就是让国民党开不成各党派共同参加的国大，不让国民党打出合法的旗帜。即便国大开成了，只要中共和民盟不参加，国大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大，国民党就不能以此作为号召各界的借口。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攻势，中共在政治上争取民盟，军事上坚决抵抗，以不妥协的姿态与国民党对抗。
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国大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此时国民党上下都为胜利冲昏头脑，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因此匆忙宣布召开国大^[1],企图一鼓作气，以军事胜利压迫中共在政治上屈服，如中共拒绝，则以国大号令各党派和舆论，完成社会整合工作。这是国民党一大政治失策。当时舆论评论为：“这从政府方面看，是一个军事胜利紧接着一个政治僵局，这是很欠斟酌的。”“在军事上，政府占了优势，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治。”^[2]民盟也认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3]。
国民党召集国大的命令发表后，原本积极调处中国内战的美国人感到事已无可为，遂推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再作努力。第三方面因为国民党极力拉其参加国大，感到在表明其态度之前，先有调停国共之必要。而且国共之间在国大问题上僵持不下，使民盟以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照梁漱溟的说法，“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4]。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第三方面在国大问题上的支持，国民党不想因为国大背上分裂的名声，中共则希望以此教育第三方面认清国民党的不可信，因此给了第三方面一次表现的机会。自6月以后一度沉寂的第三方面调停再度趋于活跃。
10月17日，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到上海，与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并力邀周恩来回南京谈判，以此发起和平攻势。周恩来此前即估计，国民党将“争取第三方面参加‘国大’,争取舆论同情而孤立我们”;因此“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中共中央同意他的判断，指示他“给第三者面子，参加三人会商与政协综合小组，不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对于美蒋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作历史性解释”。所以中共在明知谈判很难成功，周恩来且已准备只待国大开幕即回延安的情况下，在第三方面出于种种原因劝说周恩来回宁时，周恩来同意回南京继续谈判^[5]。
此时谈判表面上的主角是第三方面，尤以民盟为中心，参加者有民盟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缪云台，可称知名的中间派人士几乎全体出动。作为第三方面而言，其内部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青年党更接近于国民党方面，民盟更接近于中共方面。但就总体而言，第三方面希望国大能够顺利召开，以获得自己合法参政的机会，而不愿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召开国大，那样国大就缺少了名正言顺的号召力，而且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只能是国民党主宰的民意工具而已。因此第三方面此时调解国共之心还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全国形势的发展，使第三方面的调解一开始就显露败象。不给第三方面面子的首先是蒋介石。10月21日，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代表一行到达南京，然次日蒋介石在与他们匆匆见面之后，未谈正事便启程飞往台湾视察，此举表明蒋根本无意谈和，所谓重开谈判不过是敷衍美国人和国内外舆论而已。23日，第三方面与国民党代表首次聚会，第三方面转达中共提出的国府委员名额、行政院改组、宪草、国大日期、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停战及驻军地区等问题的解决办法，王世杰的答复完全以蒋介石16日声明所提八项条件为依归，几乎没有透露出国民党方面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已经预示了调停的结局^[6]。尤其是25日国民党政府军又在东北占领安东，使周恩来极为愤怒，经第三方面的极力挽留才同意暂时留在南京，但和平前景更为黯淡。
此次第三方面调停采取的方法是，由第三方面与国共分别商谈，听取意见，然后再转达彼此的意见。国共双方，一个是八条，一个是二条(中共18日声明)。第三方面原以为既是要价，总有还价的余地，岂知国共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还价的眉目来”,经过几天奔波，毫无进展^[7]。第三方面感到这样下去终无尽期，不少代表已厌倦思归，而国大开幕在即，时间不容再拖，便在28日搞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依整军方案整编进驻；地方政权依据政协决议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依据政协决议及程序，商定改组政府、国大、宪草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和国大。但是梁漱溟在讨论时认为应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还应该将方案的规定具体化，如东北军队驻地应事先规定，以免到时再起争执，出席者遂推举黄炎培、梁漱溟和莫德惠三人进行研究。三人提出东北中共军队驻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莫德惠又提出长春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这个方案得到了第三方面参加调停者的一致赞成，他们认为现在再恢复1月13日的位置“非事实所可能”,需要国共双方“衡情酌理，互相让步”^[8],而且第三方面调停者迫切希望早有成果，心浮气躁，在未事先征求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便贸然将这一方案送交国、共、美三方。然而事实全不如他们的一厢情愿。且不说就地停战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相距甚远，他们自作主张提出的东北中共军队驻地和国民党接收长春路沿线政权方案，也是中共决不可能接受的。周恩来见到这个方案后极为震怒，痛斥第三方面不守信义，落井下石，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9]!接下来便出现了第三方面调解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他们见中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自知难以成功，又不愿让国民党用作借口，便由黄炎培、罗隆基、李璜、莫德惠四人去孙科处，告以这个方案还漏抄了一条，需要补上，将其从孙科处要回。经此一幕，第三方面的调解已很难进行下去。
10月29日，蒋介石会见民盟黄炎培，民社党徐傅霖，青年党曾琦、李璜、陈启天，以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霖、缪云台等人，诱以第三方面如能先提交国大代表名单，虽中共不交，则政府亦可下令停战。蒋还对莫德惠、胡霖说，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胡霖建议找个办法将国大延期，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的训斥^[10]。但是由于中共对民盟所作的工作，也由于国民党战后诸项施政措施大失人心，第三方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反应冷淡。
第三方面提出的调停方案，未及正式提出即遭否定，第三方面的调停也失去了最初的动力。29日和30日，国民党政协代表与第三方面代表会谈，第三方面要求国民党再作让步，首先改组行政院，并表示最好由国民党与中共直接会谈，并有多人表示将陆续回沪。其间原因，李璜说了实话：“此乃有如连环，不能打开，即政府要先提国大名单，而中共要先改组国府及行政院。政府所要求者，中共做不到；中共所要求者，政府不许可。”会后孙科认为，此次会谈“简直是第三方面代表中共说话，为中共而向政府办交涉，完全丧失其公正立场矣”^[11]。然而国民党方面也感到问题的严重，孙科、吴铁城、张厉生、邵力子、陈布雷、王世杰在事后联名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目前形势，希望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固不可能，第三方面单独提出名单，在势亦有不能，因此对于十一月十二日即将开幕之国民大会，不得不作郑重之考虑”。他们建议，“此次国民大会原为制宪，而宪法为百年根本大法，自不宜在战争尚未停止之局势下开会议制，为此拟建议将大会日期再行延缓，一俟大局好转，再行召集”^[12]。但蒋介石决心已定，他知道如果接受这样的建议，意味着国大将永无开会之日，除非国民党准备接受中共的条件，而这是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就准备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召开国大，而现在他感觉时机已到，他不准备再作让步。
11月8日，蒋介石下令自11日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蒋介石同时声称，国民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之所以不能按政协决议的程序行事是因为，“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在此种状况之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结果”。他声明“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以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13]。这就封死了国民党再作任何让步的可能，因此虽然蒋在声明中表示军事、政治诸问题仍可协商解决，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手段，而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不仅中共决不会接受蒋的条件，民盟等党派也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完全是为国大开幕营造一些虚假的和平气氛而已，各战场从未真正停止战斗。
自国民党宣布国大如期召开到其开幕的短短一个月中，各方面进行了频繁的接触。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经过他们的建议，由国、共和第三方面组成非正式综合小组，开会讨论政治问题，同时由国、共、美三方非正式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直到国大开幕前，非正式综合小组和周恩来、陈诚和马歇尔参加的非正式三人会议仍在断续进行。在国民党，是显示其尊重社会舆论，对第三方面进行拉拢；在中共，“目前谈判中心工作在向第三方面解释一切系蒋美骗局”,以争取第三方面对抵制国大的支持^[14]。国共双方实际对一切早有定规。11月10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表示：现在争执的焦点，或者是政府取消国大，召开政协综合小组解决全部争端；或者是政府置中共及其他党派意见于不顾召开国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任何一种会议讨论政治争端的基础就荡然无存^[15]。而国民党根本无意停开国大。双方之所以还在谈判，目的都是为了争取第三方面的支持。只有第三方面内心尚存一丝调停成功之念，因为他们明白，国共的分裂也就意味着第三方面的分裂。但此时国民党坚持蒋介石的八条，中共则坚持自己的两条，即一切照政协决议办事，同时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在国共各执己见之下，第三方面日日聚议，但仍找不出可以使国共那怕是稍为接近的方案。于理，第三方面较倾向于中共，因为政协决议也是他们立身所在；然而于实际，第三方面无力改变国民党的立场。在现实的考虑下，第三方面内部也在分化。
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各方关注的焦点转向他们是否参加国大。国民党仍极力企图将第三方面代表拉入国大，以充实民主的门面。据民盟人士言：“近日政府拼命拉第三方面，真是无孔不入，笔难尽述，证明了政府主要只在拉拢第三方面，交出国大名单，就算达到目的。”国民党向第三方面表示：“最好各方先提名单，即不然，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部分国大名单，那怕三五个人都成，政府便可对十二日的开会，予以延期。”^[16]11月11日张君劢遂提出，由第三方面致函政府，说明如果国大延期至12月1日举行，在此期间解决各项问题，各党派可以参加，签字者即作为提送的提名名单。张君劢此举，为民社党、为民社党同仁、甚至是为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考虑兼而有之，不意却成为第三方面最终分裂的导火线之一。
张君劢提议以签名信解决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与国大开幕在即之间的矛盾，民盟诸代表出于情面或其他考虑，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天，蒋介石宣布国大延期三天举行，以示尊重民意。但在张申府、章伯钧和沈钧儒三人将此告知周恩来后，周立即向第三方面表示：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17]。结果除张君劢之外的民盟代表均退出签名。张君劢对此很不满意，表面上是表示独立行动，实际上是为民社党最终参加国大寻找理由。他表示“此后民社党不得不自由活动了”。青年党诸领导人亦借机表示对民盟向中共靠拢的不满，同时准备参加国大^[18]。第三方面在国大开幕前，终因为内部态度不一而面临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