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结

黑格尔以来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哲学的现实情境和发展趋向的一种描述、断言或预测。1964年，海德格尔在法国作了题为《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著名讲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的终结”一语，讲演稿于1966年第一次用法文在巴黎发表。1979年，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出版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也宣告了“大写哲学的终结”。
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看到传统形而上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名存实亡，便试图用自己的哲学体系取而代之。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为自己规定了使哲学更接近科学形式的任务，认为这种任务的完成可以使哲学丢弃爱知识的名称而使自己成为真实的知识，即科学。在《哲学全书》导言中，黑格尔又指出，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它的发展是一个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它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成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黑格尔相信，在其真实知识或绝对知识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他已经实现了哲学的主题和方法的同一，存在的实体性与主体性的同一，使哲学达到了其最后的结论和最高的完满，从而完成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即终结了哲学。
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在早期也追求哲学的完成和实现。他认为哲学的实现就是作为一种独立哲学的消亡，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将最终完成哲学，哲学的实现和完成是使哲学世界化从而也是使世界哲学化的惟一途径然而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走向了对一般哲学的批判，认为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扭曲和颠倒。因此他主张用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代替哲学思辨，用经验科学代替哲学，最终把哲学导向了经验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方向，从而在为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打开大门的同时，终结了哲学的存在。
尼采通过对传统哲学的现象与本质、知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逻辑与修辞、哲学与艺术的二元论的颠覆，对知识、观念、真理、理性、精神、道德、上帝等哲学偶像的无情解剖以及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合法性，使得作为一门学科和整个文化之基础的哲学摇摇欲坠。而孔德则认为，正像哲学曾经使神学过时一样，19世纪产生的社会学也使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0世纪以后，哲学终结论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运用逻辑方法和意义的证实原则证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他们把形而上学问题看做是不存在的假问题，把形而上学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看做是无意义的，从而消解了其科学特性，结束了不同哲学体系之间无休止的无谓争论，并最终导致了一直以科学自居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命题和真理是不存在的，哲学问题的产生仅仅是由于人们使用了错误的语言去对世界作了不适当的描述。而一旦取消了哲学的问题、命题和真理的存在合法性之后，哲学所能做的只是去确定、发现或澄清命题的意义，这样，哲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就成了为科学服务的仆人，而那种科学的哲学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以杜威、奎因、塞拉斯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则断言，哲学总是依赖于文化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独立自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西方传统哲学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语言与思维，真理与实用、理性与情感、自然与文化、知识与价值之间所作的二元区分是独断而无效的。他们指出，哲学家不能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哲学家所能提出的只是假设，这些假设只有在它们使人们对其生活更敏感时才具有价值。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和等级森严的范畴结构的消解，蕴含着终结传统哲学的内在要求。
维特根斯坦早期也批驳了那种哲学成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企图，认为哲学并没有自己的问题和命题，哲学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人们不理解甚至误解语言的逻辑造成的，他相信，通过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对这些误解的澄清，哲学问题已最终获得了解决。在最终的意义上，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为思想和语言划定界限，为自然科学中有争议的领域划定界限，从而揭示科学命题之意义和形而上学命题之无意义，使思想明晰的一种分析活动，而一旦这种活动完成之后，人们就能以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哲学也就成为可以被弃于一旁的梯子。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在他看来，哲学家能够说的只是与哲学无关的自然科学的命题，而形而上学命题则是不能说的。于是随着形而上学问题和命题的消失，哲学的终结就不可避免了。
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和对哲学治疗方法的倡导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哲学终结论。哲学问题就像思维的疾病，面临这种问题的人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因此，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像治疗一种疾病，而哲学也就是一种治疗思维疾病的手段，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维的战斗。在这种疾病得到治疗之后，哲学问题就消失了，理论和哲学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随着人们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人们将直接进入日常的语言游戏，走向具体的实践生活世界。基于这一立场，维特根斯坦批评哲学家们“企图谈论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并宣称哲学的目标只是“给苍蝇指出一条飞出捕蝇瓶的出路”，“使哲学问题完全消失”，哲学的最后任务是“在人想从事哲学时使他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换言之，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终止问题：哲学的任务不是发展自己，而是悬置自己。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说消解了哲学长期以来自封的理论形式和科学特性，对哲学终结论在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海德格尔对哲学终结的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早在1927年关于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稿中，海德格尔就指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黑格尔而终结的。在1964年他所作的《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的著名讲演中和1966年在接受《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又重提了这一主题。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在西方就是形而上学，由于形而上学已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得到了完成，它已发展为表面上独立、而其内部则越来越明确地相互关联的科学，并在具有社会行为功能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哲学也走到了它的终点。海德格尔指出，在现代社会，哲学已消失在科学之中，科学已承担起了哲学迄今为止的任务：以前由哲学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领地，控制论已取代了哲学曾经占据的位置。哲学的终结已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海德格尔强调，不能把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哲学的终止或消亡，而应把它看做是哲学的完成，即达到终点。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不是把哲学的完成看成是哲学的完善，即达到尽善尽美的完满之境，而是把它看成是“全部哲学史以其最极端的可能性聚集在其中”。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的统治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最终完成的，即终结的标志。在他看来，哲学的终结显示为一种科技世界的控制装备的胜利，显示为与这个世界秩序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西方—欧洲思想之上的世界文明的开始。在哲学终结、完成之后，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性都被穷尽了吗？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种可能性没有展开，这是一种隐蔽的、作为哲学基础的最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展开就是思想。在哲学终结之后，思想承担起了新的任务。思想将进入“诗歌的、非概念的、无体系的领域”，这一领域既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能够达到的，也不是起源于哲学的各门科学可以通达的。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哲学终结论在后现代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拉康断言，哲学以形而上学的存在为对象，而存在的每一维度都是在主人话语的流变中产生的。所谓主人的话语是拉康所界定的四种话语中的一种。主人话语的特点是涉及权力的行使和知识的扩展，这一话语中的主人是指任何通过占有、控制或操纵知识来练习权力的人。在主人话语中，某种优势，即控制或权力是显而易见的。拉康认为，哲学不过是主人话语的一个变种，因为哲学以抽象性和总体性为特征，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它渴望一种类似于主人的权力，以建立起存在对语言的统治。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话语所要反对和消解的正是这种主人话语，因此他要“与一切可能被称为哲学”的东西彻底决裂，强调语言对存在的优先性，从哲学对存在的关注转向精神分析对非存在甚至存在的缺失的关注。
解构哲学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把哲学的终结看做是哲学在现时代的首要问题。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把解构“在场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与暴力有不解之缘，形而上学作为对整体、普遍、同一、必然、连续性进行追求的学说，本质上具有一种暴力的性质。因为这种追求本身是以压制、排斥局部、个别、差异、偶然、非连续性为前提的。但是德里达又认为，像海德格尔那样去克服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人们使用的所有语言都已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因此，解构就是要拆解形而上学的压制性的等级结构，就是要消解西方传统哲学中以声音为中心的声音与书写的对立，以灵魂为中心的灵与肉的对立，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使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结构和形成过程有清醒的认识，并使那些被它所遗忘或忽视的方面获得应有的关注。
后现代思潮的主将利奥塔致力于消解体系化哲学的存在合法性。在利奥塔看来，一向以“科学的科学”自居的哲学一直试图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化的证明，但它对于自身的合法化问题则从未加以考虑。哲学在历史上高高在上，以自封的“科学的科学”的权威来任意裁剪其他学科，结果造成了唯哲独尊的专制主义，哲学本身也成了思想文化的专制观念体。通过对哲学合法性的考察，利奥塔表明，在后现代信息社会中，由于知识的迅速衍生，把握知识的整体已经不可能了，人们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与此相应，作为元话语和元叙事的哲学的存在也不可能了。哲学不得不放弃它的合法化职责，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人类具体的语言实践和交流活动。
另一位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福柯也认为，不存在一门普遍的、线性发展的、称为“哲学”的学科，“不存在拥有最高权力的、独立自主的哲学”，因为哲学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有自己的“知识型”（episteme），这种知识型就是决定每一知识领域的目标、方法和结果的规则的总和。福柯通过对“话语”、“知识”和“真理”等范畴的系谱学考察发现，它们与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有不解之缘，那种脱离权力的、纯而又纯的话语、知识或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永恒或普遍的哲学观点，和用一种中立而客观的方式建立真理的哲学方法，哲学自诩拥有普遍而永恒的知识和真理，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所感觉到的只能是“总体性话语的压迫”。有鉴于此，福柯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也不认为自己的著作属于哲学这一门学科。他希望用系谱学、知识考古学取代哲学，从根本上消解哲学家对深层、终极、普遍和统一的要求。
自称为后尼采哲学家的理查德·罗蒂在分析了后期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旨趣后指出，在现代社会，那种“大写的哲学”，即体系化的、学科化的、以科学和真理自命的、作为人类文化之基础的哲学已经终结，这种哲学已“不再是一项能生存的或可信赖的事业”。随着大写哲学的终结，人类将进入一个“后哲学”的时代，在此时代，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终将式微；在此时代，哲学成了教化性的，成为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哲学家也再试图在哲学问题与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和经济的问题之间划分明晰的界限；在此时代，赋予哲学某种特殊的使命是不可能的，哲学家不能以先知和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而只能做一个评论家和顾问，作为“治疗的哲学家”而发挥作用。
一向对后现代思潮持批判态度的哈贝马斯也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由此描绘了一幅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图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将成为他律的、受外界支配的多元的现代话语中的一种，它只能扮演替代人和解释者的角色。作为替代人，哲学已碎裂为科学范式结构的一部分；而作为解释者，哲学把现时代产生的专门话语翻译成日常语言，从而使它们彼此沟通，并使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生活世界相沟通。但这样一来，哲学也就消解了自己，因为对专业话语的日常化翻译要以日常的生活世界为参照系，而不能以哲学本身所拥有的某种更为宽泛的意义领域为参照系。因此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已不可能是一门明确而统一的学科，而只能以伪装的方式不断重新出现，并与在历史上一直被自己轻视的非哲学话语共存共处。
由此可见，在哲学终结论的倡导者中，存在着三种明显不同的路线。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把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哲学的完成，即达到自己的终点；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只具有否定意义的“澄清”或“治疗”活动，这种活动将终止于人类思维的康复和语言游戏的实践之时；而那些受马克思和尼采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则试图通过宣称哲学的终结而表明自己对以寻求真理为目标，以奠定知识基础为己任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拒斥态度。在这三条路线中，哲学终结论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在西方语言中，“终结”（end）一词的古意是指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也有“目标”之意。因此在大多数哲学终结论者那儿，哲学的终结都不意味着哲学的消亡，而主要意味着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以及在这种危机中所酝酿的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罗蒂认为，只有社会的文化的变迁终止，哲学才可能消亡，哲学作为一种陶冶性的、批判性的实践活动将具有持续乃至永久的生存能力。福柯相信，虽然不存在一门哲学学科，但是仍然存在一种哲学活动、哲学生活。德里达则直接反对那种认为哲学已经完成的观点，认为那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在谈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止时区分了终止（closure）和终结（end）。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止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死亡或终结，将来无法预料和不可筹划的事情的存在将为哲学提供存在和发展机会。因此，哲学的终结只意味着哲学将丧失其几百年来所据有的王位和特权，意味着那种大一统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整个文化之基础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的哲学将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而在哲学终结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的哲学将不断产生。由此就不难理解，在一些哲学终结论者所创造的系谱学、知识考古学、文字学、精神分析学、力比多经济学、否定的辩证法、交往行为理论中，为什么可以经常发现哲学的影子。这就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终结的难言之隐仍然披戴着哲学概念的装饰，谈论哲学终结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因此，宣告哲学的终结并非是要废止哲学活动，而是意味着哲学的结构性转换和哲学的新生，意味着哲学在当代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技信息化的社会中将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以便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