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沙门可敬王

东晋时，佛法东流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它与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特别是与儒家文化的矛盾碰撞逐渐加剧，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沙门应不应该礼敬帝王。
佛教认为，世俗生活是苦海之源。出家修道之人，自应摆脱伦常礼教的约束，对任何在家之人，包括生身父母与一国之君，一概不应称名跪拜，只合掌致敬。有时还可以接受在家父母的礼拜。佛教的这一主张势必与倡导忠孝的名教发生直接冲突。
东晋咸康六年(340),辅弼成帝的庾冰，主张沙门必须礼敬君王，而尚书令何充却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皇帝便令礼官对此讨论。太常博士支持何充，门下省则附合庾冰。庾冰认为礼乃国家之大纲，即使出家为僧，也仍是晋之百姓，同样不可忽视礼。佛教只是个人的信仰，应在礼教框架之内。何充则认为，佛教的五戒乃辅佐帝王教化，佛法固不同于怪力乱神。佛僧的烧香、祈愿也是为了国泰民安。即使沙门不向王者礼拜，王法也可完整无损地实行。论战双方经过三次辩论，仍不了了之，维持沙门不敬王的现状。
后来重提沙门敬王问题的是桓玄。桓玄乃桓温之子。隆安二年(398),桓玄被任命为江州刺史。第二年，桓玄追杀殷仲堪叛军，夺得荆州。在他途经庐山时，派人请在东林寺主持庐山僧团的名僧慧远到虎溪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便入山相见。桓玄见到慧远，并问道：“《孝经》上讲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沙门为什么要削发呢？”慧远说：“为了立身行道。”隆安四年，桓玄以震主之威致书慧远，劝他还俗做官，信中说：“不知生，怎能知死？ 一个人困苦形神，以求冥冥黄泉之福，都是不能真正体察天地至理的缘故。迷而知返，恳望三思。”对此，慧远的回答是：“一世之荣，剧若电光，瞬间即逝，何足贪图？ 浅见之徒，惑而不悟，迷而不返。”
元兴元年(402)桓玄专断朝政，下令沙汰僧尼，并重提沙门敬王问题。他在写给“八座”(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部尚书，再加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尚书令)的信中，赞同庾冰“尊王”的主张，并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居其一，堪与天、地、道并列。追究原由，并非王者掌握着国家大权，而是因为王者具有同天地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是通生理物。天下生民依靠王者的治理与养育才得以生存延续。其恩其德，有如天覆地载。人人礼敬王者，乃天经地义之事。沙门也蒙受王者所给予的恩惠，岂能受其益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否则，理所不容，情也不安。”可见，桓玄不仅仅局限在忠孝上谈问题，从天地大德引申出礼敬王者，的确比庾冰的论证进了一步。
八座尚书在答信中认为佛法与礼敬王者是完全不同的说教。佛教主张剃发，舍亲出家，禁绝人欲，寻求永恒之报应。这些说教是礼教之外的另一种教化。否定孝亲的沙门，当然应对天子不加礼敬，此乃是无可奈何之事。因而，他们都赞同维持沙门不敬王的现状。
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也反对沙门敬王。他认为，沙门虽身在王法之中，但志在方外，心在道中。对礼敬一事，沙门深自体解，不愿做表面功夫，也不必在形式上屈身礼敬王者。佛教传入，年逾四百，更历三代，却无碍政治升平，帝王依然无为而化，理应承认出家沙门的存在。礼敬王者，实区区小事，无足挂齿。
但桓玄力主沙门敬王，认为当今主上是奉佛事法的皇帝，与过去的皇帝不一样，自当以礼事之。于是，他下令沙门要礼敬王者，并实行整肃僧侣的措施。
元兴二年(403),桓玄就沙门敬王问题致书慧远，并附上与八座的书信，请他表态。慧远写了《答桓太尉书》,信中认为，在家佛教徒理应礼敬王侯，尊奉名教。但沙门是脱离世俗生活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者。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让三宝兴隆，佛法永传，为了佛教的复兴，也绝不能让沙门礼敬王者。
后来，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系统地论述了各方的观点，慧远的主要论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家奉事佛法者，须顺从王者教化，其生活也应持守礼教。因此，在家居士，理当孝敬父母，礼拜王侯。
第二，对于游于方外世界的出家人，其生活必须完全超越世俗。剃发披衽，表示志在方外。断绝肉体上的烦恼，以示求取终极之道。沙门一旦体悟终极之道，不仅惠及一族，亦可施惠于整个世界，故与帝王治理天下之道，本无二致。因此，沙门虽然舍弃父母的恩爱不能谓之不孝；不向君王行礼，也不能说是不敬。
第三，生存是充满痛苦的三界轮回，另有涅槃的彼岸世界才是沙门的归宿。为求达彼岸，必须断绝世俗的苦恼，包括父母之情，以冥合于涅槃世界。
第四，佛法与儒教，释迦与孔子，立教方式不同，但其终极之道则一。佛教是以宗教性解脱为主的心内之教，儒教则是以政治救世为主的心外之教。两者截然不同，只有佛教才是具有超越性的终极之道。
第五，以薪尽火传为喻，说明人的肉体消亡了，精神却依然存在。
对于慧远的论点，桓玄曾提出反论。慧远是否作了回复，尚不太清楚。可是，就在桓玄篡夺晋朝王位，自称天子的当天，他突然下诏撤回沙门须礼敬王者的命令。也许桓玄认为自己是王者，为了体现宽容兼爱的胸怀，故容许沙门的不致礼。桓玄并就此事致函慧远说：“如今事既在我，当予从其略，沙门不需致礼。谨望周知。”至此，晋代发生的一场“沙门敬王”的风波告一段落。
在这场出世与入世，佛法与礼教的对峙中，主出世的佛法赢得了胜利。慧远是佛教方面的功臣。他以名僧地位，迫使桓玄心回意转，足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巨。与许多见皇帝就磕头，遇权贵就折腰的名僧相比，慧远的操行风貌，的确“独立高林”。在平时人际交往中，慧远主张，僧人既为方外之士，自当情无取舍。因而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相交游。如叛臣殷仲堪进山礼见慧远时，慧远与他共语长谈。这表现了慧远抗世独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